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前期诗歌创作包括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芦苇中的风》。这一时期影响他诗歌创作的因素如下：
（1）雪莱的诗作特别是《阿拉斯特》和父亲约翰叶芝的影响，促使他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并从雪莱和斯宾塞等人的诗歌中吸收表现手法。
（2）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融进个人对爱尔兰乡间生活和民族神话的探索和思考，从中获取题材。
（3）唯美派诗人，特别是他同乡王尔德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主要是音韵、字句的雕琢技巧，但他对这些技巧的局限性也作出了透彻的认识。
（4）布莱克的神秘主义，叶芝用四年时间编辑创作布莱克的作品，这四年的研究丰富了叶芝的思想，培养他诗歌创作中运用想象的能力，逐步建立起一套神秘的象征主义。
（5）爱尔兰民主主义情节的影响，他试图通过写作创建出一种民族思想，从而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爱情诗中融入民族主义是他诗歌较鲜明的特征之一。
前期叶芝有代表性的爱情诗有《度人致所爱》、《叶落》、《蜉蝣》、《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尘世的玫瑰》、《爱的叹惋》、《当你老了》、《白鸟》、《两棵树》、《恋人述说他心中的玫瑰》、《鱼》、《恋人伤悼》、《他记起遗忘了的美》、《他赠给爱人一些诗句》、《他记起遗忘了的美》、《他赠给爱人一些诗句》、《他愿所爱已死》、《他翼求天国的锦缎》。
（二）叶芝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以及艾兹拉庞德的影响，诗风有了变化，他摆脱了唯美主义的倾向，用象征手法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在诗集《在七座森林里》（1903）和《绿盔》（1910）中，叶芝逐渐摆脱了凯尔特和神秘主义的一些影响。在1914年问世的诗集《责任》中，他早期抒情诗中超俗、迷幻的气氛消失了、表现出的是日趋成熟的精炼和坦诚，这以后叶芝的象征主义体系才日趋完善。1917年发表的诗集《库尔德野天鹅》使叶芝登上创造的顶峰。
这一时期叶芝有代表性的爱情诗有《箭》、《听人安慰的愚蠢》、《切勿把心全交出》、《亚当所爱的诅咒》、《呵，别爱得太久》、《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和解》、《面具》等。
（三）1919年到30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他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同时他创造性的把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情感融为一体。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对现实的思考。他完成诗歌创造的嬗变，体现出个人风格。他诗歌的成熟“既是个人风格的发展，也是技巧的提高”[2]
这一时期他著名的爱情诗有：《活生生的美》、《残破的梦》、《深沉的誓言》、《狂放的老坏蛋》、《失去的东西》、《她在树林中的幻视》、《一个女人的青年和老年》。.以上三个阶段叶芝诗歌创造所出现的不同转变，在其爱情诗中也有很明显的反应。他的诗在技巧上虽不断变化，但有一种情感自1889年以后矢志不渝地贯穿在他的整个诗歌生命中即毛德冈情结。1889年1月30日，23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她时，她年仅22岁。“她伫立窗畔，身穿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这样描写他第一次见到毛德冈时的情形。她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佳人，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同时拥有一颗勇敢且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心。她对叶芝一直若即若离，但叶芝对她的爱慕终身不渝，这段无望的爱情带给叶芝的是不尽得痛苦和不幸，它也不断激发叶芝的创造灵感，有时是激情爱恋，有时是绝望的怨恨，更多的时候是爱与恨之间复杂的纠葛，所以他的爱情诗是更人文、更深层和更宁静的心灵体验，因而具有十足的张力。总之毛德冈是叶芝一生的烦恼。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邃、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叶芝的第二本到最后一本诗集中。正向毛德冈对叶芝所说的：“世人会因她没有嫁给他而感激她的”。最初叶芝对她的爱可能是出于肉体美的愛悦，但青年时的叶芝在他的爱情诗创造中有意识地把爱欲向灵魂的境界升华：“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当你老了》）。中年的叶芝心境较平和地看待爱情，他把爱情抽象化，当做哲学关照的对象；晚年的叶芝更注重挖掘爱情中灵与肉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