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1978～1984年)
我国建国后基本复制了原苏联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形成并逐步固化了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在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下，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被称作是国营企业。顾名思义，国营企业就是由国家或者说政府来直接经营的企业。它不是一个独立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是国家政府机关的一个附属物。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放生产力，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高度集权的国有国营体制，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以放权让利为重点，开始调整国家和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解决政企不分、以政代企问题。从1979年到1984年，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在扩权的同时，国家还以两步利改税政策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是国家参与国营企业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种改革。
二、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1985～1992年)
在改革的这个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在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正是沿着这样的改革思路，我们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在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探索中，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具有自主权的经营管理制度。但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突出问题是，企业分配向个人倾斜，包盈不包亏，助长了企业重生产、轻投资、拼设备等短期行为。同时，企业承包制按一户一率，企业不能公平竞争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1993～2002年)
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提出了法人财产权的概念，要求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这是对两权分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改革思想的指引下，加快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并在1994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部重要的商法典。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选择了10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加上各地方选择的试点企业，中央和地方共选择了2500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试点。
1、1997年发生了亚洲经济风暴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那些超速发展而对风险毫无预警的著名企业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发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该年度成
了企业史上的一个“崩塌之年”。
1997年许多国企遭遇了暴风雨，又由于国企本身的痼疾，使当时的国企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看一下1997年国企是个什么状态【视频】
可以看到这个棉纺厂的机器都已经停了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有关部门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以一系列数据证明，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劳动时间、税收等）都相同的情况下，国企的劳动成本要比私企高许多，这就是国企无法同私企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国企效益不好，我们不得不减员增效，这使得那时候出现了许多下岗职工。
我们家那有许多棉纺厂（棉一到棉七）就在这段时间，那些棉纺厂都倒闭了，街上早晨出现了许多穿着那种工作服的阿姨买煎饼什么的。
国企令人堪忧。
2、
当时的总理是朱容基，他承诺在他任期的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下面是一段朱总理当时说的一段话。【视频】
我们从“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这两个形容词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国企的困境让人们认为3年让国企脱贫是不可能的，出乎所有观察者意料的是，朱镕基竟如期总现了他的承诺，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企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我们希望培养出一些像韩国大宇这样的一些混业经营的企业，当时叫综合商社，结果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突然发现大宇破产了。发现这样的综合商社仍然不能抵制金融资本主义的攻击，所以在98年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叫国退民进，一直搞到2003年左右。
(大宇集团1967年由金宇中创建，初创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70年代侧重发展化学工业，80年代后向汽车、电子和重工业领域投资，并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经营范围包括外贸、造船、重型装备、汽车、电子、通讯、建筑、化工、金融等，有系列公司29个，国外分公司30多个。大宇集团曾经为仅次于现代集团的韩国第二大企业，世界２０家大企业之一，资产达６５０亿美元。在一代人的心目中，金宇中及其大宇集团是韩国的象征。超速发展的背后，大宇背负了高额的债务。在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大宇集团不得不走上破产清算的一步。)
最能体现朱镕基“国退”决心的事例发生在中国的胶卷产业。
3、1998年两会结束后(地雷阵5天)，朱镕基签署了一个看似很大胆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被称为98协议，柯达提出之初，许多人觉得荒诞不经，接受不了，可是
柯达现状：98协议可追溯到94年，当时美国柯达在日本富士的强力冲击下，节节败退，背负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柯达正如一艘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
要摆脱困境，柯达只能扩大市场，于是CEO裴学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
中国现状：如果说柯达的现状是焦头烂额的话，中国的感光行业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国营企业的所有痼疾都在胶卷业集中地暴露出来：巨额的重复投资，缺乏技术消化能力，市场竞争乏术，机制僵化而管理混乱。中国几个感光厂的债务加起来接近100亿。
所以柯达急需扩大市场，而中国急需改造感光行业，因此这让朱镕基在第一时间就下决心冒险一试。
在这个过程中，朱镕基始终是全行业购并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骂成是“卖国贼”。在一个视察场合，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在后来的5年里，柯达对收入囊中的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它对公元、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厂相继投入上亿美元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柯达的全球制造基地，对挽救无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辽源胶片三厂则进行经济补偿，将之关停并转，三厂员工都按工龄长短获得了相应的安置费用 （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4、国退民进的概念是，国有资本从一些领域中当年叫做完全竞争性领域（国家统计局统计这些领域有154个），国有资本从这些领域中退出，有20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化清晰，进行私有化改造，国有资本就退缩到一些资源性和能源型的领域里面去。
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放小”被简单地认为是“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
那个时候有一个冰棍理论，该理论比较经典的阐述如下：“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许多国企私有化后的新主人只是对国企的收益部分感兴趣摄取到手中，原有的负债和职工则通过种种渠道剥离出去。在赖掉债务、原有职工推向社会之后，国企内部的问题变为社会的问
题.........冰棍被吃掉了，冰棍杆儿、包装纸污染了环境。
认识到了冰棍理论的诸多不利，该理论也就成为国企改革中一个历史名词，被记住而不再被简单认同。
到目前，已经有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市、县已经几乎没有国有企业了。到2003年在国务院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新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这种“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我们的国企改革曾经和现在都遇到过很多问题
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出资者、管理者、经营者，因主观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同时发生的现象，主要形式有：股份制改造和拍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假破产真逃债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在产权交易过程中，评估机构恶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假合资进行套钱；
决策失误，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和国家工作人员乘企业关、停、并、转、包、租、合、卖等机会，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犯罪等.《科龙变局》，本书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从2001年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格林柯尔突然演义了一场“蛇”吞“象”的收购——入主科龙电器集团；随后，又陆续发生了2003年以来的超常规扩张——先后收购了美菱、亚星、襄轴等上市公司，开始打造世界级冰箱帝国的白色梦想；顾雏军入选“央视2003年度中国经济人物”；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5年，科龙帝国轰然倒地，顾雏军被拘押，这一从天堂到地狱的商业传奇。科龙的故事，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难忘的教训！
导致郎顾直接交锋的是郎咸平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活动。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当天，郎咸平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
郎咸平称，顾雏军的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郎咸平昨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可能是因为自己三年前曾披露德隆的问题，而三年后的今天，德隆果真出现问题而崩盘，印证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当自己最新围绕格林柯尔的学术研究得出上述结论时，顾雏军坐不住了。由此，格林柯尔也成为第一家公开回应“炮轰”的企业。
6月17日，联想集团CEO杨元庆突然豪掷巨资，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杨以个人名义从联想控股购得7.97
亿股股票，按当日平均股价4.18港元计算，杨元庆购入股票总市值高达33.328亿港元。联想集团官方表示，在交易完成后，杨元庆持有联想集团8.7%的股份，为最大个人股东。
通常会存在国企老总把国家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的嫌疑；国企实行MBO，若监管不利会使国有资产流失。在中国现在国有企业和公有制 企业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MBO这种方式很难做到程序公正。因为，它是内部人，因为它有信息优势，因为它掌控了谈判的位置。企业为什么发展？关键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职业经理人出现就是分工专业化的需要。鼓励MBO的文化是毁灭性的文化，是对产权的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