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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材料)

发布时间:2020-03-02 04:46:49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昨日媒体披露,广州火车站酝酿大改造,现有主体建筑将拆除重建。改造的原因是广州火车站设计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下的实际客流量。目前初步计划2016年开工,用时30个月,其间两年春运停止发车。

对此,人们直观的关注点或是“春运不发车怎么办”,这的确是个大问题,需要有系统的应对之策,这里暂且搁置不论。笔者关注的是,广州火车站大改造计划既然提上议事日程,具体项目说起来也已有鼻子有眼,另一个相关议题就很有必要提出:改造正处于“前期研究阶段”,可否同步研究火车站搬迁的可行性?

如果只论改造的必要性,似乎并不复杂。仅是设计日发送旅客能力3万人次而实际到发约11万人次,春运最高峰日均接发旅客达23万人次,就足以证明广州火车站“老”了,改造重建都应该猛鼓掌。然而,破解窘境还有上下策之分,改造是不是上策或者唯一的选择,则要加以分析,以权衡其优劣得失。

伴随广州火车站的30载历程,有荣耀也有苦涩。其一度因盗抢、诈骗等案件高发而有“全国最乱火车站”之说,成为令人担心的“危险区”。这固然与整治不力有关,但其位于市中心,一公里半径范围内火车站、省市汽车站密集,加上20多个批发市场招来庞大的人流物流,导致流花地区乃至临近三元里一带乱象众生,不得不“重兵压阵”来管理就几乎是必然的局面。如果火车站继续扩容,客流量更大,又将如何应对?

在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物流加速之下,铁路枢纽依然设在市中心区,且继续扩大规模的思维应该说落后了。大城市要么搬迁旧火车站,要么维持规模而通过建新站分散客流,减轻中心城区的交通、治安等压力才是正道。广州建南站就是如此,选址远离市中心的番禺区建“新广州火车站”,而不按有关部门意见在火车站原址上改造。广州火车站春运高峰期被迫采取异地候乘应急,尤其是2008年冰灾造成数十万人滞留的“恐怖景象”,反证了南站选址的正确。

此次计划改造广州火车站后站台增加到20个,广清城轨等3条城际铁路接入,南广、贵广高铁也有接入预留。看上去是四通八达了,理论上人流疏散也快了,但伴随大量人流涌入火车站和周边地区是必然的。基于周边空间有限背景下的改造,等于只是将火车站自身的“肚子”撑大,增加客流接纳量,要给不堪重负的火车站“减压”恐怕会“用错药”。

说有必要讨论搬迁广州火车站,应该不是想多了。多年前,一些渠道就传出省市与铁路部门有过探讨搬迁广州火车站,且有省市“不惜代价”之说,可是火车站一直坚守“黄金地带”。此次“由广州市牵头出资”的原地改造或属无奈之下退而次之的选择。从现代化城市布局上看,处于城市核心区的火车站搬迁应该是上策。至少肯定的是,在地铁、公交、城市快速公路线网不断延伸而构成系统之下,火车站搬迁异地的接驳并不是问题。一切的关键只在于各方能否形成共识。

追星被父砍死”折射家庭教育迷失

13岁女孩子小红(化名)沉迷追韩星不爱上学,声称“我爱明星比爱父母重要”,身为父亲的李某在长期争吵后失控,持刀将女儿砍死,而后割腕自杀未遂报警投案。近日,北京市二中院通报,李某被检方指控故意杀人罪,法院已受理此案。(4月3日《京华时报》)

青少年沉迷追星无法自拔,一次又一次击中人们心中的爱与痛。越过那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沉重叹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寻找悲剧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从而防范悲剧的再次发生。这一次,透过“爱明星胜过爱父母”,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影响。

“追星”之所以从个体偏好演化为一种社会现象,源于偶像满足了青少年特定的精神需求。专家认为,个人的兴趣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疯狂追星就是其中的一种。信仰的片断化和细小化本身不存在对与错,但如果缺乏正确引导,悲剧就不会停止。

面对“哈韩”女儿,李某并没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父女矛盾难以调和的背景下,情绪失控的他选择用残忍的方式结束女儿的生命,这样的伦理断裂和人性坍塌,让原本就不算幸福的家庭雪上加霜。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正是“暴力育人”的陈旧观念,让父女关系不断恶化,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最终上演“追星被父砍死”的意外伤害。

女儿的“少不更事”,既是青春期叛逆的产物,也是李某长期溺爱的结果。在没有追星之前,女儿一直是李某眼中“争气的孩子”。可是,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儿却走上了疯狂追星的道路。面对不再听话的女儿,李某从最初的甩

耳光,到最后的“拔刀相向”,失范行为不断累加,暴力随之升级。然而,暴力不仅没有管住女儿,反而让李某失去了女儿,自己也将面临法律的惩罚和内心的煎熬,这样的结局,让人痛心不已。

嫌弃母亲相貌不佳、父亲没本事的女儿,并非没有得到过爱;没有工作、靠低保和岳父岳母接济的李某,并非没有为人父亲的责任与担当,只是他对爱的理解和表达有偏差——满足女儿的物质欲望固然是一种爱的表达,忽视和女儿的对话和交流,不能走进女儿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一种爱的缺失?

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许多家长并不缺乏对子女的爱和关心,却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差、教育方法的错乱,让孩子和自己都成为受害者。“追星被父砍死”的悲怆,说到底就是教育迷失的产物。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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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三公”经费公开越细越“好看”

首席评论

□滕朝阳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提出“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详细公开,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有关情况,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信息”。

这几句关于“三公”经费公开的规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丰富的信息,有的看到了“所有……都”的规定性,有的则看到了“细”的趋势。比如,因公出国(境)不仅要说明团组数,还要细化至人数,这在从前似乎很少见。细化到人数,也就是落实到了具体的人头上,总不能瞎编。所以,某次出国(境),几人去了,都谁去了,就可以一目了然。有的地方官员出国几十次,若不是自己炫耀式地说出来,有几个人能知道他有如此丰富的出国经历?

以前,人们常抱怨“三公”经费公开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不是因为公开的东西过于专业,而是过于笼统、过于含混、过于大而化之。比如,很多地方说某年“三公”经费比上年减少多少多少万元,看上去真是成效卓著,但何处减了、为什么减了,却往往不得其详,由此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如果改变粗线条式的公开方式,“三公”经费越来越细化,那么可以相信,只要稍通文墨且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公开“好看”。

其实,去年11月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就要求建立国内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信息公开制度。接待清单要如实反映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接待费用等情况,作为财务报销的凭证之一并接受审计;对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等情况,要以适当的方式公开。不少地方根据这一条例出台了实施细则,接待清单就进一步细化为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姓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接待场所、费用以及接待陪同人员情况等内容。是不是还可以再细化呢?当然可以。比如,完全可以在接待清单之后附上菜单(如果用餐的话),就像人们报销药费时那样细列所开药品名目及数量。这样,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是不是用自助餐接待,吃的是不是家常菜。

“三公”经费公开清单越细越透明,越细越“好看”。此处所谓“好看”,不仅有“便于看”的意思,也有“给你好看”的意思。那些以公务活动为名,行吃喝玩乐之实的官员,眼看着自己的行为表现白纸黑字地一一记录在案,能不感到“难看”而有所收敛吗?以前,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似乎是你看我、我看你,细化到什么程度仿佛没有共识,走在前列的也不免有点彷徨甚至有点羞涩。如今,国务院提出了新要求,可说是提供了“三公”经费公开的标准模板,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不“有样学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在实践中,“一分一厘”与“一丝一毫”都应看做是写实,而不应视为极而言之,没有“一分一厘”、“一丝一毫”,何来十百千万?而要做到不乱花“一分一厘”公款,“三公”经费公开就不能不呈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确知这公款花在何处,才能恰当地评估这公款是不是“乱花”。

(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不能坐等蔬菜市场“姜你军”

近期,生姜价格一路攀升,部分地区姜价直追猪肉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记者近期在济南一些蔬菜市场、超市见到,生姜价格大多在18元/公斤以上,部分超市生姜价格超过20元/公斤。这一价格,自2010年以来就从没出现过。(4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

生姜价格持续暴涨,市民忧心忡忡。“姜你军”卷土重来,表明“菜贵伤民”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缓解。然而,生姜价格暴涨,并不代表其在农民的菜地里就开始“姜你军”了。事实上,菜农的生姜售价依然偏低,并未从“姜你军”中得到多少实惠,“菜贱伤农”的状况依然存在。“姜你军”卷土重来,只不过是蔬菜市场失去理性的具体体现。如何化解“菜贵伤民、菜贱伤农”困境,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有所作为。

首先,不能坐等蔬菜市场“姜你军”。要摆脱“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圈,可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指导大型连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企业直接采购蔬菜,优先销售滞销蔬菜,稳定蔬菜市场,避免菜价暴涨暴跌。

其次,有关部门应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蔬菜市场行情,及时向各地发布准确的蔬菜市场信息,避免菜农盲目跟风种植一个品种,引导菜农种植适销对路的蔬菜,鼓励菜农多种植反季节的大棚蔬菜和精品菜,提高市场竞争力。

再者,可由地方政府牵头,在各地借鉴和推广上海的做法,给蔬菜价格投保。此举可以降低菜农种植风险,将政策性业务和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既保障市场供应,平抑菜价,又减少菜农损失,充分调动菜农种菜积极性,统筹兼顾市民和菜农的双重利益,从而有效缓解“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问题。

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调控政策不能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着眼制订长效措施。不仅要在菜价过快上涨时,采取措施平抑菜价,更要在菜价异常低迷时,出台保证菜农利益的措施。可以适当兴建冷库,增加蔬菜储备规模,调剂季节供需,以保证菜价相对稳定,避免菜价大起大落对菜农和市民造成的伤害。

更重要的是,要着力减少从菜地到餐桌之间的环节,疏通蔬菜销售渠道,降低环节成本,严格把守“两头”:一方面,监督蔬菜企业公平交易,严禁其蓄意压低蔬菜收购价格;另一方面,督促蔬菜企业诚信经营,防止他们囤货居奇、漫天要价,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教育部网站近日公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纲要”说,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

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方向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

“纲要”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强调传统文化教育,只是说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

按照强调什么就是缺乏什么的“传统习惯”,我们可以推断,教育部大概认为现在民族精神、道德情操和人文涵养的缺失,需要用传统文化来补救。

传统文化在中国就像中医,遇有社会疾病,人们就想起到传统文化里寻医问药。在许多国人的观念里,法律是西药,可以快速治疗急病大病,而传统文化是中药,可以对“病人”进行调理。

但在我们的课本和课程里,似乎从来不缺传统文化。我们读古文,既是学习欣赏文言文和古典文学,也是学习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德格物,立己达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对这些古代名言都耳熟能详。

这几年还掀起一股国学热,到处都有国学班,随时可见国学大师。一些老板为了追国学“新潮”,花费数以万计的钱去名校就读国学。他们学到了用易经推算命理,用孙子兵法指导商战……

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要学习,但传统文化果真是治疗当前问题的特效药吗?显然不是。一些贪官污吏在被发现前往往都是“教育家”。他们也会在教育下属时引用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古代名言和典故。而我们的学生争相出国留学,也肯定不是到外国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中国的沉疴痼疾中发现了传统文化的许多糟粕,认为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民主和科学,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有了长进,但还没有发育健全。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现代意识的教育,包括民主、科学、公平、正义、平等、法制、民本思想、契约精神、公民意识等等。这些概念尽管也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只言片语,但还是缺乏系统思想和连贯描述。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基本常识和现代意识教育,让学生知道国以民为本则民以国为家的逻辑关系;知道依靠关系办事是因为社会没有建立契约关系;知道应该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上升为公民精神;知道只有“立己”、“正心”、“崇德”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完善法律和监督制度;知道只有实现公平正义平等尊重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文化有辉煌的过去,需要发扬继承,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教育部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只会加重教育的病痛。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单独二孩”政策在广东落地了,广州有意生二孩的父母们欢天喜地去申请,不料被杂七杂八的证明碰了一鼻子灰。据称,由于市里未出台统一的办证流程,各区办证时所需资料、表格、要求等各不相同,以致令市民晕了头。不过,有报道说,市计生局昨日已组织培训,规范各区统一办证程序。

一项新政出台,组织培训,规范办事流程,无疑必要。尤其是计生问题,政策性强,涉及社会公平,统一流程也应该。但从人们吐槽的种种遭遇来看,显然绝非一个“流程规范”那么简单。比如,有人早办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事人员却称该证明没用,得另开证明;同样内容的证明仅仅因表述略有差异,也要重开;有的单位早解散了,但仍要求开“单位证明”,等等,不一而足。

专门办的独生子女证却不能证明独生子女身份!人口信息早已联网,计生部门只需一查便知,但非要居民跑断腿到一个个机关去开繁杂的证明手续!这些几近荒唐令人窝火的事,难道只是办事流程规范的问题?往轻了说,是某些承办者认死理,办事少灵活性,或者“严格认真”得过了头,但在居民的观感里,却分明透着公权力的傲慢刁难,以及人性化的缺失。

实际上,市民为办“单独二孩”遭遇的种种办证难题,恰恰是“证明证书”泛滥的现实社会所遇到的普遍性困境,那就是为了一个“证明”要办一连串的“证明”来证明它,但最终办成的“证明”却什么都证明不了。比如,曾有报道说,有位老人去申领本人的养老金,但接待者非要让其提供自己活着的证明。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政府部门许多所谓的流程设计,只考虑机关办事的规范统一,审核方便,却不想百姓为此要平添多少麻烦不便。正所谓“小科员一句话,老百姓跑断腿”。

计生办证难是近年颇受诟病的公众话题,其根子就在于社会管理理念的失当。因此,在协调“单独二孩”办证规范的同时,更要强调人们观念的转变。一要认识到能享受二孩政策的市民并非靠恩赐,更不是占了“天大便宜”,而是其基本权利,犯不着用“防偷防盗”的心态待之;二要真正树立服务意识,承办者固然负有把关审核之责,但其实质则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多从百姓的角度换位思考,否则,本来一项好政策,却办得让人们怨声载道,那就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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