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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打造一个纯洁的党.

发布时间:2020-03-02 10:01:41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中国新闻周刊:打造一个纯洁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否面临一场信仰危机?有多少人因纯粹的信仰而入党?” (相关链接: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

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里,面带微笑的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邓声明遇到了美国记者“尖锐”的提问。

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邓声明和其余10位来自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台办、中央外宣办、中央党校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11位新闻发言人身着正装,面带微笑坐成两排,以座谈方式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来自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吉米的提问“毫不客气”:“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近8000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纯粹的信仰而入党的?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些实际的目的,比如说事业发展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邓声明站了起来,没有因 “敏感”而回避。“少数极个别的人入党以后违背了党的宗旨,或者说不再体现先进性,有的甚至成为了腐败分子,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退出机制,我们叫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

回答中,邓声明坦承现实中的确有极个别人“入党动机不端正”。他表示下一步,一方面要对提出入党申请的人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一方面也要在其入党后“加强教育”,同时还要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

信仰危机?

作为CNN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变化,他认为,在共产党内部,信仰的危机显然存在,很多党员出于名利而并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底有多少人“入党动机不端正”?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没有回答,但对吉米提到的信仰危机,邓声明持否定态度。

“我们党现在有7799.5万人,将近80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我们的党员99%以上都在生产、工作、经营管理一线,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拥护党的主张,信仰党的理论,认同党的宗旨,追求党的先进性。”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吉米称,会前他做好了被对方回避的心理准备,但“结果还算满意”。

与官方的回应不同,中央党校党建资深专家叶笃初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本身逐利的影响,有些党员走进了利益误区,产生了先己后人的思想,对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认为,对党的信仰深刻程度并不完全一样。一些青年学生为了就业而入党,也有一些为了捞取好处而入党,还有一些人受左的思潮影响,把现实问题归咎于所走的道路错了,因而丧失信仰。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甄小英称,关于是否面临信仰危机的争论“不足为怪”, “尽管有些人一开始对党的认识不是很深刻,但可以在实践中加深认识”。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朱昔群把信仰危机看作“信仰感”的缺失,他认为,信仰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比较抽象,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把党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现实的”,即党员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朱昔群认为,培养信仰感需要有效的组织生活,通过“组织生活”让党员在组织里找到归属感,让党员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获得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和寄托。“这也要求把党内民主落到实处,让党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尊重的一分子。”

90年“扩容”史

在11部门发言人亮相之前,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在“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

长期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变化的孙应帅记下了这一最新数字。孙应帅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是国内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孙应帅说,“建党近90年来,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由小到大,已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一大”时的党员人数因历史文献参照的困难而出现不同的数字,有53人、57人或60人等不同的说法。孙应帅倾向认为当时的数字为53人。

在孙应帅看来,中共近90年的党员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轨迹受到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孙应帅举例说,建国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党员得到迅速发展,到 1927年党员已发展到近6万名。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员的发展出现了一次负增长,白区的党员损失殆尽,党的六大也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召开。

中共党员的第一个恢复性增长是在1928年以后至解放战争时期,由1928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建国初的449万人,人数增长100余倍。

建国后,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很快产生了第二次增长高峰,至1956年八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突破1000万人,是1945年七大时的8.8倍。此后,党员数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党员整体数量的第三次大幅增加是*时期,”孙应帅说,毛泽东在整党建党中提出“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的思路和要求。党员人数由1969年的2200万迅速增加到1977年的3500万。

改革开放以来,党员扩容再次经历两轮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制度建党”与干部 “四化”,约90万名老干部退到

二、三线,8万多名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干部队伍中来。从1982年到1992年,全体党员的数量也由 3965.7 万增加到5100万,十年增加1200万。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新时期 “全面建党”的大思路指引下,党员数量和构成再次呈现显著变化,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与十六大、十五大相比,分别增长了l3%和25%。而2009年,这一数字已接近8000万。

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使不少人担心党员数量和比例增加过快将影响党员整体质量;另有人担心,过多数量的党员有使党发展成为 “全民党”的危险。1

有人统计,按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21亿人估算,60年来全国人口年均增长1298万人,增长率为2.4%。而至2008年底,60年来党员人数年均增长119万人,增长率约为26.5%。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49年的0.83%增长到2009年的5.75%。

孙应帅称,党员在数量上增速偏快,但绝对数与比例的增加过快同党员质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他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党员数量从6万降到4万,出现负增长,但党员总体质量和在全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减少而提高。“*”时期,“突击入党”虽然使党员的数量增加了,但党员的总体质量也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各类 “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先进分子。 2003年,中组部对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入党试点,至2007年,私营企业主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超过其总数的三成。2008年,全国非公有制单位在岗职工中有党员358.2万名,而全国238.5万户非公有制企业中,38万户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企业总数的99.4%。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很高,但这种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现象到底好还是不好,还有待观察。”孙应帅语气中略带怀疑。

动机“多元”

何谓入党“动机不端正”和“动机不纯”?朱昔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动机不纯一般指“入党做官”的思想。从政党存在的本义上来说, “入党做官”很难说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做官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为人民服务,一种是利用公权谋私利。不能简单地说“入党做官”就是不良动机,只有入党做官,做官谋私两者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视为不良动机。

甄小英同样承认入党动机多元化的存在。“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曾讨论过。为了保持党员先进性,入党时有严格限定,发展党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即使入党后,有些党员动机不端正的,可以通过教育使其端正。

甄小英说,有些人明显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意,行动上也不贯彻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有些官员腐败、脱离群众,这些都是入党动机不纯的表现。

叶笃初表示,入党动机不纯的外延很大,比如目前有些大学生为了就业、考公务员而申请入党,这些与“入党做官”“为己私利”应该区别看待。入党动机不纯的现象自从有了党那一天就存在,以功利的目标入党,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这些可以在入党后进行教育、引导。

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表示,共产党始终坚持质量重于数量,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发展党员的时候有“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 四个原则。

2009年,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批准加入的有297万人。也就是说,大概每7个申请人当中只有1位被批准入党。

“退出”制度化

2009年,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试图以强化党员主动退党和推行处置不合格党员票决制为突破口,使党员队伍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这份旨在完善党员退出机制的文件中,将党员的退出分为主动退党和被动退党两种情况,明确党员退出程序,细化退出具体步骤。

主动退党只需要经过支委会审核、党员大会讨论、上报备案即可退出。

该文件称,按《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一名党员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不愿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词和党员义务,或不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愿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可以提出主动退党。本人提出要求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同意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工)委备案。另外,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教育不愿改正缺点和错误的,也可以主动退党。

对于被动退党的则需要经过调查核实、初步会审、谈话、讨论表决、上报审批以及材料归档。

被动退党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1.“三不党员”,即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2.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核实确实不符合党员条件,且帮助教育后仍无转变或不愿转变又不愿退党的党员。对这类党员应当劝其退党,对坚持不退的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除名;3.上年民主评议党员中被做限期改正处置,限改期满后仍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4.影响较大,严重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

同样,该文件中要求:要分清党员主动退党与被动退党的区别,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使退党者能心情平和,没有思想包袱。“对平时表现较好,能发挥党员作用的党员,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使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如果经过帮助教育后还坚持要求退党,则不做硬性挽留。”

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材料时主动介绍,“自文件出台后,那些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党员,都及时与党支部联系,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因此他们至今未启动过党员退出程序,也未处置过一名党员。

显然,兖州的试点更像是一次警告,其规范意义大于惩处。

朱昔群补充说,虽然目前没有为主动退党者设立专门的退党程序,但存在类似机制,只是现实中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而已。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将其除名。

叶笃初则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大量退党的事情,只是某些人对有些问题不高兴或不满,发牢骚喊退党。“党历来重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硬性劝退、开除党籍的规定,也有柔性的一面,对于一般的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一般还是批评教育,进行挽留。”

甄小英建议,有些人不一定非得犯罪才清退,对于那些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影响不好的,要坚决清退,“这部分人混在党内,不利于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影响党的执政形象”。

上述专家均认为,如何完善退出机制,使得入口严格,出口通畅,形成组织内的良性循环,正是下一步中共党建工作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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