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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发布时间:2020-03-04 06:39:16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Thematics on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s

Research Method Innovation

刘杰

要: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主题学,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

Abstract: Thematics,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of 19thcentury, ha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Great outcom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combining with Thematics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introduction of Thematics has important impact upon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s research angles and horizons, literature arrangements and cultural analysis in methodology.Key words: Thematics;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echnique

中国叙事文学以小说和戏曲为主,包括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叙事诗等。中国文学历来以诗词为宗,小说戏曲地位不高,神话故事则在系统性方面不如西方神话,民间传说主要采用口耳相传的形式,缺乏文献载体的稳定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存在重诗词等抒情文学,轻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现象。近百年来,随着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地位的日益提升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叙事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既有传统的文献整理和保存,又有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和消化。主题学的借鉴和吸收,因为对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叙事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契合

关于主题的概念界定,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常被采纳的定义是:“主题(theme)有时可以与‘题旨’互换使用。不过,这个词更常用来表示某个含蓄的或明确的抽象意念或信条。”1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主题常与母题、类型、原型等概念同时使用,彼此混用不清,主题一词目前还没有被一致认可的明确统一界定。

与主题一词内涵不明、外延宽泛的特点相比,主题学(thematics)则有相对统一固定的界定,弗列特里契(W .P.Friedech)和马龙 (D.H.Malone)把主题学界定为“研究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2陈悸、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用研究对象界定的方法来说明主题学的概念:“作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个别作品中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和主题,而是不同作品中,同一题材、同一人物、同一母题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主题学经常研究同一题材、同一母题、同一传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学中流传的历史,研究不同作家对它们的不同处理,研究这种流变与不同处理的根源。”3陈鹏翔认为:“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原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4

作为一种被自觉运用的研究方法,主题学源于19世纪中叶格林兄弟的民间故事研究,之后有阿尔奈(Aarne)首倡、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en)完成的国际通用AT分类法。

20世纪初就有中国学者尝试把与西方类似的故事类型分类法运用于具体的个案故事研究,其中成绩突出的有顾颉刚及稍后的钱钟书、郑振铎、周作人、赵景深、茅盾、钟敬文等,他们分别从民俗、神话、文化等视角开展了主题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20 ——40年代文学主题学的创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1924年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1927年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仅体现了顾氏深厚的传统文献功底,还凸显了顾氏对西方实 12 [美]艾布拉姆斯著,朱宝鹤、朱荔译.欧美文学术语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9页

转引自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社,1982.190页 3 陈悸、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47页 4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载陈鹏翔.主题学论文集.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5页 用主义思想的理解与应用。顾氏以历史演进的方法探讨孟姜女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演化规律及其真相,提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学理论命题,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科学贡献在于突出体现了合情推理诸形式在人文科学中的恰当应用。“顾氏的目的,在于将古代故事演变的真相复原出来,顾氏将中国传统的文献材料和历史演化的西方观念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几近天衣无缝。” 可以说,顾氏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5在顾颉刚历史演进方法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主题研究的新成果,仅发表在1928年至1929年《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就有潘家洵的《观世音》,杨筠如的《尧舜的传说》、《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方书林的《孔子周游列国传说的演变》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曾经一度停滞的主题学研究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主题类型的编写,主题学理论的探讨,主题个案研究等方面齐头并进,共同促进了中国主题学研究的繁荣。

对中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的编写,早在1937年就有德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编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和宁稼雨的《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等。

陈鹏翔《主题学与中国文学》是台湾学界主题学理论探讨的代表,谢天振《主题学》则标志着主题学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另外,王立《主题学理论与历史证据——以王昭君传说为例》、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等,都积极参与了中国主题学理论的探讨与建构。

个案研究则有刘若禹《中国游侠》,龚鹏程《大侠》,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马幼垣《中国通俗中的包公传说》,陈鹏翔《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等。另外,一些小说研究资料汇编,单独安排本事部分,具有主题资料汇编的意义,如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等。

5 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04) 综上所述,虽然顾颉刚没有使用过主题和主题学的概念,但是“顾颉刚的主题学研究,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主题’、‘主题史’、‘主题原型’、‘主题史与主体的关系’等主题学研究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同时也确立了主题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6他所创造的 “历史演进”和“地域的系统”、“故事的眼光”等研究方法,开启了后世主题学研究的重要思路。之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主题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则表明,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学之间的契合,必将引发一次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二、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意义

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言》中提到:

对于那些兴趣主要在中国的研究者来说,这个索引不仅在民间故事研究本身,而且可能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方面有所帮助,至少能帮助了解中国部分人民的情况,即了解农民和源于农村的城市平民……事实上一个熟悉中国民间故事的人,可能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和特点,这些对于其它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通常是不明显的。例如,普遍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但同其他国家比较,她有极为丰富令人赞叹的关于巧女的故事……其次,浪漫的爱情故事曾和中国人的观念相悖,但在民间却明显地得到赞赏和珍重……再次,尽管在士阶层中极为敬重儒教,但中国的儒生通常是被嘲弄的对象,许多聪明的学者是骗子和无赖。

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叙事主题学的重要意义。中国叙事学以小说、戏曲、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俗文学为对象,雅文学和俗文学相互影响而又各异其趣是中国文学总体发展趋向的主要特征之一。要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更新和方法的改进显得尤其重要,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当中,叙事主题学无疑能够为我们在该领域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6 王春荣.20世纪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社会科学辑刊,2006(06) 首先,有利于研究角度的调整。

众所周知,俗文学在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受众等方面和雅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直接导致了故事流传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稳定性较差,口耳相传的作品尤其如此。即便是以相对稳定的文本固化形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之间,同一故事情节在不同文本中被任意增删修改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文本的繁杂多变无疑给我们的文献整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以往的研究往往是以单一的作家、作品和社会为对象,很少考虑不同的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叙事文学时往往会碰到一些问题,对一些故事主题进行分析时缺点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叙事主题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局限于单一的作家作品,采用单一的角度来关照这些主题的话,往往会忽略主题的历史传承性和当下变异性,极容易造成分析层面的文化分析的误植现象。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会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叙事主题的复杂多变性为我们提供了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思路,因为,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演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可以说,主题的发展演变,是地域文化差别和时代思想变化在文学领域的直观形象化表现,主题学提倡在观察问题时采用一种动态的角度,而非传统的静态角度,这无疑对传统研究角度提供了有益的创新和补充。

其次,有利于研究视域的扩展。

传统的研究往往把文学划分为若干历史时段,分解为不同的文学样式,形成各自为阵的现象。这种研究格局近年来不断受到质疑,要求突破传统藩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正如有学者认为:“固守某一特定的文体、单个作品往往会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较为重视雅俗之别,文体之别,这固然有着重视‘人民性’、术业专攻等历史原因,也不无必要,却不能由此反证追寻其间联系是无必要的。显然,在学科整合的今天,对于有些课题与视角,了解雅文学还不够,还有了解俗文学、口头文学;而且正眼去看那些狭义的文学,对惯于谈论鬼灵怪异的民间传闻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这种一元而非多元的文学发展观,也应当改变。推而知之,从主题发展意脉上看,文体的超越往往成了题中自有之意。”7叙事主题学 7 王立.关于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些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9(04) 的出现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叙事主题研究以故事类型为研究对象,探讨相同的故事类型在不同文本之间的发展演变情况。叙事主题学致力于更宽泛的研究视域,既打破了不同作品之间的界限,又打破了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甚至打破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形成一种不同作品之间,不同文体之间,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网状研究视域。

再次,有利于文学史相关观念的变化。

自1988年《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后,有关文学史书写的探讨便不绝如缕,书写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文学史观念的问题。顾名思义,所谓文学史观念就是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主题学的引入,对重新认识文学演进历史尤其是古今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们在看待文学发展演变过程时,往往存在薄古厚今和以古非今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割裂了文学传承性,极易走向简单化和极端化。主题学和这两种倾向不同,主张古今贯通,主题学提倡对叙事主题做追溯探原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主题学把同一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等量齐观,并不存在厚此薄彼观念,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古今孰轻孰重的无谓争议。这显然和中国自古以来的变通思想不谋而合,《文心雕龙》就强调:“夫设文之体有常,而变文之数无方”,“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另外,主题学对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创新也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文学史的编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自上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出现后,各种文学史众采纷呈。在编写体例方面,文学史大致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时间为经线,以作家作品为纬线;另一种是以文体为经线,以作家作品为纬线。两种不同的体例虽然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他们自身固有的一些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如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的文本差异和主旨演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文学史很少关照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受主题学启发,笔者认为,尝试编写一部以故事主题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串联各类作品的文学史,无疑能够弥补现有文学史的一些缺陷,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学史编写体例方面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这一工作是需要众多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来完成的。

总之,主题学的引进,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观念,避免薄古厚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以古非今的固步自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文学史编写体例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主题学影响下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主题学涉及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不同的主题演变千差万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主题研究没有规律可循。总体而言,主题研究包含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究主题发展演变历史,梳理不同时期的文献材料,对比不同时期的表象和变化。横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分析特定历史时期影响主题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把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那么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首先,从纵向角度看,叙事主题研究该做到不立一宗,惟求其变。 顾颉刚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说:“我对于变化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她的变化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它在第一时期如何,在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近真的。……这样的‘不立一真,惟穷其变’地做去,即使未能密合,而这件故事的整个的体态,我们总可以粗粗地领略一过。8这种古史演变的观念被顾氏运用到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当中,顾氏并没有试图恢复孟姜女故事的原始面貌,而是着力梳理故事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探讨影响这一过程的社会文化原因。受顾氏启发,笔者提出“不立一宗,惟求其变”观点,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点是不立一宗和不立一真的区别。“宗”带有主观色彩,通常是由后人追述的结果。追述者和追述对象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隔阂,当一个历史事实被追述者通过某种形式复述出来的时候,无疑,它已经加入了复述者和复述者所处时代的因素,复述的产物并不是历史的还原,而是历史事实和事实复述的结合体。因此,任何悬于历史时空一成不变的实体是不存在的,试图根据文本等历史遗迹按图索骥,完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只存在于理想和愿望之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8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现代评论,1925(01) 并不大。“真”指叙事主题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是可以复制的。任何故事的演变都是由一系列历史环节组合起来的,每一个演变过程可以看作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传播主体思想观念的艺术真实反映,主题学要探讨的,正是这个演变过程的真实面貌。总之,叙事主题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探讨故事本原,而在于探讨故事发展的真实面貌,这是和注重辨伪考证的传统文献学不太相同之处。

第二点是关于求变和穷变的问题。与相对单一固定的文本研究不同,主题学研究的是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传播载体中的演变情况。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方面,学者们经常会提到涸泽而渔这个词,这当然反映主题学研究者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叙事主题往往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势必会出现材料难以穷尽的问题。一个叙事主题流传时间越长,文献越多,那么它涉及的文化主题相对越多。如关公故事,涉及到历史、宗教、民俗、政治等诸多领域,想要穷尽各种文化现象和故事主题的关系也是相当困难的。基于文献材料与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笔者放弃穷变的提法,提倡求变的方法,并非推卸包袱,而是正视现实。

其次,从横向角度看,叙事主题应该做到融会贯通,交叉研究。

如果说叙事主题的纵向角度侧重于文献梳理,属于历时性研究的话,横向研究则侧重文化分析,属于共时性研究。同一叙事主题在不同时代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形态变化包括故事情节、文本载体、文体样式、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形态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异,在进行共时的文化分析时,不能固守一隅,而应融会贯通,采用多角度、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

首先是文体交叉

不同的文体,不但在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效能。因此,研究者习惯把不同的文体分列出来,甚至形成文体与文体之间互不相关的局面。过分强调文体的个性而忽视文体之间的交叉影响对于故事主题的研究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任何叙事主题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文体传播,要全面了解叙事主题,必须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

以水浒故事为例,一般人很容易把水浒故事和《水浒传》划等号,其实早在《水浒传》出现之前的宋元话本中就有水浒故事,如《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就记载了大约六种以梁山英雄为主人公的故事,元杂剧中水浒戏也有几十种之多。《水浒传》写定之后的明清两代,水浒戏的数量更是不少。这样,要全面研究水浒故事,就必须打破小说和戏曲的文体界限,探讨同一故事主题是如何在不同文体之间演变发展的。至于水浒故事如何从历史演变而来,又如何影响到一些民间习俗,则是文学与历史、民俗关系的问题了,属于一个更宽泛的研究视域。

其次是学科交叉

故事主题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因此,主题学不仅仅是文学的研究,还是基于文学的多层面、多领域研究,采取学科交叉的方法也就理所当然了。

以西王母故事为例,众所周知,西王母是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主题。西王母故事首先是一个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被纳入到道教神仙谱系,成为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仙真。唐代,西王母在道教中的尊神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宋代开始,西王母逐渐进入民间信仰,演变成无为老母,王母娘娘等形象。这样,西王母故事就涉及到神话、宗教、民俗甚至更多的领域,要全面了解西王母故事的发展演变,就必须采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乐黛云曾经对主题学寄以殷切期望:“……主题学还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何以会提出同样的主题;同时也研究有关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创作心态、哲学思考、意象传统的不同并对其继承和发展进行历史的纵向研究等等。会通中西文学,开展有关主题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9当然,任何一种新学说的引进,总有一个初步适应到融会贯通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立足中国已有的学术传统,充分认识主题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积极探讨主题学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则我们离“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目标不远矣。

9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中外文化与文论,19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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