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核心提示：意识形态建设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政权、主权。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工程、重大战略。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那么，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处于何种形势？又该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精彩观点：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仰——深井1000米以下的生死营救
很多人一谈起意识形态，感觉到这个事情太大、太空，无从说起，所以很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也不愿意去细想、深究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但意识形态这件事情确实很大，很重要，它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政权、主权。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工程、重大战略。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以“8·19”讲话为标志），也作出了很多批示。总书记说：“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责无旁贷承担起政治责任，绝不能让领导权旁落。”他还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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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这三年，中办先后印发了9号文件、30号文件和35号文件来通报部署意识形态的工作。2015年，中央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实施责任制，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出制度规定，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管理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今天我想谈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什么是意识形态？第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第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 首先，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就是维系支撑统治、执政的思想体系。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主要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证明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的政权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发展需求的。二是论证我们党执政的有效性。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干事的，而且必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早在1776年，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率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用英语表示是Ideology，就是观念科学。现在，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主要是完成两个“巩固”，其中一个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负面词。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他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而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使“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按照马克思所说，马克思一生都在向有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要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什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所以说，意识形态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是要倾注全部的精力揭穿、削弱、批判的。当然，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获得正面意义或者说中立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负面词汇，是从列宁开始的。列宁在与沙俄斗争的过程中感觉到，光批判别人的意识形态不行，还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让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强大的思想武器。但列宁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备战的武器，是强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发展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众说纷纭。著名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感觉到，意识形态可能要销声匿迹了。但他在著作中又提出，科技技术、消费主义也是意识形态。他说现在政府治理靠科学，科学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些问题，而年轻人已经不再信奉思想斗争这些虚无缥渺的东西了，他们更注重实际，更务实，埋头于消费主义。他认为，普通人群专注于现实生活，以消费享受为目标，而政府的治理主要靠科学技术。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消失，没有淡化，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当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反而更加重要。
（二）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建设，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那么，意识形态包括哪些核心内容？
第一点，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同志，就会在各种场合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共产主义的逻辑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愿景。大同社会是先民追求的一个理想状态，“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里程碑。追求“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无论何种信仰、何种制度安排，追求的都是美好的理想，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且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分析得出这种结论的，是经过了科学的论证的。
第二，共产主义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关于共产主义有理想信念、美好未来、目标、愿景等好几层表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要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虚无缥渺的东西，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一点一滴的进步、点点滴滴的努力，都是通向共产主义明天的坚实一步，我们每天都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美好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美好的价值，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说，理想信念是我们价值观的第一步，是逻辑起点，没有理想的照耀、没有理想的鼓舞，我们就不可能克服困难、超越当下，就不可能迈向美好的明天。
第二点，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就是原始态度的基本取向。简单理解，价值就是你认为什么值得去追求，什么不值得去追求，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依据，就是一个根本的标志。应该说，价值观决定制度、道路，决定我们的执政方式。我们有公平的价值观，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严格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大家都能够过上好日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什么是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有资本就有主义，你的话语权和幸福感是根据个人拥有资产的比例来划定的。所以说，核心价值观关乎制度、道路，关乎我们的执政方式。
第三点，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提出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等，是共产党员的方法论，是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
（三）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什么？
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特征，但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包容。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以来，“人民”的概念就拓宽了。
第二，高效。意识形态好不好，制度安排行不行，就是看意识形态服务于治国理政有没有效率。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运用十分有效，我们实现了10年翻一番，而日本是30年翻一番，美国是50年翻一番。过去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6亿多人脱贫，但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却到处干涉，到处打仗，造成10多万贫民丧生，几百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欧洲的难民潮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运动带来的恶果。前苏联跟我们是一个意识形态，虽然有区别，但总体来讲，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解体时，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4%，中国占1.6%。现在再来看，俄罗斯占世界GDP的2.7%，而中国已经稳居第二了，占世界GDP的16.1%。
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谓令人羡慕，也让人佩服，这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证明，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开放。总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自娱自乐，采用的是一种封闭的体系，“不与秦塞通人烟”。但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高度开放的。我们通过办特区、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梯度推进改革开放的视野，吸引外资，学习外国的管理方法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我们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和为贵”，要“和而不同”“和气生财”。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常搞价值观外交。无论美国搞什么，安倍就跟在后面起哄。日本作为一个二战中的战败国，罪恶累累，错还没有认，有什么资格谈这些东西？搞什么价值观外交？而且，美国真有什么正确的价值观吗？如果他真的有正确的价值观，他怎么会支持*喇嘛？在1949年西藏解放之前，美国没有一个人写过西藏，没有给西藏发过一封电报。美国若真有正确的价值观，他支持李洪志干什么？李洪志是反宗教、反人类、反科学的。
有时候，这种事情美国人自己也看不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民主国家》（The U.S.Behaves Nothing Like a Democracy）。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中国都开始开放了，胸怀很博大，态度很宽容，美国却在搞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拒绝这个、拒绝那个。事实上，美国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来阻止别国的产品、贸易和服务，阻止别国的技术转让。我们的文化贸易为什么是逆差？因为我们的文化产品无法输出到美国。我们可以看美国的电影，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却卖不过去。
所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包容、高效、开放的，是一种先进文化，值得我们去坚守。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第一个方面，“总体向上向好”。我们的战略是信心坚定，举措有力，阵地意识明确，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具体来说有五点内容：第一个是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第二个是主流媒体、主流声音传播的影响力、公信力增强；第三个是思想文化阵地更加稳固有序；第四个是正面舆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第五个是海外看好中国的声音明显增多。这就是“总体向上向好”。
第二个方面，“斗争依然激烈”。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因为主流声音已经壮大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放松警惕。所谓“斗争依然激烈”，第一个就是文化交锋日趋激烈。意识形态斗争总是从文化领域入手的，可以说，文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晴雨表。随着WTO有关文化的补充协议的签订，现在中国每年引进的美国大片达到30多部，平均每个月有2到3部。而且，不仅中国在放美国的电影，全球的电影院有一半以上都在放美国电影。美国的文化传播得很厉害，所以他有文化霸权。什么是霸权？就是领导权，就是能够一呼百应——他的东西有人要，他的电影有人看，他的声音有人响应。
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新闻传播就会发现，我们有时候盲目乐观了。有人觉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所以暂时可以把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放一放了，但实际上，在网络时代，美国的主流媒体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正规新闻、专业新闻的生产。我们总有一个错误观点，就是把数据都当成新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新闻构成数据，但数据并不都是新闻。社交网络上的大部分数据都是舆情，而不是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舆论领导能力的新闻。正规的新闻靠谁生产？靠职业媒体人。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和FOX（福克斯广播公司）这四大广播电视公司所发布的新闻信息是美国之外地区的100倍，是中国的1000倍。在全世界的新闻大数据中，汉语形成的数据仅占5%。也就是说，以汉语字符形成的正面新闻太少了。在全球网站点击率排名前100名中，有94个在美国；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关于这一点，欧洲也抗议，他们说，根服务器是服务全人类的，美国放这么多的根服务器，那不是所有的数据你都可以查看了吗？美国当时就回答说，其他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商量。直到后来，斯诺登事件爆发，美国才松口说，如果其他地方有兴趣，也可以放到其他地方去，但是现在又没有声音了。
从文化和舆论方面来看，美国在对华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是很有方法、有步骤、有手段的。美国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制定对华诫令。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调整，美国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所以美国的价值观是好是坏，从他的所作所为就能看的出来。
另外，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NHK、KBS、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等，总共有31个转播台，174个频率，用5种中国方言，围绕东京、首尔、香港、马尼拉等呈半月形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每天对华进行80小时的广播。每天进行80小时的广播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但他们在所不惜。因为这些媒体的背后有很多基金会和NGO（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比如卡特中心、福特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美国国会每年拨款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发展研究，拨款100亿支持美国之音发展。虽然中国目前GDP居世界第二，但还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太多钱来支持别国的广播事业。为什么要为别国广播？就是要制造舆论。通过夺人心来削弱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而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个“斗争”是指国内错误思潮此起彼伏。具体表现为七个方面。 一是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抹黑国有企业，曲解混合所有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全盘私有化，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二是用西方的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比如，西方总是给你设置一些伪命题——是党大还是法大？司法是不是要独立？搞不搞联邦制？搞不搞一人一票？搞不搞三权分立？这些都是所谓“宪政民主”的概念。
三是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把你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划上等号，而实际上我们讲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内涵，跟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样。
四是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和歪曲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重新评价历史，总想不断去发现“新大陆”，甚至对一些英雄、历史人物搞一些所谓的“爆料”。
五是炒作热点敏感话题，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像香港“占中”事件，他们抓住这些话题，拨云弄雨，想颠覆我们的政权。
六是抹黑反腐倡廉政策，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有腐必反是净化我们的政治生态。严格来讲，反腐倡廉是为我们的发展创造新环境、好环境，代表了新机遇、好机遇。
七是散布新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他们宣传中国要么崩溃要么危机，反正中国怎么做都不对。这就是一些公知、大V，以及一些跟西方联系密切的学者在做的事情。
第三个“斗争”是腐朽思想沉渣泛起。现在很多党员领导干部凡事“不问苍生问鬼神”。比如，*曾身为中将，但他却随身携带护身符，乞求上天的保佑。但是上天能保佑他吗？事实上，只要你做了坏事就要被抓，最终锒铛入狱。刘志军作为铁道部部长，因为在狱中表现还不错，得到宽大处理，由死缓变成了无期徒刑。但他在入狱之前，家里和办公室都放着靠山石，自以为有了靠山石就能一辈子不倒，就谁也动摇不了他，最后又怎么样？所以，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四个“斗争”是“颜色革命”蠢蠢欲动。
第五个“斗争”是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习近平总书记讲，人往哪儿聚，哪儿就是我们的主战场。现在我们的网民有6.68亿人，手机网民有5.94亿人，网络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舆论场，新闻的获取、信息的获取80%是通过新媒体。所以我们党报现在也要办新媒体，不办新媒体，网络舆论阵地就占领不了，而且网络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微信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号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个，而报纸才有1900多份，新浪微博每天新发微博是3.6亿条，腾讯微信每天发布消息121亿条，整个互联网一天产生多少条信息？——300亿条。这是不得了的。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有一个报告，是说新媒体在政治革命、颜色革命当中起多大的作用。新媒体的公信力在40%以下，但它起到了一种团结、联络、互相鼓劲的作用。一打开网络就知道哪有颜色革命，哪里在闹事，然后就知道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熟人，知道哪有免费的午餐，哪儿能取到茶水。所以，微信的力量、微博的力量是不得了的。像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薛蛮子、秦火火等人就是在那造谣，在胡说八道，这就增加了网络的负面力量，经常把个人诉求夸大为群体关切，本来只是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不大满意，他非要说成全体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都失望了，把发展问题夸大为制度问题，把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些问题、必然遇到的一些问题、世界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比如雾霾。实际上，政府一直很重视雾霾的治理问题，北京也不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在全球20座空气最污浊的城市中，印度就占了13个，新德里排名第一，新德里PM2.5指数一度高达900以上，已经爆表。但是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即使这些城市有雾霾也没有事，中国有一点雾霾就是一个大问题，而美国那么多山火没有人炒作，世界上有那么多特大事故也没有人去炒作。所以，网络这个舆论场是不得了的。习近平总书记非常英明地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传统媒体要迅速转型，加快媒体融合的步伐来铲掉网络舆论产业。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都在新媒体建设上卓有成效。人民日报的粉丝量已超过一亿，新华社也超过了5000万，北京日报在这方面也加大了力度，仅北京日报编辑部就开办了16个微信公众号，像长安街知事等，包括京报网也都在改造。长安街知事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北京时政类新媒体的一个代表型的公众号。我们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想在这个真假莫辨的互联网时代，放大传播党的声音，占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我觉得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它不仅仅反映了政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表面上看是价值观之争、制度之争，实际上是关乎利益和未来的发展之争、生存权之争。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表象是文化，焦点是制度，实质是利益。如果对他们让利，他想干什么你就让他干，别说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实现奴隶制，他们也是认可的，他们才不管你实现什么制度。所以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分工有一个固有的格局，世界分工被分为两类：一个是水平分工，水平分工就是你造鼠标我也造鼠标，你搞研发我也搞研发，你搞资本市场我也搞资本市场；另一类是垂直分工，垂直分工就是有一部分国家是造鼠标的，有一部分国家是造水泥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固有观念中，中国就是造水泥、挖煤炭，或是在iPhone、iPad生产线上日夜劳作的群体。所以，有些国家就认为，中国如果要搞技术创新、要搞资本市场、要搞品牌设计，那我的饭碗不是被你们中国砸了吗？所以他们的“大枪大炮”已经打到中国来了。中国军事实力很强，靠什么？靠的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理想，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我们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维护了意识形态，就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坚定地向前走，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实质。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意识形态光讲斗争不行，得讲建设。当然，针对错误，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但更要丰富自己的“弹药库”，丰富思想理论基础，要教育、唤起民众，这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第一，要以中国梦教育为核心，巩固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信。总书记对目标、理想、愿景的阐述有好几个层次，中国梦处于中间环节，承前启后，不过于具体，但是也不遥远。共产主义是个远大目标，是人类大同。中国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中国梦在理想信念中处于一个核心环节。 中央对中国梦有很多指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细化，分解成四个指标。 一是江山永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江山寸土不丢。国土庄严，要誓死捍卫。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都是中华好山河，钓鱼岛不能丢，黄岩岛也不能丢。我们从汉代以来就大概保持这种国土格局，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二战后所规定的，是我们作为战胜国的一个成果。民族复兴第一个条件就是江山永固。如果分疆裂土，成何体统？我们要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二是民族团结。56个民族是一家人，灿烂的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历史上有四代九朝大合并，通过迁徙、贸易、通婚、战争等，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能分离，即使内部有过打打杀杀，但那是自家的事情，我们终究是一家人，我们的文化是共同的文化，我们要一起去执着地坚守。
三是国力强盛。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比较强大，到近代才积贫积弱。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认为，公元元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6.2%，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到公元1500年时是世界第一，到了公元1820年，占全世界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的产出总和12%。所以，麦迪森乐观地估计说，中国要恢复历史地位，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中国的GDP必须占到世界的20%。那什么时候能达到呢？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当然，按照购买力评价是达到了，但是按照现在的货币兑换体系，中国现在才16%多一点，还差一些。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肯定能排第一，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
同时，大家要记住，国力强盛可不仅仅取决于GDP的占比。历史上，我们有很多GDP比别人高却被别国打败的情况。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GDP是我们的八分之一；甲午战争时，日本的GDP是我们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都被打得七零八落。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中国给乾隆贺寿，但他实际上是为了探察中国的情况。马戛尔尼从天津到广州跑了一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大清外强中干，要摧毁大清的军力，只要寥寥数艘军舰即可。果然，鸦片战争时，几艘英国军舰打得清朝皇帝不知所措。其实，清军有强大的海防，但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炮台不能左右移动；火药落后，爆炸性不强，杀伤力太弱。后来，有报道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共损失69人（其中很多是在舟山、宁波一带吃海鲜之后得疟疾拉肚子死的），而清军死亡2万到2.5万人。这难道不是沉痛的教训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GDP是用茶叶、丝绸、香料等商品构成的，有时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构成的，我们没有GDP的耐用度。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GDP耐用度。GDP增加之后，还能不能有持续的效率？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概念：GDP的重量。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GDP一直在增加，但是构成GDP的产品、原料、重量没有增加，为什么？——其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如果我们不在技术创新上赶超世界一流，就免不了落后挨打。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关村的时候就讲，中关村一定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些重要的核心技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卖给你，天下没有这等好事。所以，要想国力强盛，就一定要重视科技，重视自主创新。没有先进的技术，我们不仅上天不行，就连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都不能完成，因为当今经济结构的产业链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不是你想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分工已经完成，要想在产业链、价值链中擅动一个环节，就得把别人挤掉，没有核心技术就根本不可能完成。
四是文化昌明。光有一身肌肉还不够，真正的强者要不怒自威，要以柔克刚，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要有软实力，但不能单凭软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建设是同步的。软实力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或者是只能发挥微弱作用，只有软硬兼施，软实力才能大放光彩，硬实力才能更加强大。我特别欣赏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公元627年－649年），我觉得那是古代政治的辉煌巅峰。从《资治通鉴》里品读那个时代，心情特别爽朗——政治开明、天下安定。唐太宗很有手段，他也开疆拓土，但他更怀柔天下，以文化人。
历史上曾经有个康国（古代中亚民族国家）遣使要求归附大唐，唐太宗觉得“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这是唐太宗的原话，说这事不能批，就是康国想归附大唐，大唐没有批准，你看多牛（后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居国王为都督）！
唐太宗就是因为有这种魅力、威信，有这种软实力，所以周边小国、部落共推他为天可汗。大家共同推中国的皇帝做天下共主，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建设要上来，文化建设也要加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增强我们文化的传播力、话语权。文武双全，软硬兼施，方能达成伟大目标。 以上是关于中国梦的讲解，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梦教育为核心环节，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要牢固树立这个信心。
第二，要以文化建设为抓手，凝魂聚气，固本强基。各地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只要有一件事、一种产品，就是一方文化——文化变得无处不在。很多人在给文化下定义时，未对作为价值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加以区分。我个人观点就是，文化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文学艺术被称之为文化，是因为文学艺术用文字、色彩、造型描写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欲求；哲学宗教被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哲学宗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的归宿；制度风俗被称为文化，是因为制度风俗约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物质器物环境被称为文化，是因为物质器物环境或多或少地承载了人想要表达的观点、价值和意义。如果山上随便滚来一块石头，你就如获至宝，把它藏起来，别人会说你脑子进水了。所以，文化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化附着在物质载体上，但我们不能把那个载体称为文化，而必须把它内在的价值、意义抽出来，才能称为文化。我们不能直接称讲师、博士、教授为知识，也不能直接称二胡、小提琴为音乐。所以，对价值和载体加以区分，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就会豁然开朗，而且文化的路径也会相对清晰。 区分了价值和载体之后，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价值是靠载体传播的。内因的价值非常精致，甚至有时候比较玄妙。文化的价值相当于一个纯情少女，不可能跑到大街上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即使她看中了如意郎君，也是通过书画传情，通过非常婉约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价值传播经常是以直接表达、大喊大叫为主，缺少“红叶”，缺少“手帕”。美国的价值传播为什么强大？因为他的“红叶”多，“手帕”多，结合强大的技术和流通手段，他生产制造传播文化符号、文化载体，能自由地把他的文化产品递送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形成了文化霸权。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形成文化霸权是由于他价值先进吗？我觉得不一定。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的文化霸权就是一个载体的霸权，因为他的载体太强大了，太有吸引力了。比如，麦当劳小孩都要去吃。我们弄的快餐，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来设计，快餐就是吃快一点，用一个很粗糙的盒，装点米饭再弄点汤，稀里糊涂吃完了赶火车，这个快餐怎么能成为一种文化。麦当劳叫做快餐，但吃起来一点不快，人们在那赏心悦目，可以听音乐，可以感受氛围，可以品尝汉堡包的各种滋味，这才是文化。所以，这提示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创造能够自由流通、跨越、交换的产品。这是硬道理，没有产品，什么都不表达，产品成为“库存”也只是自娱自乐。只有产品多，并且在全世界流通，中华文化才能够形成软实力。
第二，载体只有蕴含价值才是文化产品。我发现，我们对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定义太宽泛了，把那些与价值意义内容不直接相关的产品也大多计入文化行业。有时候我们的数据很好看，百分之十几，俨然文化产业已经是支柱产业，但不表达内容、不表达价值、不传播意义，产值再大，它与软实力也不直接相关。所以，撒切尔夫人在当首相的时候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把铁路、邮局都给私人部门了，但有两样东西不能卖，一个是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是白金汉宫。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立宪的象征，BBC是他的喉舌，是表达内容和意义的，哪能随便买卖！撒切尔夫人说过，永远不要害怕中国，因为中国只能生产出口电视机，而不能生产电视机里播放的内容。内容是干什么的？内容是塑造心灵、塑造灵魂的。我们没有能力构建内容、出口内容的话，那我们怎么进行文化建设？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去？所以，我们不要把不表达文化价值的产品麻木地统计进文化领域。搞文化就要搞内容，搞内容就要表达价值和意义。
第三，价值和载体不是一一对称的关系。我们不要误解为一种载体只能表达一种价值，或者是一种价值只能靠一种载体来表达。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林黛玉，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莎士比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积累和想象力对艺术对象、文化做出与众不同的解释，每个人都是参与创造的。所以，《诗经》流传最广的就是《毛诗》，《毛诗·大序》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种感情萌发在内心，要用语言把他表达出来；说话写作已经不能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就用长吁短叹来表达；长吁短叹也不行，我们就放声歌唱，长歌当哭，用歌声表达自己情怀；咏歌之不足，就让我们跳舞吧。在古人心目当中，跳舞是最强烈的抒情方式。所以，你看看一种感情有多种表达方式，言语、嗟叹、咏歌、手舞足蹈。这提示我们，对于文化创造而言，要尽可能创造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要雷同，不要千篇1律，不要枯燥单调。所以，我们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那么多产品，但实际上我们表达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的核心价值，通过不同的素材、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文化、共产主义价值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所以，总结一下，所谓的文化研究，就是从载体寻找文化价值的过程；所谓的文化建设，就是为价值寻找载体的过程（能给价值寻找到一个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载体，是了不起的）；所谓的文化传播，就是一句话——让价值随载体风行天下。这是我讲的文化的价值和载体。 文化还有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为文化是特殊品。很多人急功近利，以为文化就是一手钱一手货，今天投入明天产出。不是这样的。文化经常是此时投入彼时产出。2000多年前的投入，今天还有产出，兵马俑不是这样吗，长城不是这样吗。此地投入彼地产出。大剧院建了，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大剧院周边的房子因此而提升了价值。一个城市之所以美誉度高，就是有著名的文化设施，文化给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此种投入彼种产出，投进去的是真金白银，但收获的不一定是这些，特别是我们从事宣传文化事业的，花不少钱的，但我们收获钱吗？不是！我们是收获两个“巩固”：共同奋斗思想基础的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巩固。只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钱花多点、投的多一点是可以的。
第三，树立大宣传理念，共建美丽精神家园。
大宣传理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现在方方面面都在讲大，但我觉得必须大的应该是宣传，宣传不大不行。
第一个是大家。大家一起上，宣传部门牵头，党政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一起动手，形成合力。宣传核心是一把手要抓。宣传是一个美丽的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我说一把手抓宣传，很多人以为宣传就是宣传自己那点事，到处嘀咕，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是，宣传首先是跟党中央看齐，保持一致，传播党的科学理论，这是宣传的第一要义。第二，要重视软实力建设。我刚才讲唐太宗善于把自己的权力转为权威、转为威信、转化为无形资产。第三，不断追求新知识，善于用智慧来领导大家。如果一把手不会说话，他就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老百姓就不跟他走。我说：一把手讲话前三页都是宣传思想工作，讲意义、讲目标把大家说服了，大家才能跟你一起上。拆迁、举办重大的活动，人齐心不齐，大家对你的做法有看法，老百姓想不通，那你的工程能朝前推进吗？根本不可能。
第二个是大尺度。在首都从事宣传文化事业，必须要全过程、全覆盖、全媒体。
全过程。不要把宣传思想工作理解成在大楼里看看电脑、敲敲键盘、发发文件。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线在宣传管理的一线，信访办、街道办、拆迁办都是思想工作的第一线。我们经常把宣传思想工作理解为是一个出了事，然后想到宣传部长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在谋划发展的时候，在安排资金的时候，在安排重大工程的时候，必须把利益关系搞清楚。你别看这个是行政任务，他关乎你的价值观。搞规划看似是一个空间规划，但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规划。你把老城区的平房拆了，是给富人建花园，还是给老百姓建安居房，这个是不是价值观。在哪里建，建什么，补多少，这都是价值观，都是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宣传思想工作与经济社会进步截然分开。
全覆盖。北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资源丰富，有中央单位，有部队单位，我们在搞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候，首都资源有没有整合起来，社区可用力量有没有为我所用。另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谓的“蚁族”，我们的宣传有没有辐射到他们。所以，要想办法，实现全覆盖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各种机制把我们的宣传力量投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大家都联系起来。我在西城区的时候，一定要建一个社科联。我为什么要建西城区社科联？因为西城的社会科学力量非常强，但没有西城意识，认为他是首都人，跟北京市人没有关系，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得想办法，没有西城的身份，我给你一个赋予西城的身份，什么身份？社科联委员、社科联副主席，这些社科名家也乐于参与。我们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全覆盖。
全媒体。报纸、电台、报刊、网络、新媒体，而且包括黑板报、标语。不要小看标语，标语是最原始的板块。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到处发标语。各种手段都要上。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发展新媒体被很多人理解为传统媒体转变为新媒体，或者是媒体融合，不是这样的。新媒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媒体、社交媒体，是一个大家一起上的媒体。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这么多的部委办局，大家一起发声，微博、微信，众志成城，真正形成我们的网上长城。
第三个是大众化。我在管理论教育的时候讲过，理论教育不能空对空，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大专家讲老百姓的话，要让原理变道理，方法变办法。一句话，就是要落实总书记的指示，做好看不见的宣传。把你的动机、态度、主张、价值倾向巧妙地隐藏在故事背后，让人感动地潸然泪下，然后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这才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最高境界。我们对于看的见的宣传比较擅长，大声亮明自己的观点，搞一个大的活动仪式，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是，对于柔软的宣传、看不见的宣传这方面经常不到位，这是需要我们补课的地方。
2012年，卡梅隆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宴请卡梅隆，聊到高兴处，卡梅隆讲，他说中国人很喜欢3D电影。理由就是他说我的《泰坦尼克号》3D版在中国卖出去的票房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我认为，中国人喜欢《泰坦尼克》绝对不是因为你的电影是3D，3D技术的确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但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喜欢这个悲情故事。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行驶，船撞冰山，危在旦夕，船身倾斜，船上的旅客纷纷跌落大海，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船员把妇女儿童送到救生艇上，毅然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了殉职的准备，船尾的几个乐手穿着燕尾服，努力保持自己身姿挺直，演奏圆舞曲。最感人的是电影的两位主人公，已经掉落在冰冷的海水中。这个时候是考验男子汉的时候了，与眼前的美女萍水相逢，一块小小的浮木仅够一人求生，如果两个人抓，两个人都得死。这个时候，男主角是放还是不放？最后男主角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对女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这一刻，感天动地。一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成为世界上的最强音，很多人为之落泪。中国人有吊儿郎当的，有不讲道德、不讲法律的，但是中国人是一个群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灾难到来的时刻，恰恰是考验我们的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总能够众志成城，众多的抢险救灾、抗震救灾英雄层出不穷，就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曾经播出过一个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故事。这个故事每每让我想起来就会感动。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华北大地，地动山摇，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这个时候在唐山开滦煤矿吕家坨矿深井1000多米处，还有1万多工人在作业，领头的叫做贾邦友，是一名转业军人，当时是吕家坨矿的革委会副主任，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贾。地震袭来，一阵剧烈的晃动，断电、停风、停水，眼前一片漆黑，老贾知道大事不妙，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自己1000多个兄弟安全地疏散出去，他找了身边的几个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成立临时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第二个成立临时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指挥部和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几个议题，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撤离，撤离的顺序是什么。在深井1000多米处，距通风口有10里路，峰回路转，一团漆黑，而且有的人在深井1200多米处，有的人在800多米多处，有的人在400米多处，怎么走出去？如何有序撤离？经过简单的讨论，老贾决定，首先让从外单位到吕家坨矿帮忙的工人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客人。第二，让一线采煤的工人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最辛苦。第三，让井上到井下临时帮忙的干部先撤，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井下生存的技巧，然后是一般员工，最后是总指挥部，最后是老贾自己。
撤离的时候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年纪大的同志一定要有年轻人陪伴；第二个，女同志一定要有两个男同志前拉后推，互相扶持，一个都不能丢。我们想象不到当时撤离的艰难，就是走到深井处，因为地震，机械升井已不可能，最后只能攀爬临时救急的垂直100米的铁梯，那个铁梯如果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即使是专业电工爬到一半也会双腿发抖，有可能掉下来。很多女同志爬到三分之
一、二分之一，尽管有前拉后推还是要下来，经过反复几次最后才升井。在老贾的指挥下，撤离有条不紊地进行，外单位到吕家坨矿帮忙的工人撤完了，大家拍拍老贾的肩膀说老贾我们撤了，你保重；一线采煤的工人撤完了，领头的拍拍老贾的肩膀说老贾我们撤了，你保重；临时到井下帮助的人撤完了，领头的拍拍老贾肩膀说，你保重，我们撤了，大家都拍拍老贾的肩膀先走了。到凌晨8点30分，老贾最后一个撤离，当老贾的半个脑袋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先行撤离的1000多人齐声呼：看，老贾上来了。老贾颤颤微微地站起来，一言不发，两眼泪双流，因为这个时候他说不出话，也不需要说话，整整五个小时，见证了老贾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也见证了老贾是一个中国男人。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唐山人产生了由衷的敬意，真的是了不起。7.8级大地震，在深井1000多米下，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把生的机会让给普通群众，让给老人，让给女同志，党性、人性齐放光辉。由此，我也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了一则关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真实资料。真实的泰坦尼克是什么情况呢？根据一些乘客保留下来的记录进行核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有乘客319人，200人幸存，幸存率是63%；二等舱乘客有269人，117人幸存，幸存率是43%；三等舱是669人，172人幸存，幸存率是25%（其余数字被省略）。泰坦尼克号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豪华游轮，生存的几率跟金钱、地位、所处舱位是划等号的。而在唐山7.8级大地震时，在深井1000多米以下，我们把生的机会都留给了普通人，留给了最辛苦的人，留给了客人，留给了女同志。所以我们在搞宣传思想工作时老怕找不到素材，讲不出道理，实际上素材就在我们身边。
我老讲，“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能讲好故事，就能争取到主流舆论，就能弘扬正能量。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在与希勒合写的《动物精神》一书中，讲过这么一段故事。他说，人类之所以有许多动机，是因为有许多故事，如果没有故事，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人们对重要事情记忆的要点是根据故事来排列的，人类思维方式是以故事为前提的。因此，他认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前提是要会讲故事，讲不好故事，你当不了总统，当不了企业家，也当不好思想宣传工作者。当然，领导人要会讲经济故事，企业家要会讲道德故事，思想宣传工作者要会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美丽故事，把那些素材故事挖掘出来加以整理、广泛传播，让正能量遍天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就大权在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