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r和Kramer指出，尽管企业社会投资和伦理管理实践在很多行业均得到了充分重视与 蓬勃发展，但旅游业在这些方面的实践仍然十分有限[4] 全球只有2%的旅游企业参与到负责任旅游或CSR 实践中[5]，旅游企业在CSR 实践方面远落后于其他行业。不仅是实践界，在学术领域，CSR 议题也尚未引起旅游学者的足够关注 学术研究有助于梳理错综复杂的旅游CSR实践问题，分析旅游CSR的影响机制并明晰其作用效果和适用情景，为旅游企业管理者提供理论指导。然而，由于研究的阶段性，目前旅游 CSR 研究在理论层面的针对性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对旅游CSR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CSR 的概念最早由舍尔顿（Sheldon）在1923 年提出，他提倡应该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的需要问题联系起来。在该定义里，舍尔顿认为，企业的责任应该包含道德义务，企业经营应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16]。在他的思想里，已经孕育了CSR 的核心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1953 年，鲍文（Bowen）在其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出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即企业追求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尽到责任和义务[17]。鲍文的著作大大地推动了CSR 相关的研究，标志着现代CSR 概念构建的开始。
虽然政府产业化扶贫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产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和缺乏金融支持等等。政府虽然能够调节部分社会资源的流向，但完全不能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
很长时间以来，政府被认为是反贫困的绝对主力，能够集中庞大的社会力量，包括资金、人力、物力等，去改善甚至消灭贫困；但研究表明，政府扶贫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企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在反贫困领域却一直不被重视。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扶贫被认为等同于做慈善，也就是捐赠[43]。然而，企业通过商业运作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地方经济的扶贫案例已有很多，却一直缺乏对企业扶贫案例的系统研究 [43]宋征，贾燕.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企业扶贫状况及对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1）：212-214.
辐射带动了周边群众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歌娅思谷景区在发展中遇到了用地的问题，经协商，东谋公司以每年每亩600 元的租金流转周边农户土823 亩，并优先安排租地农户和周边农民在景区就业。目前，在景区签订就业合同的153 人，其中贫困人口87 人，安排从事管理、导游、保安、餐馆服务、环卫、田园管理等工作,月均工资2000 元，有54 名白裤瑶村民兼职参加原生态民俗风情篝火晚会演出，每人月均 收入400 元。另外，公司还为有经营意识的农户提供低价租赁商铺，让他们经营旅游商品、乡土小吃、农特产品，月均收入2000 元。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的同时，歌娅思谷景区也得到了发展壮大，成为广西著名的休闲观光和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东谋公司的负责人说，由于得到了当地政府在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他们参与的旅游扶贫项目得到顺利开展。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让更多农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带动更多农民脱贫致富。据统计，歌娅思谷景区辐射带动里湖瑶族乡瑶里村、里湖社区和城关镇恩村等共549 户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共有139 户贫困户、569 人在景区发展中获益，其中103 户贫困户、443 人实现脱贫。
为在“十三五”期间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活跃在扶贫攻坚第一线，央企平均每家结对帮扶2.3 个贫困县。在全社会总捐赠中，企业捐赠也已占到总捐赠额的70%。企业扶贫的优势是产业扶贫。产业扶贫一直是扶贫攻坚的重点方向之一。 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利润低、融资难一直是农业企业尤其是扶贫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企业作为现代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生力军现行扶贫工作中仍存在“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被动局面，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必须进一步构建政府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凸显民营企业精准扶贫实效，积极营造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良好环境，使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
纵观中国民营企业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4 年，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大多是出于自发，一方面，扶贫受益对象多为本地化，从民营企业家家族开始，向亲戚、乡邻扩散；另一方面，参与扶贫的企业家的动机往往是以满足企业家个人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实现为主。同时，扶贫手段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安置就业和捐款捐物。从1994 年到2006 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扶贫开始进入自觉阶段，其特征，一是民营企业家逐步成为社会扶贫的重要力量，例如这一时期出现的“光彩事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扶贫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参与途径开始多元化，产业投资、资源开发、贸易带动等各种扶贫手段不断出现。三是扶贫活动开始组织化，在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引导下，民营企业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并逐渐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扶贫对象全国化，无论是本省贫困地区还是西部贫困地区，跨省区的公益捐赠和产业扶贫等活动大量涌现，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视角遍及全国。从2006 年到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扶贫进入了新的阶段，无论是参与方式还是参与力度，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确定了精准扶贫的国家策略之后，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始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和作用。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在消除贫困中，既为贫困地区群众带来福音，也为企业自身健康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自觉参与扶贫开发进入常态化，参与扶贫开发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并将之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和文化建设之中，是企业彻底实现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在新形势下，尤其是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有效结合 起来，已成为扶贫工作的创新举措，体现了贫困群体和企业的共同需要。这种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新模式，既规避了政府扶贫的弱点，又能体现出市场元素的积极作用。
目前，政府操控型移民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居民自主性移民还是并不多见的形式，企业参与型移民也处于探索试验阶段[4]。目前移民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是政府，移民自身尚未成为移民选择的决定主体，主张变革现行政府操控型移民模式为居民自主性移民模式[5]。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旅游开发一直采用政府主导型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显现了诸多弊端。选择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扶贫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源整合、提速增效的最佳选择。政府、企业、市场、社区居民、旅游者是有限政府主导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的构成主体，他们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发挥作用。此外，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的运行还需要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来维持。
长期以来，我国旅游扶贫一直是坚持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该模式通过政府对贫困地区实行直接干预，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从而激发贫困地区经济活力，该模式产生于20 世纪末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并在21 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对促进我国西部落后地区脱贫致富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新环境和新形势，政府主导型扶贫旅游开发模式已渐显力不从心，问题不断显现，如由于开发不当导致了贫 困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的积极性不高造成政策难以落实以及由于社区居民参与度低造成后续发展乏力等。此后，先后出现企业主导型模式和社区主导型模式，但这两种仅流行于某些特殊地区的特定时期，其普适性不强，且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我国旅游扶贫开发中对传统的模式进行改良或探索新型扶贫旅游开发模式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和旅游业发展实际，提出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并对其构成、运行机制及保障机制进行分析说明，以期对我国扶贫旅游开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
但是，旅游扶贫开发不只是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公益 性质。因此，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进行旅游扶贫开发难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但是脱离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旅游扶贫工作则难以落到实处。因此，李永文和陈玉英的观点较为符合实际，旅游扶贫的本质是一种“扶持行动”，扶持经济发展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旅游开发，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学界对旅游扶贫的定义尚不统一。李永文和陈玉英指出，旅游扶贫是通过发展旅游业而出现的一种全新扶贫模式，即对一些旅游资源较好的地区进行开发和扶持，从而实现其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①
政府主导型模式 内涵
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和财政实力，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资金的投入和支持等，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⑤。 特征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存在信息不对称、基本情况不清、决策流程复杂缓慢等问题，直接导致政府扶贫工作的整体效率得不到提升⑥。 企业主导型模式 内涵
企业作为旅游扶贫的主体，在旅游扶贫的开发活动中投资资金和人才，并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使其管理才能的一种模式。 特征
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吸引外资来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经营体制较灵活。但是，企业可能会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无序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我国发展旅游扶贫工作以来，一直坚持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政府扶贫具有全局性和政策性，它对于扶贫工作具有很大的作用，任何一种扶贫模式的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旅游扶贫工作的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中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是旅游扶贫地区存在信息分散的现象，使得政府较难掌握完整信息; 另一方面是从事旅游扶贫工作的政府人员有限，很难保证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这样会对扶贫工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作为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利益主体之一的政府，在开发活动中容易出现自身利益追求，从而产生干预旅游扶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②此外，政府需要依靠市场，根据市场发展而改变政府职能，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企业扶贫活动中，企业会根据政府指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来帮助贫困地区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企业的参与会更有利于资金的筹措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较之对于旅游扶贫的贡献，社区参与扶贫的影响较弱，但同样不可以忽视它的作用，只有社区居民们想要自己所在的地区发展起来，并且积极配合，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扶贫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在贫困区县都非常突出,由于缺少资金,一些项目难以达到最优规模,一些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也难以得到较快的推广。同时,资金流失、挪用、资金投放对象错位、使用效率不高等资金管理问题也极大地制约了扶贫的效率。
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扶贫职能的交叉与扶贫资金多头管理机制,很不利于扶贫资源的有效 整合与城乡扶贫政策一体化的形成。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足,没有科学的系统的评估标准,立项的随意性较大,导致项目偏离“瞄准穷人”的目标,并且造成预算严重偏离实际需要、费用成本过大等问题。选择项目时,由于缺乏扶贫信息沟通机制和平台,对贫困人口的需求了解不够,在开发目标界定、开发方案评估、资金使用、项目监督与管理等环节,缺乏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
旅游开发作为扶贫项目,因其“造血式”扶贫与以往单纯给予财政扶持的“输血
式”扶贫相比,具有更明显的激励扶贫地区人口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自助扶贫”的 作用,因而其扶贫效益被广大学者认同
经济责任是指企业要尽可能的创造利涧，位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其它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法律责住是指企业要按照政府和法律要求经营，位于金字塔第二层，同经济责任一样，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准则；伦理责任是指除了法律规定之外的社会成员所期望或禁止的活动，它反映了消费者、员工、股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对关系到自身公平、公正化及道德权为的企业行为的考量；伦理责任位于金字塔第三层，与法律责任层相互作用；慈善责任是指企业捐助资源（资金、设施、人力支持等）从事化会福利事业改善社会群体生活品质等，是企业自由裁量的社会责任，位于金字塔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