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常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3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时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虐，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找到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14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
57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71 一直以来，不少官员都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觉得自己官位大了，审美品位也就比别人高了。在经济领域上，他们或许会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说到政府形象和地标设计这些事，他们却自觉要比任何专家都还内行，总是意见多多指手画脚。
128，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的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135，换句话说，这是漠视历史脉络、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的纯粹美学观点。城市秩序的界定者（往往是官员）把它硬套在一座又一座活生生的都市之上，就像他们喜欢林荫大道和 壮阔的广场一样，认为好看美观的城市就是现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城管”扫荡小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罔顾市民生计、削足适履的形象工程。
271，所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会同意，“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