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再难出贵子]寒门再难出贵子
标题不是耸人听闻，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像古代那样，通过自已的勤奋努力，跳入龙门，一展平生所学，实现平生之志已然去而不返。
拿某城市来说，近年来各个学校的中考状元，或者高考状元，基本家里都是条件很好的，家长都是开跑车的主，还有住别墅的，家庭条件都非常之好，这样的家庭出这样的孩子，可谓锦上添花。其实这些学生成绩好，除了家教外，还有就是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类培训班，甚至私人家教等，成绩能不好！
再反观我们那个时候读书，成绩好和家庭条件几乎是反比，班上同学读书好的，都是家里贫穷的厉害的，因为这个原因还一直被学校老师做榜样宣传，可是不出20年，世道已经变了，要说学生的智力，差别真不是太多，但是，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再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见识上来说，起跑线而言，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这个时代甚至还远远不如我们童年那个时候更公平„„“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当下的高考政策。诚如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所问：“保送、加分、自招、交流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事实上，不仅“寒门再难出贵子”，不仅贫困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失去信心；在求职上，贫穷学子同样处于劣势。现实屡屡表明，竞争者的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于是乎，“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断二代”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
寒门再难出贵子。寒门即贫寒百姓家徒四壁者，贵子则是金榜题名之人。通过繁琐僵化的科举制度，寒窗苦读数十载寄希望于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进士、举人，从此改变家境名利双收。这一思想似乎自古便扎根于普通百姓的脑海。为什么科举受到人们如此的推崇而那些金榜提名者更是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条改变出身跳出所属阶级的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诚然经商、务农、甚至啸聚山林都可以富甲一方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相比于这些依靠读书来改变命运它所需要资源更少更容易被大众接纳，几只毛笔几捆竹简从师问道便可踏上一条求学之路，即便家中一贫如洗亦可以凭借凿壁窃光、如囊映雪之法不辍笔耕。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即便科举制度过于僵化八股文法屡遭痛批依然难以撼动其地位。通过较少的投入凭借自身的天赋、勤奋来改变出身和阶级，比拼的重点更多在于个体，这就是为什么寒门子弟对金榜题名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阶层固化”中的阶层是什么样的呢？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是的，不只教育求职与权力息息相关，财富的分配也与权力密不可分——早有学者指出，离权力中心越近风险越低，获得的财富越多，而离权力越远风险越高，获得的财富越少。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寒门难出贵子”的另一面，是“豪门才能出贵子”。在我看来，要想“寒门出贵子”存在可能，要想避免阶层进一步固化，归根结底是要约束与规范公权力，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
北大农村学生只占一成 穷孩子没有春天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 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截至昨日，原帖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3000多个回帖，还有不少网站转载。
“成绩是用钱堆出来的”
发帖网友linyang222是一所中学老师，他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上个月中考结束，学校有5个孩子上了重点线。他们都来自开跑车、住别墅的家庭。这个月，这几位学生的家长们还商议送孩子去澳洲参加夏令营。
“反观我们小时候读书，成绩好和家庭条件基本成反比。班上同学读书好的，家里都很穷。”linyang222感慨，“现在的尖子生，除了家庭教养外，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 ，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 不出20年，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起跑线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linyang222直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
农村娃上大学要付出更多
他的观点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有网友跟帖说：“良好的教育确实需要大量金钱，胎教要钱，早教班要钱，各种兴趣班要钱。我亲戚家的孩子才五岁,在教育上已经投入六位数了，学了钢琴、芭蕾、绘画、英语等。”现在小升初考试比拼的不是学科成绩，而是奥数和英语。这两门就得家长去砸钱上培训班。 网友“小洋很忙”说，以某重点高中来说，今年上北大、清华的就有十几个。其中一个班上全部上重点线，2个出国、1个香港、5个清北，剩下的全是211和 985的高校。全班62个人，家庭是一个比一个好，从政的、经商的，最差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农民、打工仔家庭的只有那么一两个，而且绝对是那种对孩子超级负责的家庭。
“我绝对相信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出高考状元，能够上名校，但是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所吃的苦头，真的比家境优越的孩子要多得多。”网友“青青木瓜香”说。
“面对城市学生，我们丧失了基本竞争的机会”
昨天下午，记者在华科见到了雷磊时，他刚从广州回到武汉，还在为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努力。三天前，他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讲述自己上大学经历的稿子《走到只剩我一个》。这两天，他接到了邻镇好几个大学生的电话和邮件。之前他们素不相识，这些人辗转找到他的联系方式与他联系，只是为了跟他说一句，“看了你的稿子我们很感触，感同身受。”
农村尖子=城里差生？ 雷磊的经历是众多农村大学生的缩影。他出生在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6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过了一本线，但他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选择复读。一年后，他以全县第五的成绩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
但一进学校他就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同班一名女同学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从她的口中他得知，那所学校中一本上线率竟然达到了97%。“我的成绩太差了，只能上这所学校。”女同学的话深深的刺痛了雷磊的心。
“农村的基础教育太差了。”雷磊说。小学时，他就要走7公里山路去上课，每天早晨天没亮就打着火把出发了，走到教室就筋疲力尽，很多学生一去学校就打瞌睡。
他们邻近的两个镇每年适龄学生近千，只有
五、六个人能考进县中。而有时候，全县一年都没有一个人能考进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几率几乎跟买彩票差不多了。”雷磊自嘲说。他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全乡有史以来考上最好大学的学生。
想上好大学全凭自学
农村的孩子不是不想考大学，而是他们考不上好大学。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农村学生在起点上就输了。”雷磊说。“这些差距在中小学时就埋下了。”在农村，不要说培优，连幼儿园都没有。
农村学校待遇差，没有老师愿意去。像他所在的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毕业于陕西师范的老师一个都没有。
上大学的N个条件
雷磊总结说，在农村想考上一个好大学，必须具备N个条件：首先你得生在一个殷实之家，可以供得起你上学的花费；其次你的父母要有很强的意愿培养你成才；而且你得在高中之前就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一门心思学习；最后，你还得有个聪明的脑子。“要同时具备所有条件，你才有可能在那种环境下考上一二本的院校，差一个都不行。”
据他了解，他们全镇有史以来考上全国排名前15大学的人只有四个，还全是复读生。
上大学太难很多人放弃 由于读书那么难，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又那么小，现在农村的读书无用论越来越抬头。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了。他以前的小学中年生源也逐年下降。 “这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自然减少的原因。”雷磊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他们那里上小学，每天要行走7公里，由于中午吃不到饱饭，学生们个子都长的特别矮，而且每天支出10多元，一般家庭都有2个孩子。他们那边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左右，要是供两个孩子读书，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这些隐形的条件就把很多农村孩子淘汰掉了。”
现在他的压力也很大。10年前，他们家是村里第一个盖起小楼房的。但为了供他和妹妹读书，到现在房子都没装修。而村里其他人家早就盖好楼了。雷磊说，“家里很多亲戚都不相信我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说上大学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划不来。”
今年，他家一个亲戚的女儿考上三本大学，女孩的父亲没让她去上，说还不如出去打工。这也让雷磊感到很茫然。
资源不平等
昨日，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向记者证实，近几年，他接触到进入北大的湖北考生，绝大部分家境殷实，父母不是公务员就是知识分子。
20年前“寒门出贵子”，20年后“寒门难出贵子”，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朱怀球表示，“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暑假期间，武汉市25中语文老师（武汉市学科带头人）林晓红和同事一起进行了家访。她发现，在家庭清贫的学生家里，除了课本外，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书籍，孩子阅读面比较窄。他们的父母通常因忙于生计，对孩子的教育仅限于吃饱穿暖，孩子的学习上，鲜有问津。而现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看考试成绩，综合素质愈发重要。
武大四大名嘴之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副教授尚重生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首先，高考的题目对于农村的孩子不利，比如考试中出现的一些网络语言，农村的孩子可能没接触过；其次，“寒门学子”大多信息面狭隘；再次，寒门学子社会关系匮乏，不利于他们的发展。尚重生提出了担忧：未来“贫二代”越来越多，社会断裂，贫富矛盾增多，不利于社会安定。他说，寒门孩子成功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应该更懂事，不能自暴自弃。
近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红遍网络。其实何止寒门，即使是衣食无忧的工薪阶层，生活小康的都市一族，只要我们非富非贵，就很难出人头地。现实无情而又明晰：我们的社会已经分层，平民上升通道渐趋关闭。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正被一次次颠覆：人生而不平等，有志者不一定事竟成，吃得苦中苦也成不了人上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小爬虫，被权贵的树脂裹缚，禁锢，终成一个个琥珀，成为这个时代的标本。
底层人群的恶性循环：穷—没机会受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继续穷 穷孩子上名校越来越难北大农村学生只占一成
有一种说法：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主要看能力，学历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对此，我要说，学历重要也不重要。如果你的家庭出身背景，能够为你铺平一条通往职场 的道路，能够为你搭建一个平台供你施展能力，那学历对你就不重要；反之，如果你无权无势无背景，除了一颗还算好用的脑袋和一双任劳任怨的双手外无人可靠，那学历对于你就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身份牌。总而言之，出身越穷苦，学历就越重要。
既然学历对穷学生如此重要，那他们拿到学历的难易程度如何呢？据《南方周末》报道，1978-1998年，北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约占30%；而从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骤降到了10%左右。把视野放到更大的范围内，2002-2007年间，全国重点高校里，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这个现象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社会分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只能打洞
农村贫寒子弟看不到出路，家境稍好的城市工薪阶层、非富非贵的职场新兵也面临类似的窘境。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层级分明的社会，官宦、富豪掌握着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他们独立的上层圈子。如果说前些年，还能通过读书、创业、参军等方式来改变命运，那么近些年，改变命运的管道已经渐趋狭窄乃至关闭。“拼爹”现象几乎在各行各业都逐渐从“潜规则”进化为“明规则”，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直接跟他有个什么样的老爸挂钩。权利渐趋世袭，造成了龙生龙、凤生凤的结局。即使老鼠的儿子有龙凤之才，也只能去干干打洞的差事了。
平民上升通道关闭，为温饱劳碌一生 “一辈子”小于“一套房”
先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北京房价2万一平米（五环左右），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总价200万。普通工薪族月入4000元（统计局说有这么多，不管咱信不信，先用用吧），年收入5万，买这样一套房子需要40年。这是一次性付全款的价格。大多数老百姓买房是要贷款的，如果算上利息，这套房全拿下来预计要300万，需要不吃不喝工作60年。而现在人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般30-35年。也就是说，不吃不喝一辈子未必买的起一套房，如果儿子争气不必自己差，父子两辈人努力60年，有那么一丝住上北京五环房子的希望。一房捆住一生，注定这些工薪族与小康生活无缘。 以上这段描述的是北京平民子弟一生的轨迹。其实能够跻身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过上还算说得过去的 上班族 生活，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的人看来，已经是不错的日子了。但这“不错的日子”很可能是勒紧裤腰带还两辈子贷款。而在富二代看来，这可能不过是泡妞时的一辆跑车而已。
琥珀社会雏形初现 你我都是后世的标本
如果一个天平的两头，分别是博姑娘一笑的跑车和父子两辈的辛劳，那就根本没有谈论公平的基础。不客气地讲，上层人群站在高处俯视我们，就如同我们蹲在地上观察蚂蚁一样。这个上层的圈子就像一层浓密粘稠的树脂，阻挡着我们这些“蚂蚁”向上的通道。往上冲的结果，往往是被树脂粘住、包裹，成为一个个可作为后世标本的琥珀。
琥珀社会，暗藏多重社会隐患 未富先懒，比大锅饭更可怕的心态
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放弃高考，无所事事，混迹在网吧、台球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或许都经历过理想幻灭的痛苦过程：想奋斗时发现出路被一点点堵上，该有的保障也不会因努力而到来，各种看似公平的机会都已被内定填满。原来努力与不努力的结果几乎一样。既然变成富翁是个神话，辛苦没有结果，那就干脆看破红尘醉生梦死。于是有的人开始以混的姿态应付每一天。这种“未富先懒”的心态，实在比80年代的“大锅饭”还要可怕。吃大锅饭，大家只是偶有抱怨，更多是顺从；未富先懒，则蕴含着愤怒和不甘，并有毁掉一代人梦想和信仰的危险。
社会层级之间互不理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却不甘只走我的独木桥 一个完整的社会因为利益差异被分成若干阶层，每个阶层间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相差甚远，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不会关心其他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形成。大家就像不同世界的人，形同陌路，我永远不愿读懂你的伤悲，你也别想走进我的世界。
这种互不理解，只会加深层级之间的隔膜、误解乃至仇恨。然后这种隔膜误解又会使双方更加互不理解，形成螺旋式地恶性循环。回顾 历史 ，这种因为社会层级间的交恶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屡见不鲜。琥珀社会里，阳关道和独木桥老死不相往来，但如果走独木桥的人太多了，太挤了，太不甘心了，他们总会去抢那条阳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