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校教师的“中国梦”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在教学一线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功能定位一直是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名普通高校教师，在高质量地完成了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怎样尽最大的努力服务社会，当然也想再跟大家说说自己心中的梦想。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有幸得到社会各阶层群众特别是最基层群众的认可和邀请，去为他们讲课，举办专题讲座和进行交流互动，和他们面对面地畅谈国家大事，最直接地了解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跟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深入探讨党的创新理论和我们国家正在走的道路。30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为基层群众讲课3000多场次，直接听众数以百万计。自己也从30多岁讲到了60多岁。但是我觉得自己越讲越有信心，越讲越有干劲，因为我感受到了基层百姓对知识、对理论、对沟通交流的热烈需求，他们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关爱，可以说，很多经历都是刻骨铭心的。 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作为志愿者在5月下旬到达重灾区。当时那里教委的同志说，希望搞个“京川携手，助推高考”的志愿者活动，在得到学校党委批准之后，我毅然买了飞机票，做好了第二天出发的准备。那一天，我准备自费做三个横幅，并为重灾区的中小学生购置礼品，第二天一早乘飞机带到重灾区。我从搬家公司购买了
600*400*400的最大型号的纸箱，在儿子的帮助下，很快就把礼品买齐了，有各种球类、棋类，扑克牌和跳绳，口琴和笛子，书包、文具盒和各种文化用品，200条红领巾，还有500面纸制的小国旗，我用大半夜时间，把小国旗和塑料小旗杆用胶水一面面地粘好。将满满六大纸箱的礼品用塑料绳绑牢。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就偏偏不赶巧，我想带到重灾区送给中小学生的三个横幅没法做。因为那一天，我们学校所在的北洼路停电，七八家制作横幅的小店都关门歇业，我骑着车从南头跑到北头，才终于找到一家开着门的小公司，进去一看，柜台前只有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他开口就说，今天我们不接活只取活！我向他说明要做的横幅是明天一早带到重灾区的，真没想到，他低头考虑了一下，居然一口答应给我做。他问我：老师你什么时候要？我说：最晚今天晚上九点！他说了一声：放心吧！做完我给你送去！我问:你一个人能做主吗？他笑起来说：我就是老板！我说了算！我留下地址，半信半疑地骑车离开了这家不起眼的小店。一下午我都很不放心，怕横幅做不出来或做的不理想耽误了行程，没想到，晚上八点多，家里的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那位小老板喘着粗气，抱着刚做好的三个横幅出现在我面前！我赶紧把他让进屋里，他很小心地把三个横幅放在地上一一打开，我当时真有些惊呆了！我设计的三句话变成了三条用优美醒目的华文楷体字印制成的大横幅：“我自信，我坚强，我乐观，我一定成功！”“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不言败，谁能败我！我不言弃，谁能弃我！”真带劲呀！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从钱夹中掏出三百元递给小老板，没想到他竟用双手，大声说：“想要你的钱
我就不会自己蹬平板车给你送来了！我就会让我的工人拿着账单来跟你结账。我是做生意的，去不了灾区，就算我为灾区做点事吧！”说完走出去，头也不回地下楼了。这三个横幅，我是在飞机上抱了近三个小时到达成都双流机场的，在后来的演讲中，它们多次出现在彭州、都江堰和龙门山脉的中小学，重灾区的孩子们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们对祖国人民的感谢，对伟大祖国的祝福和对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的期待。
我在重灾区去过一个学校，是成都辖区最偏远的一所七年制学校，这所学校正是在地震断裂带龙门山脉靠近汶川的地方。旧校园全部震毁，空军援建的板房教室就在我去的那一天——六一儿童节投入使用。我想象不到的是，我的六大箱礼物和许多志愿者送去的礼物就打开放在院子里，但一千多个山区的孩子没有一人动手去拿，最受欢迎的是我带去的五百面小国旗，分到各个班里，一瞬间就被抢光。我讲课的班级是七年级，13岁的孩子个头都不矮了，教导主任怕他们一拥而上把小国旗抢撕了，攥满国旗的两只手举得高高的。我讲课70分钟，全班孩子竟然一直举着国旗。龙门山脉是受灾最重的地方，8级的震级，11级的裂度足以摧毁一切，房屋百分之百倒塌，不少孩子失去了父母，但是他们仍然把国旗当作自己的最爱，他们相信，有伟大祖国，就有他们光明的未来。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工作，不能让这些可爱的孩子失望。
让我感动的事情还有很多。2005年6月，我应澳门中华教育会的邀请到澳门去为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做专题讲座并担任澳门中小学生普通话朗诵大赛的评委。我没去过澳门，觉得心里没底，讲座是在下午中小学放学之后，我估计来不了多少人，没想到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大阶梯教室居然全部坐满。不少青年学生就席地坐在讲台前面。我记得当时讲了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讲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还介绍了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几百人的大教室一直特别安静，没有一点噪音杂音。当我用幻灯打出中华民族第一飞天人杨利伟的照片时，全场掌声雷动，坐在前面的青年学生齐声高呼：“杨利伟！杨利伟！”课后，主持会的澳门中华教育会秘书长郑女士告诉我：澳门同胞也非常敬佩航天英雄杨利伟，他圆了所有中国人的飞天梦。祖国强大了，只有2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万的澳门才有希望。澳门人民的这种热情真诚，我在从拱北口岸入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当天澳门中华教育会的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李沛霖先生和各位副会长亲自到关口去接我，他们这个学会是个民间组织，平常开会搞活动都非常节省，学会的老师们传达个什么事，都是骑自行车去。但却给我安排了最舒适的酒店。我跟他们说，自己在祖国大陆讲课，一直坚持“四不”原则：一不接受宴请，二不住高档宾馆，三不参加旅游，四不接受礼物。他们连连说：“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澳门就不提这些了！”我在澳门讲课，当评委，八天的时间里，他们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让我心里一直非常不安。
印象深刻的还有在北京四季青镇一个村的讲座，听课的都是普通村民。讲座的题目是；建设新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当我说到：1977年北京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5平方米，2012年统计已经达到29.4平方米的时候，一位上岁数的村民大声说；才29米！我们早就超过了！后来我说到，国家十二五规划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2015年全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圆，又有一个中年人插话：我们也早就达到了，不过不是人均，而是纯收入，而且不是一年，是几个月。我当时提到，自己小学是在北京育英学校上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主食经常是
白薯和白薯面窝头，吃得我们胃酸，肚子胀，很不舒服。有些同学不满意，经常唠唠叨叨发牢骚，校长为此专门给我们高年级学生开了个会，教训我们：“你们别不知足！你们知道你们每天吃的白薯是哪来的吗？”他指着外边说：“是咱们院墙外边四季青公社的农民种出来的！你们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吗？是白薯秧子！”当时大礼堂里一片寂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受到了猛烈的撞击。那天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上了岁数的村民都流了眼泪。课后他们跟我说，真的是这样，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白薯秧子别说人不吃，大概牲口都不吃了。我问他们，你们村还有牲口吗？他们回答：早就没了，我们这早就变成小区了！我们住的房子可比城里人宽敞！
全国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贵州黎平县讲课，要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而且是在夜里。当地教委派了最好的车，最有经验的司机去贵阳机场接我，在几乎没有一盏灯的深夜大山里，司机聚精会神地驾驶，非常平稳地把我接到红色革命城市黎平。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讲课，途中突遇暴雨，车轮陷入泥坑，负责接我的乡党委宣传部长高丽蓉同志毅然跳下车，冒着劈头盖脸的大雨和司机一起推车，弄得满身都是泥水，他们怕我也跳下去，在下车后以极快的速度把电锁关闭。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乡为村民群众讲课，晚上回家时才发现，他们从自己园子里摘了最新鲜的西瓜，给我塞了满满一后备厢„„
回忆走遍祖国大江南北这30多年，我觉得自己的经历真像是一本永远也写不完的书。我阅人无数，感慨万千。要说什么是最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最朴实、最真诚，他们说的话最有分量。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我的梦想就是，把自己至今还没去过的三个地方：青海、西藏和台湾也都走一遍！直接和那里的百姓谈心交流，向他们学习。到那时，我相信自己的心里一定会更加充实，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作者为教育艺术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