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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民生观

发布时间:2020-03-03 08:53:39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人民日报民生观:无形的绿领巾最难解

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焦虑症,以管理的必要性为冷暴力辩护,这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让“差生”佩戴绿领巾,此事已被相关部门叫停。漫天云雾一朝而散,似无再说的必要。

然而,是这样吗?别高兴太早。

有形的领巾好去,无形的观念难消。人们头脑中的绿领巾思维,可能还挺顽固,一时半会消除不了,甚至不时还会冒一下头:让“差生”脱裤子跑圈、罚“差生”的钱给成绩好的学生之类,不过是同一思维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许多专家指出,这与部分教师的心理状况、生活压力有关,与教育体系的某种欠缺有关。这切中要害,但是,换个角度看,绿领巾思维的顽强存在,背后可能还存在一种复杂原因:在一些教育者的头脑中,正常的奖罚和过头的、甚至暴力化的奖罚边界模糊,纠缠不清。这些冷暴力管理,往往是必要的管教多走了一步。

教育是一种对人的向上牵引,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某种改变甚至修正。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养成、品性的磨砺、审美的积淀,从一张白纸到美丽图案,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这过程离不开内在的意志力控制和外在的管理约束。管孩子,本没错;而奖惩是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谁也不会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大放羊”。

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管理的必要性就更加凸显。通过升学,实现人在社会层级间的流动,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高考制度虽然需要改革,但它毕竟是一种大范围内保持公平的向上通道。这通道的选拔性质决定了,除极少数天赋异秉的孩子外,下苦功是离不了的,督促和约束也是离不开的,不能把管理简单定义为应试教育的手段。

但是,约束和伤害是两码事,挫折教育和侮辱教育是两码事。在不少教育者心目中,却看不到两者的区别。表面上接受批评,私下里嘟囔:“娃不管还行!”——把两类事混成一类事,以管理的正当性来为冷暴力甚至暴力辩护,这就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古有明训:揠苗不能助长。并不是有好的愿望就能有收获。专家指出,在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的现实下,面对升学压力,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强迫症或者教育焦虑症,愿望过于迫切;而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常干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傻事。比如,相信猛药能治病,一味加大“剂量”,不断加码,不顾忌孩子身心健康的极限,以成才为期许,以伤害而告终。

教育的最终目标,应是培育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别让孩子伤在起跑线上,需要解下头脑中的绿领巾。

人民网评: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

最近,北京朝阳区一60多岁的老太发出“做好人真难”的慨叹。何以这样?原来她在喝止几个小偷在光天化日下偷人东西后,竟遭到小偷的漫骂追打。前不久在广东佛山抱起被车碾的小悦悦的拾荒阿婆陈贤妹也发出:“做好人真不容易”的心声,因为在她耳边经常有说她是“炒作”、“突出自我”的声音,让她心烦。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的问题:先是有专家“对见死不救者要绳之以法”的建议,后又有“对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要立法扶持”的主张;最近深圳市还决定将《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列入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拟规定“诬赖救助人,应受到一定惩罚”。凡此都表明,扶持正义的行动,理应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已是大家的共识。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上一些人的冷漠确实存在,但也有一些人确因怕诬赖者无端反咬而萌生退意的情况。因此说,尽快建立完善有关法律,坚持公正审判,切实保障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迫在眉睫。这是真正解除“好人怕难、为难”的重要一条。

舆论环境更为重要。时下的舆论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大力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但在一些人群中,那种不支持、不鼓励,甚至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现象仍时有所见。这种舆论尽管是少数人之为,但其对当事人的伤害很大。有鉴于此,进一步弘扬“八荣八耻”的道德标准确有必要。实际上,“八荣八耻”的提出已有六年多的时间了,但对它的宣传、普及尚做得不够,特别是让其形成社会的强大舆论、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规范,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道德培养是靠舆论来实现的,如果我们都以“八荣八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形成强大的支持舆论,那种为难好人、伤害好人的不良倾向就会逐步得到纠正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好起来。

也许有人将那些不良倾向归结于社会环境不好,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看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同时,还应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要使社会环境得到根本改变,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也确实应该进一步加强,但也应充分看到每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比如坚决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行动,对那些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不良现象给予坚决反对和唾弃,那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怕就怕尽管心里也看不惯、反感,但在具体行动上没表示,遇事躲着走,那无疑会在客观上助长了那些歪风邪气的蔓延。

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在法制建设上,在强大舆论中。只要我们把这两条切实做好了,扶持好人的力量就会日益强劲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改进社会环境的巨大推动力。

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

武汉3位的哥将拖行执法交警的“醉驾”肇事车逼停,并在及时挽救交警生命后悄然离去的故事,连日来被广为传颂。见义勇为的“逼停哥”在网上获得的盛誉和称赞,再次展现了真情与正义带来的巨大力量。

危难时分挺身而出,往往来自一种本能的善意。与“逼停哥”一样,不久前在江西南昌用手抬起汽车救助压在车底受伤女孩的19位农民工,广东佛山施救被碾女孩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车流中勇救车祸伤者的山东烟台“最美女孩”刁娜,接住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我们身边最最普通的人,总能用道德和良知书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爱心传奇。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功利化的当下,虽然时而曝出“搀扶老人反被诬告”的消息,但人们普遍的道德良知并没因此而被侵蚀,扶老携幼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此被伤害。“草根英雄”一次次托起社会道德标杆、一次次激起人们心中的温暖时,我们可以坚信:世间自有真情在,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中华传统美德仍在脉脉传承。

良知不仅应该被激发,还应该被称颂、被传递。救人的善举固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然而对此的表彰和肯定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行为指向和道德风尚。人们高兴地看到,南昌救人农民工被授予“助人为乐道德风尚特别奖”,佛山拾荒阿姨陈贤妹获1万元奖励,武汉“逼停哥”正被有关部门申报“见义勇为奖”等等。这不只是对好心有好报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的激励,对善良美德的褒奖,对社会正气的弘扬。

推行道德教育,重建社会信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任重而道远。但从“逼停哥”等一个个草根故事开始,让社会充满爱和善,我们就会拥有温暖和希望。(俞俭)

文化民生 兴国之魂

上海国际艺术节是一个连续办了13年的国际性、国家级的艺术节,属于高端艺术项目。现在,他们却专为百万农民工兄弟办节,堪称慧眼独具。有消息称,上海还敞开胸襟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以至于现在上海的小学一二年级,已经有超过半数的非沪籍孩子了。

把教育与文化发展视作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百姓共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也显示了长远眼光。

民生问题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在欠发达地区,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然而对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上海,对外来劳动适龄人口数接近一半的上海,民生问题可能还体现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由于经济飞速发展、文化需求迅速放量、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很多城市在文化上积累了大量“欠账”,国人文化渴求旺盛与文化供给贫乏形成了强烈反差。

衣食足了,如何能知礼仪?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质量,或许是最好途径之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用文化来“兴国之魂”,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全民共享文化,已经成为与国魂息息相关的宏大战略,事关民族精神与国民素养以及国家发展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关于民生文化的实践难能可贵。(李泓冰)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我们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补“孝道”课,家长请先行动

最近,“孝顺”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先是北大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将“孝顺”列为硬杠杠;接下来是北大一硕士在深圳当上公务员后,虐待帮助自己带孩子的亲生父母,遭到一片口诛笔伐,似乎更印证了全社会来重提“孝道”的必要性紧迫性。不过,笔者有两个疑问:孝道,应该是社会公德,还是内部家教?当今社会,父母对子女百般“孝敬”,如何要求子女反过来 “尽孝”?看来,新“孝道”,真的有必要说道说道。

“百事孝为先”,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不仅有大量的 “治孝格言”,还为社会树立了“孝道”的道德榜样。“举孝廉”制度,更将“孝道”纳入从政的考评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孝道”确实是一种约束全社会的公德标准。时至如今,武汉某大学组织学生集体给父亲洗脚、上海一些高校逢年过节要求学生给父母写封家书、很多中小学创造情境让学生感恩父母,到北大把孝顺列为考量学生素质的标准„„无不表明,“孝道”仍是需要大力倡导的社会正气。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场再造“孝道”的活动中,本该处于“主角”位置的家长,却似乎难见踪影。孝顺父母,从社会层面来看,是维护和谐、代代传承的公德,但说到底,却是每位为人子女者的起码家教。父母生养并倾注心血培养自己成才,子女孝敬父母岂非天经地义?岂能光靠外人,甚至专业教育机构来大声疾呼、大力提倡?正是因为一些父母在“孝道”教育上缺位,不少孩子从小缺乏“孝顺”的家教,学校才“越位”要求孩子给父母洗脚、写信,给学生机会“尽孝”。

孩子没机会“尽孝”、缺乏孝心,“板子”不能全打在孩子身上。当前,一些家长一手包办、甘当“孩奴”,反过来“孝敬”孩子。自己衣食朴素,却供孩子全身名牌;苹果削皮切块,递到孩子手里请他吃;孩子上学车接送„„过度负责的家长“全包制”,导致了感恩反哺、孝顺教育的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啃老”等畸形的亲子关系。溺爱出逆子,成为屡见不鲜的家庭教育“悖论”现象。

父母爱子女,人之天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孩子对父母都不孝,更难指望他对社会有责任感。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逻辑上来说,“孝道”既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与负责,又是孩子形成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去年暑假,不少孩子跟随父母 “踏上父母上班的路”,体验到父母上班时公交车的拥挤,做一名柜台服务员、建筑工程师„„酸甜苦辣后,回家主动帮父母做饭、洗衣碗做家务,并由衷地说以后再不乱花钱。家长提供的一次亲身教育,效果胜过学校千言万语的理论说教。

因此,为孩子补“孝道”课倒不宜单兵突进,家长先“补”一“课”反而更迫切。李爱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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