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守成
——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 1
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不听诤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稳而执政之才无备，领导集体对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导致最后的覆灭。
通常崇祯帝被定义为一个悲剧的角色，郭老通过分析给我们指出，他更多的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要誉”（邀誉）之人，他屡下《罪己诏》而不行善政，每言爱民而不思赈饥，自减御膳而皇库充盈，“作秀”的表现一时可蒙蔽人眼，长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颓势。以此为鉴不可不察海航守则之
“待人以至诚为基石”这是处事的不变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贬牛、刘而独尊李岩，然李岩亦无善终，看似善人并无天佑，个人愚见这只是片面之辞，遍读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笔法，更多的是演义文章，所依《剿闯小史》等文均为稗官野史，所选正史仅做辅证。如是所言，李岩之高妙的宣传手法确实给闯王的部队带来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人无完人，他本人亦曾杀人等等。天佑者，其实苍生百姓，政权更迭虽不改封建专制，但人民生活渐次从水深火热中有所缓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
推荐第2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一）
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二）
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符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三）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推荐第3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
推荐第4篇：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１９４４年３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还没有建国，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怎样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问题。
文章提到，崇祯皇帝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无论“君非亡国之君”，还是“臣皆亡国之臣”。明朝是灭亡了。
现实如何呢？自2010年4月17日以来，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一轮比一轮严厉，皇帝是想叫老百姓住上房子。但是在调控目标被地方政府异化后，房价并未有明显的松动迹象，不少地区楼市更是出现了“量价齐升”的现象。显然是臣子们再作怪吧。
真是不知道是皇帝无能，还是臣子作乱。
推荐第5篇：甲申三百年祭教案
《甲申三百年祭》教案
一、用两分钟，速读单元知识短文《比照与思辨》，了解本单元课文特点，领会阅读这类课文的方法。
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本单元要学习的是史论，请根据第二段内容，给史论下一个定义。
答：史论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探究历史事件的成败、原因和影响，研讨史学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阐述治史的原则、态度与方法等问题的论著。
提示：注意下定义的方法，被定义项 =种差+属概念。
2．阅读单元知识4—7段，用一句话概括史论的主要特点。
明确：史论也是议论文的一种，因此，也要有明确的观点，也要运用论据进行论证。不过是史论的观点往往是针对某一史学问题而提出的见解，史论的论据是史料史实。另外，论史的目的是为了证今，好的史论往往都有比较强烈的针对性。概括时，这些内容不能缺少。
概括示例：史论的特点在于，要运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对史学方面的某一看法，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我们学过的《过秦论》，就是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论证了实行仁政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希望汉王朝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不要重蹈秦的覆辙。《六国论》就是通过六国赂秦而亡的史实，论证了一味忍让后退，只能导致灭亡的观点，批评宋王朝统治者软弱的外交政策，警告他们不要“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杜牧的《阿房宫赋》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史论，它运用秦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致使民怨沸腾，二世而亡的史实，论证了统治者不恤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终会导致亡国的观点，规劝唐敬宗李湛，不要穷奢极欲，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3．阅读第8段，体会如何阅读史论。
提示：注意文中的语言标志，“首先”“其次”“最后”，作为议论文，在阅读中首先要把握住文章的观点，要明确作者是用什么论据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这些论据是否能够准确的证明这一观点，进而了解作
2 者论证这一观点有什么现实意义，思考我们现在阅读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等。也许，本题要达到的目的与教材知识短文要求不够一致，但作为高三复习，时间本来就紧张，不宜过于展开，而只是用教材为例，进行议论文阅读的指导，所以，做到这样也就够了。
二、在预习的基础上，速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完成后面各题。
1．阅读“研读提示”和课文的前三段，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本文写于什么时间：1944年3月
（2）文题《甲申三百年祭》的“祭”是什么意思：纪念。标题用“祭”显得庄重严肃，包含了敬重和追怀之情。
（3）作者要纪念的是什么？
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
（4）“甲申”是什么意思，了解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
按照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公元 1644年是“甲申”年。干支法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
3 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合，来记录年份。一个周期为六十年，因此称六十为“花甲”。
2．了解课文的基本结构，列出结构提纲。
明确：全文的第一句，等于是解题，告诉我们，本文是一篇纪念性文字，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失败三百年。抓住这一句，也就抓作了分析全文的纲。
一、前三段，总领全篇，概述“祭”的理由：一是在这一年里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二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种种错误，换来了异族的入主。
二、4至19小节，具体论述起义的原因和经过。
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腐败，边患养成；二是旱蝗灾害，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导致了农民起义，而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比天灾更为重要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
三、20小节至结尾。剖析总结起义的沉痛教训。
这部分抓住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展开分析，论述了李自成在取得胜利后迅速失败的原因。可分三层：
第一层，第 20小节。提出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归咎于谁的问题。
第二层， 21至24小节。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
第一，以牛金星、刘宗敏为代表的文臣武将，在入京后都沉浸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在策略上（对吴三桂不实行招降政策）在战略上（仅派几千人去守山海关，把重大军务视同儿戏）在战术上（京城百废待兴，最高统帅李自成却亲自领兵出征，他的左右二膀却在京中肆意行乐施威）一错再错。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和士兵，一反过去的军民上下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而沉溺于声色犬马、施威行乐之中。总之，对敌是轻举妄动，全不在意；对己是任 5 意放纵，毫无戒律。于是，起义军用鲜血和生命夺取的辉煌战果，势必要毁于一旦。
第二，是上层领导集团内部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人不以团结为重，闹分裂，致使全军出现了“解体”的形势。最后结局不能不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或擒或戮，一朝覆亡”。
第三层， 25至27小节。概述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
文章从本可避免却恰恰未能避免这一角度，肯定这是一个悲剧。从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李自成）、蜕化（牛金星、刘宗敏）和蒙冤（李岩），以致铸成大错，最后让清贵族统治达二百六十年之久这一角度，肯定这个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
本文虽然是文章节选，但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化，还是应该扣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分析。
3．这几部分中，哪一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内容？为什么？
明确：论史是为了鉴今，使今人不再重蹈前人覆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回忆学过的史论，体会、思考）
4．阅读课文第二段，回答问题：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 1662）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 无可无不可 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 ，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 1）作者认为把甲申年作为明亡之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说它“无不可”是因为： ；说它“无可”是因为： 。
提示：说其“无不可”是因为：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王权统治，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从这一意义上讲，明王朝作为统治全国的专制政权是灭亡了。说其“无可”是因为： A．甲申年前，明朝统治就早已失掉民心，明室政权名存实亡。B．甲申十八年后，尚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这些南明王朝的存在。C．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以及满清统治二百六十年来，抗清复明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 2）“要就中国来说吧”，这里的“中国”的含义是： 。
提示：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华民族”，“要就中国来说吧”是指从中华民族（除满族统治者外）反对异族统治来说。
5．阅读课文第20段，回答后面问题：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
8 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养。（《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时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具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 1）本段列举李自成善待明室宗亲，意在表明什么？
明确：这些史料，说明李自成很讲究政策和策略，是个有政治头脑的领袖人物。
（ 2）为什么说《北略》卷二十所载的这段文字“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
明确：它足以证明李自成起义军内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讨论时容许各抒己见，“俱抗衡不相下”，热烈争论的气氛跃然纸上。
（ 3）为什么引用的文字称李自成为“贼”，引用这段文字为什么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明确：“贼”是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词。这段文字引述的是明朝内官评价李自成为人的一段话，出自宦官之口的评论，就显得更真实，更何况是异口同声地说的（皆云），绝非个别人的虚构，所以格外令人信服。
（ 4）作者为什么说“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请根据课文内容阐述理由。
明确：从李自成角度说，首先他“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其次，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而从后面对失败原因的分析看，促成吴三桂叛变，诱引清兵入关，刘宗敏应付差不多全部的责任；在义军处于万分危急关头，牛金星的所作所为，对李自成“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6．从第22小节开始，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李岩的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目的是要证明什么观点？
明确：这一部分征引两段比较完整的史料，论述了李岩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侧重论述了牛金星对义军的失败“差不多要负全部的责任”。
7．阅读第25小节，完成后面问题：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 假使 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 假使 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 对异族侵略的战争 。 假使 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 假使 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
11 了吗？就这样， 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 ，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 1）对文中接连运用四个假言判断的有关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第一个“假使”，紧扣住“初进京”，若能实现，则“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第二个“假使”，扣住了“兵败后”，若能实现，则就能“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抗清的战争”。
B．第三个“假使”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两个“决不敢”的推论毋庸置疑；第四个“假使”总结全文，说明“免掉这些错误”，不仅个人悲剧不会发生，起义失败的悲剧也不会演出。
C ．前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失败的严重后果，后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错误的原因。
D．文章不用一般的陈述语气，而用假设口吻出之，正误对比，悲慨激愤，有深度，也有气势，这是为了要引起读者深长的思考，增强论证的效果。
（ 2）文中“对异族侵略的战争”所指的内容，正确的一项是：
A．清兵入关
B ．反对清兵入关
C．民族之间的战争
D．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
（ 3）“个人的悲剧”是指什么？“民族的悲剧”是指什么？关于“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一点，史学界众说不一，你的看法如何？
明确：“个人的悲剧”是指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蜕化和蒙冤，以致铸成大错，让清贵族统治 260年之久，进而证明是民族悲剧。
（ 4）作者为什么说“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明确：作为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李自成把推翻明王朝，解救受苦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经过十六七年的浴血奋战才换得了进军北京的胜利，但是，仅仅一年的时光 13 就遭到兵败业毁的结局，他本人应付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当然是悲剧的主人。
如果说李自成因没有预见到失败而酿成悲剧的话，那么李岩则早就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并且竭力想防患于未然，但是他却无力杜绝它的发生，致使有志不得明主，有才不得施展，有法不得贯彻，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不得不空怀伟大抱负而含恨死去，因此，他的“悲剧意义”更加深刻。
所谓“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是说从李岩方面来看，李自成失败的教育意义更大。注意后面一连四个假设句。第一个假设句，概括了第 21小节所说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采纳李岩的谏言，在策略上、战略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第二个假设句，概括了第22小节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接受李岩收复河南的建议，又一次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第三个假设句说明，由于前面两个主要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最后一个假设句是个否定式的反问句，总收上文，指出，由于犯了上述错误，
14 使个人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所以说“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8．本文写作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明确：充分引用史料作为分析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依据，对史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是本文写作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本文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现实斗争提供了借鉴的例子。作者对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李岩，褒贬分明，确切有据，能充分利用史料作为分析与评论的依据。文章引用史料大致有三种方法：
一是较为完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明史·李自成传》的极端和《北略》中的几段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文，引述的往往是相对完整的一件事或一段话，引用的方式是分行分格，引号加不加都可以，但必须注明引文的出处。如果中间有删节，则必须用省略号标明。
二是行文中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北略》卷二十所载内容的话，引《甲申传信录》中关于牛金星俨然太平宰相风度的话等等。这种引文，往往只是摘取需要的一言半语，一鳞半爪，以证实论者的某一局部观点，引用的方式一般都是夹在行文之中，加引号但不另行分段，但也必须在前或在后注明引文的出处。
三是复述原意的间接引用。如课文中关于李自成入京前后对待明室的宽大态度那几句话，关于刘宗敏对待吴三桂的策略错误那几句话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用，已不是引“文”，而是引“意”，所以不加引号，但转述必须符合原意，不能任意瞎编，必要时也得注明出处。如 20小节的那几句，注明是引自《甲申传信录》的。
9．史论，“论古”是为了“鉴今”，结合本文写作背景，谈谈当时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另外，想一想，在今天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有什么现实意义。
提示：答此题应该参考参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前后》，注意本文写作的时代
16 背景。 1944年3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面临即将胜利的现实，分析李自成成败的历史教训，其借鉴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国共两党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立刻就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国民党《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但仅隔二十天，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本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附：部分能力训练题解答：
1.下列各组词语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 骁 勇 xiāo 官 吏 lì 潸 然泪下shān
B． 赈 济zhèn 虐 待nuè 刚 愎 自用fù
C．删 削 xiāo 围 剿 jiǎo 脱粟粗 粝 lì
D． 纂 述cuán 谶 言chèn 藏弓 烹 狗pēng
（ 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2.下列各组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陶醉 脏款 收敛 乌合之众
B．肘腋 杀戮 懈怠 挺而走险
C ．隶属 颠覆 麾下 死灰复燃
D．窥伺 踌躇 谗害 催枯拉朽
（ 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3.下列各句标点符号使用没有错误的一项是
A．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
B．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
C．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
D ．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4.下列各句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尝出粟赈饥民，民 德 之 德：感激恩德
B．潜逃，事泄， 坐 斩 坐：判罪
C．他很能 纳 人善言 纳：接受
D ．二十九日离开北京， 首途 向西安进发 首途：带头
（首途：启程、上路）
1.A（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2.C（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3.D
4.D
推荐第6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小编导语：郭沫若的作品《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你还读过郭沫若的什么作品？巨人作文网为你提供更多关于郭沫若的作品及作品的读后感。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
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推荐第7篇：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冯心军
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警世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文章反映的问题既广而深，我们可以从自身职业做出自身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高官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由此前后仅
四、五年时间，他们陷北京，覆明室，坐上了金銮宝座。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高官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
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诚然，出问题的是牛金星、刘宗敏。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他们仅仅是享受再享受，安乐再安乐。至于明王朝的灭亡，皆由其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如果翻书假设，当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颁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方针大计而率众实施，想必不会有此悲惨结局吧。
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便及时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党内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更大作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是基层单位、商业的服务窗口，但我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员工的服务员，更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企业谋利益；为员工谋福利。我们的工作置身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必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开拓创
新，讲实效、讲政策，时刻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贪、不占、无私敬业。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且不可忘记，越是在新的形势下，越是要充分认识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防止因胜利而骄傲；防止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情绪的滋长，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推荐第8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意义
一、案例文本
六十年前，一篇吊祭李自成革命的短文在西柏坡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教材推荐给了全党同志，当时正是毛泽东即将带领胜利之师进京赶考的前夕。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其篇顾名思义，是回顾和反思1644甲申年3月19日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大顺建朝，转眼也灭亡之史实。该文意不在明，而在继明而起瞬息即逝的大顺政权，他的建朝立国到灭国瓦解只有四十来天。
明朝进入崇祯时代，早已陷入了末世状态。崇祯依赖宦官治国，既说明政府里精英人才的馈乏，也说明自身政治才干与治国能力之不足；连年旱蝗成灾，“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剥树皮而食，„„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遍地难民饿殍，“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浩荡皇恩此刻却“苛刻寡恩”，口惠而实不至，也自丧失了民心。而卧榻之侧的关外，皇太极的满清大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内外交困，朝纲失措，即使不葬身在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手中，也会被大清的虎狼之师埋葬，或者在蜂起云涌的民患中焚毁。
真正让《甲申三百年祭》感叹的，是那个转瞬即逝的大顺王朝。由于它的短暂，它终于没能登上中国的历史朝代年表，李自成也未能与刘邦、朱元彰齐肩列身于中国历史的帝王谱系表。人们感叹的，正是它在已经象所有王朝那样缔造者已将革命推向成功、并已象模象样开朝定都的情况下，缘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转眼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沦为历史闹剧，成为过眼云烟。
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论他的心得：“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不要犯李自成的错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通过《甲申》一文领悟并提醒全党同志体会的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警醒革命成功者不要重演大顺政权的悲剧。
他与刘、朱、周等革命成功者“进京赶考”时互相勉励与诫勉全党，也要求全党如何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作风等。事实证明，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领导者借《甲申三百年祭》给革命胜利者的警示确实具有高瞻远瞩的作用。
几十年来，人们进一步解读出大顺政权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缔造们者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骄傲自满，二是腐化堕落。两大原因中，犹以骄傲自满为主要原因。
二、思考讨论题
1、《甲申三百年祭》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是什么？
2、“两个务必”思想，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
三、案例点评
中国共产党人进京后至今，转眼又到了甲申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快屹立六十个年头。这期间也有风浪坎坷，也有内忧外患，和李自成一样进京不久就遭遇外来强敌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交战，面临比破坏一个世界更难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甚至还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险恶的国际环境，然而共产党政权终究没象大顺政权那样垮掉、烂掉，没有象大顺政权那样来去匆匆，没有重演黄炎培所担心的历史周期律，而是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创造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辉煌。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社会经济正在持续繁荣，政治文明正在深化发展，国家民族正在走向稳定富强。不能不说，毛、刘、周、朱一班人进京赶考时清醒的头脑、睿智的远见，给革命胜利者打下的免疫针所发挥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共产党人没有骄傲自大，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在政权意志的支配下，在谨慎、学习和一个个转变中成熟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特有的自律、纠错和去腐的组织机制，对于遏制组织的腐败和溃散，促进组织的保洁和良性发展，卓有成效地加强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余年、建立政权近六十年之不倒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政权、执政能力与三百六十年前的大顺政权相比，要高明得多，高尚得多，高超得多。三百年后进京赶考的共产党人，确实不同于李自成当年带领的那批考生。
四、教学建议
1．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通过本案例的教学，重温“两个务必”， 弘扬“两个务必”， 探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执政规律，使学生明确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是我们当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步，贯彻落实光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本案例可用于第十五章第三节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部分的辅助教学，或用于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 2．本案例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使用本案例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分析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坚持“两个务必”，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抓，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使党肩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有好有快发展，不负人民的重托。
（作者：胡江华）
推荐第9篇：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原创： ruonaxi 若那溪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确写的很好，既论时事也写史实，使人能清楚地了解到明朝之所以败亡的原因。
毛泽东看了之后思考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今仍然有用。
骄兵自败的道理发人深省。作为个人，也应要时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书中看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因骤胜而产生的积极享乐的思想更不可取，如果说这本书蕴含着两个最为深思的哲理的话，这是其一。
第二个就是：天灾、灾难 ,或因人祸，很大的饥饿困难都是由于政治原因促成的，倘若资源能够顺利流通，集中分配到受灾地方，也不至于人人被逼而造反。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实际上，天不作为，但人可以尽人事，只是特权、粮食资源掌握在不良善人的手里，实属自掘坟墓，可历来这样的人很多。
到了今天，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仍存在它很大的意义，最近看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国的粮食减产十分严重，但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人对此抱有非常乐观的想法，晃着脑壳装模作样，理由是多进口就是了；还有的说现在机械那么发达，复耕就是了。
粮食是人生存的根本问题，一天两天不吃或者少吃还可以，但你能连续七八天不吃吗？如果外国卡着粮食不给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复耕来不及怎么办？粮食又不是一两天就能长出颗粒来的？
俗话说，口中有粮，心中不慌。无论你去工作还是干大事，首先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粮食短缺危机发生了很多次，有很多都是发生在青黄不接的秋冬时节，秋天收获时遇到一场大旱或者大灾，冬天自然很难过了，大多数人都在这个节骨眼上活活饿死，如果能熬过去，到了开春，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
粮食问题永远是个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你忘记它，意味着失败来得更快。现在很多人不去想饥饿的年代，也有很多人不以为意，而我觉得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饥饿就会存在，甲申年的斗争还会重演。
——完——
推荐第10篇：《甲申三百年祭》预习学案
《甲申三百年祭》预习学案
一、预习要求：同学们好，希望大家能结合下面的问题多读几遍课文，认真找寻答案，做到答案在文中有根据，都能形成书面文字，答案设置有条理。
二、整体介绍：
1、本文写于1944年，按照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为甲申年。干支法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合，来记录年份。
2、本文是一篇史论，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探究历史事件的成败、原因和影响，研讨史学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阐述治史的原则、态度与方法等问题的论著。史论的特点在于，要运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对史学方面的某一看法，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
三、预习内容：
1、字音字形：
肇庆 潸流 披靡 招揽 沉沦 肘腋 栲掠 修葺 仓惶 俨然 谶语 诛戮
2、成语： 摧枯拉朽
3、“祭”是什么意思？“祭”什么？为什么要“祭”？
4、李岩在第四段才出现，作者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5、李岩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结局如何？
6、造成此结局的原因是什么？
7、其他人物是怎样的形象？
8、李岩和甲申三百年有什么关系？
9、通过阅读文本尤其是文中的悲剧，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10、语句理解
（1）这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怎么理解无可无不可？
（2）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是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是负差不多的责任。
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思考：李自成真的没有责任吗？作者为什么这样说？
11、脉络梳理
1--4段：
5--13段：
14-15段：
12、小段落写作：
（1）假如我在甲申年，假如我是（
） （2）甲申三百七十二年（2016）祭（
）
第11篇：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李合敏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胜利之年，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走向败亡之年。在事隔300年后的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了长篇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并被3月19日至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该文不仅论述了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浴血征战、最终推翻明王朝，但转瞬陷于败亡的过程和原因。《新华日报》在连载《甲申三百年祭》的同时，还配合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解说：‚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正是由于研究明末历史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现实意义，该文一经发表便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指责和围攻，认为郭沫若是在恶意影射国民党骄傲、腐败、搞宗派、不团结。与此相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甲申三百年祭》后，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反面教材。后来他甚至还说过《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于其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符合毛泽东的看法，更在于文中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1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是说，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开始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等，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对德、意法西斯的决定性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时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够在取得巨大发展和胜利面前继续保 2 持清醒的头脑，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胜利? 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领袖的 毛泽东所深思熟虑而已经成竹在胸的问题。在深谙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用以教育全党的毛泽东看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导致败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在今后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骄傲，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坚决反对和克服宗派主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无疑就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
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20天后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及时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等问题，而且在历数我党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 3 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还针对党的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及其危害，特别是当时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实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而带来的问题指出，虽然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其‚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其‚围剿‛只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11月21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 4 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9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将由农村进入城市并执掌全国政权，毛泽东又开始考虑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新政权的巩固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及时地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腐败倾向的滋长蔓延，毛泽东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 5 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次日，毛泽东一行路过保定，在与当地领导共进午餐时，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了28年，用千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历史上不是有个李自成吗?他进了北京，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周恩来插话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毛泽东接着说：‚是的!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皇帝住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大将军刘宗敏不讲政策，胡乱杀人。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只知道吃喝玩乐。……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此时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心事重重。‚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着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国情。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必须吸取李自成的教训，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问题，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据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回忆：‚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 6 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毛泽东在与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还进一步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毛泽东不仅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精辟论述了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充分表明了他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的坚强决心。
正是由于对《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李自成因胜而骄、因胜而腐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问题。他不仅反复以《甲申三百年祭》和李自成的失败告诫全党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而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时刻保持警醒，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地、坚定地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心系人民，用权为民，克己奉公，勤政廉洁，他在一再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对腐败变质分子特别是对其中的位高权重而又犯罪情节严重者进行毫不留情的从严从重惩处。1937年10月，少年即加入红军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发后，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亟须用人之际，应对其 7 免除死刑，令其立功赎罪。毛泽东专门致信此案审判长雷经天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就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问题作了大量论述，甚至多次专门指示，并且先后领导开展了旨在包括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的‚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反干部特殊风、‚四清‛等一系列政治斗争(运动)。其中，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斗争，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针对当时发生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要求必须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一再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 8 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动和指导‚三反‛斗争，毛泽东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其中仅1952年2月经他批转的‚三反‛文件就多达85件，而且正如薄一波所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纪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纪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去天津调查。‛在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前夕，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是否可以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给我们‚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特别是极少数严重腐败分子的严惩，不仅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社会震动极大，而且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下去，决不会对任何一个腐败分子心慈手软， 9 决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
第12篇：重温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人民时评：重温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裴智勇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60年前，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今天，重温这篇文章，仍感蕴味悠长。
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经向全党推荐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党内整风的重要文献；80年代，它一度被选入中学课本。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在各种场合一次次提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何能经受时间考验而历久弥新？
《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1644年明朝被推翻、李自成由胜而败的史实。文章写了前后上台的两个“执政党”：以崇祯为首的“皇帝党”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党”。皇帝党执政时间长，农民党执政时间短。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因骄傲招致失败的教训。今天看来，皇帝党、农民党的执政教训和经验都极为深刻。这是一篇谈执政能力、执政教训的难得的经世之文。
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是执政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以常理推知，皇帝党也是想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崇祯即位之初，奋力除掉了危害国家的大奸臣魏忠贤和客氏集团。但是后来，“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当时，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旱灾、蝗灾，接着是大规模的饥荒，有明智的人士提出要向富人和臣宰要钱粮，以应对艰难时局。由于朝廷显贵反对这种意见，崇祯优柔寡断没了主意。面对当时最大的危机——饥荒，皇帝党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反抗皇帝政权的李自成农民党采纳了“不杀人，收天下心”的意见，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实行赈饥民的政策。套用现在的话，这次饥荒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帝党在挑战面前落马，农民党趁势而上，抓住了机遇，夺取了政权。
好的执政理念只有落到实处，执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有了好的执政思想，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关键是看落实。皇帝党首领崇祯很有自我批评精神，他曾经屡次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些检讨书里，他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由此看来，对官僚的腐败，他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还说：“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乎对老百姓也是很有同情心的。他还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这话到现在看，也还不失积极意义。但是，结果呢？说归说，做归做。皇库里堆积大量金银财宝，拔一毛有利天下的事，帝党却也不做。崇祯更没有拿出有效措施整饬官吏，反对腐败。结果，老百姓因饥荒吃树皮，吃石头，竟至人吃人的境地。郭沫若批评皇帝党是“口惠而实不至”。可见，人民群众评判执政党的好坏，是看实际行动，不是看官样文章，不是看口头表态。
善于用人和保持队伍团结，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明王朝到了崇祯执政，260年浸淫教化，从全国读书人和武人中挑选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然而，崇祯不是放眼四海选任人才，而是依赖宦官，依仗近侍。在使用人才方面，对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结果用了些什么人呢？朝内以大学士钱士升为首的官僚集团反对明智之士提出的合理政策建议；在外的名将杨嗣昌、宋一鹤、左良玉烧杀劫掠，为民所苦。而对时局提出合理应对策略的武生差点丢掉性命。队伍建设的糟糕为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农民党同样没能避免这一误区：内部分裂使李自成最终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李自成兵败逃出北京，一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之际，又受重臣牛金星挑拨，杀大将李岩，导致高层分裂。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同李自成分道扬镳。由于用人不善、队伍分裂，帝党和农民党在危难时失去依靠，先后走向失败。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衡量执政成效的最重要的标准。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这是中国最古朴的政治格言。唐朝的李世民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推测，崇祯是知道这些道理的，所以有下《罪己诏》讨好民意的举动。但是，帝党同人民的实际关系怎样呢？大臣马世奇的一篇《廷对》有很好的说明。马世奇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政府军队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政府用兵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兵。对于崇祯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同人民群众关系形同寇仇，水火不容，最终使明王朝双脚深陷于坟墓，不能自拔。当然，农民党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了群众。李自成进了北京，身居皇宫；丞相牛金星在忙着筹备登极大典，搞开科选举，招揽门生；而将军刘宗敏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清军在关外，而山海关只有几千人防守，庞大的人马在北京享乐。忽略与群众的关系，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此言非虚，帝党与农民党的失败也绝非历史孤证。
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帝党和农民党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鉴往知今，深感这是一面难得的历史镜子。
来源：人民网
第13篇：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陈 晋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朝政权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全文约1.9万字。该文论证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上世纪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国民党御用史学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重庆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视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长文，直接攻击道：“因为郭沫若的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本文开头刊登的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
《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即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于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完全相同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第14篇：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今年是甲申年。距今360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大明王朝灭亡。接着,灭亡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月余,就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 60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中华民族进入抗战
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是年3月,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这篇宏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20天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正在研讨党的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做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 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随后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为党的七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是年11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 示知。
光阴荏苒,60年过去。《甲申三百年祭》已成著名史论。无论环球世界,还是神州热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半个多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下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处于21世纪中国的甲申 年,再祭360年前之甲申,有哪些资治的史鉴呢?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我们国家作为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到了明王朝才开始走向下坡。明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导致它衰败,乃至导致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先进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邓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郑和下西洋之后,由对外开放转为自我封闭。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弱。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江泽民同志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因此,尽管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20多年来,两代中央领导人都反思了这段历史。今天再祭360年前之甲申,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动摇,除非打世界大战和爆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这是应当汲取的一个 重要历史教训。
第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我们国家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大量数据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过去2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值突破1000美元。钢产量已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外贸总额上升为世界第四。一个贫穷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始走向富强的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自 豪,没有理由不充分宣传。
但是还要看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面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多听频传的喜报,也要十分重视并认真去解决那些使人感到沉重的忧报。毛泽东经常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典故,教育领导干部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扎实工作。但是,现在有些干部却惟恐名不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甚至不择手段大肆张扬。此风不可长!是成绩,谁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没有那么大的成绩,硬要吹泡沫,最后还是会破灭的。我们的干部既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宗旨,那就更应当看到工作的不足,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让老百姓得实惠,这是最重要的、有百利无一害的民心工程。胡锦涛同志说:“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劲往这方面使,这才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再放眼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多地想想我们身上肩负的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就应当像江泽民同志所多次强调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360年前的甲申,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以为天下从此定矣。他陶醉于筹备“登极大典”,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几千兵丁去镇守山海关,听任几十万大军在京城享乐。这哪里有丝毫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的情况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以为,再祭甲申 360年,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
第三,要大力宣传并要切实坚持“两个务必”精神
李自成的农民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过执政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对《甲申三百年祭》那么推崇,正因为与他的思考相吻合。党的历史上有因胜利而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李自成也如此。这成了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为了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56.5.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同志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仍谆谆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从严治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不断强调,要艰苦创业,努力恢 复延安的光荣传统。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1991年9月,他专程
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再次到河北考察,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 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专程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他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他号召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奋斗。
在当前,要真正贯彻“两个务必”精神,也并非易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以为现在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以为不这样就太土气,就不能招商引资,歪道理一大堆。什么艰苦奋斗、“两个务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观念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两个务必”的要求很难落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守业、再创业,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只有永远坚持这样的革命精神,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再祭360年前的甲申,这也应当 警钟长鸣。
第四,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快?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角度的研究,但有一点不能回避的,那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大将却已开始贪图享乐了,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 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
过执政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作为执政党,只要执 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安邦、执政清廉这些问题没解决好,随时都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不是一劳就能永逸,执了政就自然万岁,而需要常抓不懈,永不 放松。怎样才能将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就需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已注意到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方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同其他类似需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样,往往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对思想教育,尽管在一个时期有所放松,但总的说来是常抓未懈的;相对而言,制度建设有所滞后。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手,无论哪一手都不能软,“两手都要硬”,即两手都要有同样 的硬度。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200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法规,将有力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即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制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反腐倡廉教育,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构筑制度制约机制,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
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个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将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具有重要 意义。
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愚公移山工程。它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去接力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这样坚持不懈地发扬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去实现她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以为,甲申360年祭,这是永远不应 当忘记的教训。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10期
作者：石仲泉
第15篇：《甲申300年祭》
《甲申300年祭》书评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发表了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一天是意味深长的，正是在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这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有了一点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会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清军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物资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的，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明朝已经亡了三百多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第16篇：甲申三百七十二年祭先帝文
甲申三百七十二年祭先帝文
維：
大明崇禎三百八十九年既甲申國殤三百七十二年，歲值丙申，月值壬辰。故明遺民，北直隸宣府庶民董道，遙望京師，伏拜先帝，以祭文曰：
昔我大明，耀耀其煌。文成武功，曠古朔今。太祖振臂，譬如北辰。驅除韃虜，環宇一清。仁宣盛世，弘治中興。萬民安康，四海升平。神宗末年，國運不振。建奴趁隙，亂我綱常。先帝繼位，堯舜之君。驅除閹豎，重振朝綱。
嗚呼
悲其東林，以無君子。溫周之流，蒙蔽聖聽。國賊崇煥，通敵叛國。滅國柱石，棄我遼東。外患不息，內寇又起，建斗陣役，武陵不敵。松山戰沒，亨九投敵。白谷殉國，回天無力。君如堯舜，臣無禹契。天亡我明，回天無力。
君非亡君，臣乃亡臣。崖山之殤，煤山又繼。哀哉我明，痛哉我族，甲申國殤，三百載矣。後世遺民，無以為祭。北望慟泣，思我先帝。
伏維
第17篇：甲申三百七十二年祭先帝文
甲申三百七十二年祭先帝文
維：
大明崇禎三百八十九年既甲申國殤三百七十二年，歲值丙申，月值壬辰。故明遺民，北直隸宣府庶民董道，遙望京師，伏拜先帝，以祭文曰：
昔我大明，耀耀其煌。文成武功，曠古朔今。太祖振臂，譬如北辰。驅除韃虜，環宇一清。仁宣盛世，弘治中興。萬民安康，四海升平。神宗末年，國運不振。建奴趁隙，亂我綱常。先帝繼位，堯舜之君。驅除閹豎，重振朝綱。
嗚呼
悲其東林，以無君子。溫周之流，蒙蔽聖聽。國賊崇煥，通敵叛國。滅國柱石，棄我遼東。外患不息，內寇又起，建斗陣役，武陵不敵。松山戰沒，亨九投敵。白谷殉國，回天無力。君如堯舜，臣無禹契。天亡我明，回天無力。
君非亡君，臣乃亡臣。崖山之殤，煤山又繼。哀哉我明，痛哉我族，甲申國殤，三百載矣。後世遺民，無以為祭。北望慟泣，思我先帝。
伏維
第18篇：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刘亚洲将军武艺如何，是使青龙偃月刀，还是一杆红缨枪，能徒手打杀老虎，还是能一枪打杀兔子，这些我都不晓得。不过，我看了他大作《甲申再祭》，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甚至天马行空，叙述亦充满激情，闪光的警句到处都是，比如“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通俗易懂的比喻也随处可见。“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像这种天才式的比喻不是寻常的写手能写出来的，我不禁拍案叫绝。
《甲申再祭》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它的结构也不错，所举事例表面上似乎散乱的珍珠，其实都服从他所想表达的
主题与抒情。文字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见解。而且叙述心态非常潇洒、相对自由，没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的毛病。他的心灵的确没有文字狱的阴影，他的肉身也显然脱离了锦衣卫的掌控。
最让我钦佩的是，狂放的叙述中，他不经意说出真相，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天王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一场春秋无义战。另外，将军不仅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入木三分的整体了解。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为何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士兵为何争先恐后出卖长官。还有扬州百姓为何在暴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不抵抗，以及扬州女子为何涂脂抹粉献身鞑子，年老色衰，仍偷生于白山黑水……如果说有啥不明白，他好像不明白八旗清兵为何愿意为几个菜肉包子而不珍惜生命。
作为体制中的刘将军，如果他是个安于现状的官僚，他满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学习学习邓小平
理论，戴戴三只手表，掌握掌握停电时保鲜冰箱中食物的技术，一晃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解甲归田，托托鸟笼，泡泡茶馆，待上帝召唤，就安安稳稳躺进八宝山。他即使游手好闲，哪怕骄奢淫逸，凭他的出身及背景，不消几年就可以从中将升为大将，弄得不巧还是个元帅。而他这样的锋芒毕露，忧国忧民，驰骋于危险的楚河汉界，好像有点犯不着。当我以羡慕惋惜的口吻，以上述观点议论刘将军当出头椽子的成本时，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中将以及国家主席的女婿的名份，在常人眼里都是命运恩赐的，人们只会羡慕，而不会心底敬重。就像金日成的儿子，哪怕是个斗鸡眼，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元首一样。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烟云，只有满腹的珠玑和天才的大脑才是自己的。历史不会记载皇亲国戚和庸庸碌碌的中将，它只会记住凭自己的本事而有所成就的人。《甲申再祭》到处都是将军的个性印记，它是刘亚洲自我价值的体现，它充
分表达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将级军官的强国梦。
刘将军欣赏清兵不满足关外的幸福生活，而去侵犯邻居，证明他内心喜欢做强国梦，至少喜欢打仗。这个强国梦，或许是包括刘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军官的职业病，好像非要打仗，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也难怪，的确很长时间没打仗了，打了老山一仗，广场一仗，他们至今下岗待业，手里痒痒的，嘴里干渴得冒烟，就像李自成初上阵的战马。我所说的下岗待业，不是指没有薪饷，而是说有了生殖器，除了小便，老是不给它们机会似的。
强国梦，其实缺乏可行性、操作性，而且有点胡言乱语。有什么根据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谁恩赐你百年和平，你有没有付保护费？难道人家一百年躺着不动，就是为了等着你赶上来。
要知道我国不仅武器落后，而且缺乏具有勇士气质的兵源。一个抵五个匈奴人的勇士，早已远去，汉将军李广的战士也成草原白骨。刘将军也晓得一个平时害怕衙役的奴隶是没法上阵打仗的。再说，谁上阵呢？保家卫国的口号有没有用，要不要麻烦石壕吏夜半再捉人？大家知道，近几年工农大众其实每天都在战斗，都在为下岗失业、还有住房的安危、孩子的教育费而操劳，空余时间，他们不是吃四角钱的袋装黄酒、打牌搓麻将，便是妒忌权贵富人的灯红酒绿，以及别墅和大量的存款。这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草根，只关心柴米油盐，早丧失了刘将军所具有的雄心壮志。能怪他们吗？他们毕竟是奴隶的子孙，满清一统，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的后裔，哪个不是奴隶的子孙！我看，这样的草根不符合刘将军的征兵条件。现在，他们的子弟，不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就是每月拿几百元钱，在某个南方外资工厂打工。生活艰难呵！
在我印象里，古代均是将军身先士卒拍马上阵，然后喽罗一哄而上。吴起甚至像庄稼人爱惜牲口那样，跟伤兵肉体亲密接触。现代的作战史好像都是工农子弟，端着步枪，直冲到敌人的壕沟前面。而那些将军老爷们则躲在防空洞里抽着雪茄红中华，打打电话，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划涂涂，进行着遥控指挥。当然，他们晚上偶尔也要给睡着的战士盖盖被子。
世上所有的强国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小平、江泽民了解中国的实际国力，才内敛谦卑，对强国和颜悦色、敬烟倒茶。再者，放弃强国梦，满足于不受侵犯，中国其实十分安全。何况，我们有原子弹，还有核潜艇，何况，正如王力雄所说的，我们没有让人眼红的资源，吸引人家来抢劫。十三亿人口是个包袱，谁夺这块地盘，都像湿手碰上了干面粉。养活对付这些人都难呵！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也没看见某个家徒四壁的穷人将自己的寒舍防守得犹
如碉堡。一旦筑了碉堡，不明真相者，会以为穷汉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如果正视现实，其实我们非常脆弱，国内的阶级关系、利益分配没有理顺；金融千疮百孔，股民挣扎于破产的边缘；掌权的组织自拉自唱，如同孤家寡人，民主党派拿着干薪，都在袖手旁观；沿海建设得如此完美，长江大桥、东方明珠，也经不起人家的导弹，还有那长江三峡，做个轰炸攻击的姿态，我们就寝食难安了。
我国的防卫武器，除了原子弹、核潜艇，愚认为，还有庞大的人口。( 京ICP备13016261号-1)谁想跟我们过不去，就滥发护照，大量输送人口往境外，看看有哪个敌对国家和它的帮凶吃得消。十三亿只蝗虫黑压压的，遮天蔽日，每只吃一滴水、一粒粮，穿一寸衣，一双鞋，就不知道耗费地球多少资源。历史证明，中国就是凭蝗虫般的人口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这儿，我想说出内心的担忧，现在文人还可以说几句话，至多监控、吃几年官司，一旦为了实现强国梦，说不定军人动粗，将多嘴多舌的文人装进麻袋，从飞机上扔进太平洋。
耿直智慧的王怡担心军人干政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有以上的担忧，可是想到最后，我却不担忧了，觉得朱学渊的观点也有几分道理。所谓的强国梦，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战争总要有人买单，也要有人愿意打仗，而今国贫民穷，识几个字的草民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平时期贡献税金，战争时期奉献鲜血，倒霉的，还要像老山前线的战士那样丧失两条腿儿、一条性命。想到这点，草民肯定跟统治者同床异梦，心怀二心。而那些生活优裕、被办公室消蚀了意志的公务员，恐怕绳捆索绑，也不愿意上战场（其实他们应该上战场，旱涝保丰收，拿这么多钱，不上战场也说不过去）。知识分子也知道：强国梦很难实现，秦朝元朝是
个例子，苏联德国是个例子。估计他们思前想后，也不会投笔从戎，跟随将军去建功立业。
我认为，强国梦只是部份人的一厢情愿，这跟老百姓不搭界。强不强，反正一日三餐，晚上一张床。将军的豪言壮语，有可能只是恐吓远近的强国，就像我们赌友所说的：梭哈偷鸡。纸上谈兵式的强国梦，也许只是军队证明自己存在的营销策划。它没危害，只会让网络更热闹，电信部门赚钱更写意。当然，尽管对强国梦有异议，我仍喜欢听另类的声音，尤其是体制中另类的声音。因此喜欢刘亚洲，希望他的愿望能实现，只要我的家族，呵呵，不上战场。
第19篇：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导语：《昆虫记》详细地描绘了昆虫的生活：如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这给后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人类社会迅速走了现代文明。以下是聘才本人为大家搜索整理的，欢迎大家阅读。 (一)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的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他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虫子，已实属不易，而专为昆虫写出十卷的巨着，更是莫大的奇迹。法布尔的书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依然一次次引起轰动。这是老师对我们说的，也因为这句话，使我对《昆虫记》产生了兴趣。
在暑假里，我阅读了这本书，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异的昆虫世界。在我看来，毫不起眼的昆虫，竟会如此有趣，我从没去观察它们，想不到与它们打交道，竟有如此高深的学问。
萤火虫、蚂蚁、蜘蛛、蟋蟀、毛毛虫……涵盖了它们进食、交配、养育、劳作、狩猎、生死，林林总总，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一段段栩栩如生的昆虫境况，多么富有知识、美感，使我浮想联翩。
面对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昆虫，这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即使这样，还有许多现在不知道，有待于我们的研究。通过这本书，架起了知识的桥梁，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科学。 (二)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跟昆虫有关的名着——《昆虫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许多昆虫的知识，这里我就向大家介绍一种昆虫，名叫萤火虫。
萤火虫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昆虫，它的肚子顶端会发出微弱的光亮，就好像肚子里挂了一盏小灯。在宁静的夏夜，经常会看到它们在草丛中游荡。
萤火虫长着三对短短的腿，它们利用这三对小短腿迈着碎步跑动。雄性萤火虫到了成虫时期，会长出鞘翅，就像其它的甲虫一样。而有的雌虫则永远都保持着幼虫阶段的形态，无法享受飞翔的快乐。
萤火虫有着色彩斑斓的外衣，它的身体成棕栗色，胸部是柔和的粉红色，其圆形服饰的边缘则点缀着一些鲜艳的棕红色的小斑点。这就是可爱的萤火虫。
《昆虫记》这本书教会了我们许多，它教会了我们怎样观察昆虫，教会了我们怎样识别昆虫，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们要爱护昆虫。
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昆虫，就等着你去探索和发现了! (三)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昆虫记》是法国着名昆虫学家法布尔耗费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昆虫学的巨着。
他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五十余年深入到昆虫世界中，用毕生的精力对昆虫的种类习性乃至觅食婚俗进行大量的观察和实验，真实细微翔实地纪录了昆虫的本能特性，用第一手资料将昆虫世界真实而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法布尔用人性观察虫性，又用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他被法国文学界科学界授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的称号，并被举荐为诺贝尔文学将的候选人。
作者把这本书里的昆虫写的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刻画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来。
里面有许多的昆虫，有你没见过的昆虫。有无穷奥秘等你来探索。
《昆虫记》是科学家与文学结合的典范，虽历经百年，可至今任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
这套书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下以走过是个来头，我希望着笨书能得到更多人士的爱戴和喜爱，希望大家观读。 (四)昆虫记读后感三百字儿
这一星期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关于昆虫的很多奥秒，你在田野里经常闪烁着亮光，大家都知道是萤火虫的杰作吧!以前，我不知道荧火虫吃什么，读了《昆虫记》后，让我大吃一惊——萤火虫竟然是肉食动物，主要吃蜗牛。萤火虫先用嘴里的两颗獠牙向蜗牛注射毒素，再用一种特殊消化液把肉汤液化，蜗牛就这样成了萤火虫的美食。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发光带上面有层白色涂层，是有一种非常细腻的颗粒构成的。然后由白色涂层供了可氧化物质，导管则输进了气流，当可氧化物质与气流相遇，变产生了光。
读了《昆虫记》，我知道了大自然的奇妙，昆虫界里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小朋友们，让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去探究昆虫界的事情吧!
读了这本书，让我感觉昆虫是那么的勤奋，我们应该向那些昆虫学习，不怕苦不怕累!
第20篇：甲申纪念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
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
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
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
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