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毛泽东的景仰，前不久，笔者悉心拜读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一书，领导商数读后感。总体感觉，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的科学内容是多方面的，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笔者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者获得成功的重要领导艺术。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并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从哲学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知道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由于作战频繁，很多资料难以保存，这篇重要文章也在反“围剿”中失传了。直到1957年，福建省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毛泽东非常珍惜调研成果，听到这个消息，他异常高兴，说就象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可以说，坚持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所在。
第二，善于把握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兼顾全局，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矛盾。确定何者为主要矛盾，不能依主观想象，不能凭个人所好。主要矛盾的确立，靠的是它本身的“资格”，是依据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得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的关键在哪里？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科学地分析东北战场敌军的情况：四十八万敌军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顽抗逃跑的犹豫状态中。如果先打长春，就会把沈阳、北宁线上的敌人放跑，增加解放全中国的困难；如果先攻取锦州，就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先打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先打锦州是牵住了辽沈战役的“牛鼻子”。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这一以纲带目的生动事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宏伟的气魄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主要矛盾了然于胸，每一步都服务于重点或全局的战略。指挥战争是这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做任何工作，也是这样。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要求之一，就是要抓重点。毛泽东把主要矛盾的原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便形成了抓重点、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艺术。抓重点的方法，运用在认识事物上，就是分清主流与支流的方法。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要弄清哪个方面代表事物的本质，哪个方面则是非本质的东西。例如看一个同志，既要看到优点和缺点这两个方面，又要分清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从而看清主流是优点还是缺点。
第三，善于科学决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关键。领导者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决策，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植根于中国革命这片沃土之中。他高瞻远瞩，思维敏捷，灵活机动，因进制宜，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到农村去设“大本营”，建立革命根据地，由此，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得以确立；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智调滇军，转危为安，跳出重围；透过抗日烽火，把握客观规律，预测到持久抗战的三阶段，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一身系天下安危，毅然赴重庆谈判，针锋相对，坚决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作斗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中原大地，适时发动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战 ，读后感《领导商数读后感》。毛泽东在其领导的决策活动过程中，非常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异，因地而宜，灵活机动，以更好地坚持原则性。重庆谈判，就充分地表现出毛泽东这一特色。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抢占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继续维持其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于是，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策划以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交迭使用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积极准备发动内战。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打出了“和谈”的幌子，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直接举行谈判。党中央、毛泽东早就洞察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国玩弄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陪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造成整个谈判期间处于一种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状态。要打破谈判的僵局，促成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就必须在谈判中把原则与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毛泽东认为，可以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一些让步，以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于是，中共和谈代表提出，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比例由5：1改为中共军队仅占全国军队的1/7，并决定将广东、浙江等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撤往苏北、皖北等地。经过反复的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重庆谈判所以能达到一定的目的，除了毛泽东那种“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之外，还在于他“独具慧眼”，善于掌握形势，抓住有利的时机，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在实施决策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领导艺术。
第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知人善任，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保证。在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他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来浇灌和培育思想政治工作这朵鲜花。善于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毛泽东领导工作中的一项主要方法，也是引导干部和群众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的根本保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可以概括为：疏通引导、注重说理、善意批评、坚持民主、以情动人、用先进事迹感染人、用通俗生动语言谈心对话、领导做表率、制度建设等。在选任干部方面，毛泽东具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他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注意、用干部这两件事。领导者必须善于识别和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和培养干部。毛泽东借鉴古代用人之道，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政策。他善于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果断地组织干部和建立领导核心；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广大干部；善于运用辨证的观点识别人才，并能用人所长；具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护人才，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磨练人才的独特风格。在知人善任方面，选用罗荣桓便是一个例证。1930年春，毛泽东为安排红四军政委一职颇伤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选择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个性强，很古怪，不愿听别人批评，平时一付沉默寡言的样子，别人很难同他共事。经过毛泽东的慎重考虑，终于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罗荣桓是个老实人，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素质：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罗荣桓走马上任，开展了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同时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性格偏狭的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于是，军长和政委相安无事。毛泽东从罗荣桓的朴实中，发现了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容人之量。毛泽东发现的这位人才，成了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匠，是军队政治干部中唯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毛泽东在坚持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人唯亲。他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象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他还对秘书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第五，善于做群众工作，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灵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是领导者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处理领导与群众关系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最崇高的使命，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一心系于人民，时时、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弊。在江西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传颂着毛主席打井的故事，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毛泽东在1934年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群众生活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总有些人把关系到群众具体利益的事情，看成是“小事”，认为它琐碎，不值得为它花工夫。毛泽东正是高人一筹，他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贴群众，想群众之所想，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从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他是代表他们利益的，进而拥护革命，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可他从不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结合于群众之中，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办实事。毛泽东是最善于向群众学习的，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简要地归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口号的提出与落实，都是听取群众意见并依靠群众来实施的具体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