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汇报会（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表态发言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发言

2017.7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下面我代表天元街道表态发言。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天元街道位于县城所在地，责无旁贷，主要抓好三个方面：

一、严格管理，夯实责任。把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纳入街道平安建设总体规划之中，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施方案，健全组织，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协调、督导，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开展。明确主要领导第一责任制，积极协调各有关单位，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突出重点，增强实效。一是强化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一室四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综合指挥室的作用，协调、落实信息流转、交办、督办，促进社会治理更精细、社会环境更平安。二是创新村社治保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群防群治作用，按照规模，每村社抽调2-4名优秀村（居）民，成立村（社）治保会，强化信息的收集、矛盾纠纷的化解、重点人员的管控等。二是完善网格建设。健全完善全科网格建设，对原先306个网格调整优化为108个，由村社区干部担任网格长，统一发放新“平安通”手机，运行“E监管、

流管通、平安通、平安检查APP”四个软件，实现多功能全网覆盖，提升应知应会知晓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三、狠抓落实，确保稳定。一是强化矛盾排查化解。定期召开会议，做到半月一分析，每月一汇总，季度一通报；坚持常规排查、专项排查和重点时段集中排查相结合，及时掌握，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二是强化公共安全管理。突出私营城等重点、难点区域，加强巡查力度，抓好治安、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逐步推进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模式，做到排查到位、整改到位；同时，重点掌握吸毒、矫正、邪教、重性精神病人等重点稳控对象。三是强化交通文明和安全防控管理。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村社区开展各类教育示范活动，提高文明交通意识，营造文明交通氛围；按照预防为主、单位负责、政府监管的原则，检查督促企事业内部安全防控网建设，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安全稳定。

总之，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按照X县长的工作部署和X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实际，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升社会服务效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谢谢！我的发言完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推荐第2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 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推荐第3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XX市委组织部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化解矛盾纠纷的中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道防线、应对突发事件的坚强堡垒和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纽带。为进一步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社会治理活力，我们围绕基层党组织如何推进社会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和细致思考。

一、XX市基层党组织现状

XX市共有各级党组织884个，其中党委48个，党总支20个，党支部816个。共有党员24585名，其中，男19595名，占79.7%，女4990名，占20.3%。在全市党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6868名，占27.9%；高中（中专）有7201名，占29.3%；初中及以下的有10516名，占42.8%。35岁以下的5513名，占22.4%。

（一）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

XX市各级党组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建设不断深化，建立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制度，全面推进党务公开、“公推直选”，坚持落实“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二是村（社区）干部发挥出

1 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在组织建设、发展经济、安全稳定、征地拆迁、计生服务、农业发展、环境整治、精神文明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三是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有效加强，加大对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教育、培训力度，实行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招考乡镇公务员制度，建立了村干部离任补助、村干部参加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和办公经费标准。四是扎实推进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重点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突出抓好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全市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覆盖率均已达80%。五是切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今年来，全市发展党员176人，建起了覆盖全市的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建立了多支党员志愿队和党员服务队，切实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二）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的潜在优势

全市202个村（社区）两委班子完成了换届选举后，村干部年龄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大提升，服务社会治理意识不断强化。由“特殊党费”援建的村级阵地已全面投入使用，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已成为集党员活动、村民议事、咨询信息、便民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服务群众的能力有效增强。在各村社区建立服务平台，党员干部参与群众相关事务的办理，深化推行上门办公制、错时工作制、服务承诺制等系列为民服务制度，确保一般事务 2 有人办，专业事务有人懂；每周定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村组一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通过上党课、民主生活、廉政教育专题会等多形式强化党员思想教育；村干部把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千方百计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建立村级后备干部档案，选好苗子、重点培养，加大党员积极分子发展培训工作，。

二、基层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

XX市以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社会治理。

（一）具体做法

创新组织设置，构建社会治理的网络体系。主动适应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创新组织管理和设置模式，以“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立体化”为目标，夯实社会治理组织基础，让基层组织体系覆盖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推行“支部+协会”、“支部+公司”、“支部+基地”、“支部+合作社”等设置模式，切实加强了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引领，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兴趣相投”的原则，以企业移交社会化管理党员、下岗失业党员、复转军人党员、未就业大学生党员、外地流入党员为重点，建立楼栋党支部、灵活就业人员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流动党支部等， 3 对流动党员实行“双管”、下岗职工党员实行“托管”、离退休党员实行“直管”、在职党员实行“协管”，确保了党员管理不脱节、作用发挥好；加大“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创建力度，发挥好“两新”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做到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巩固一个、带动一批，切实加大党的组织覆盖面。通过组织创新，构建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治理网格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健全制度建设，提供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社会治理，机制是关键、制度是保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决不能止于“硬件”，更要优化“软件”。健全责任机制，推行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述职、专题研究、专门部署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切实督促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真正把基层党建工作重视起来；健全服务机制，推广第一书记“1+1”制度，党员、村(居)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基层干部撰写“民情日记”制度，镇村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度等，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健全基层党组织议事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重大政策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健全党内监督机制，推进以村干部述职述廉，进一步健全村务、政务、党务公开制度，促进村级民主政治的不断深入；健全村组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重点通过让利于基层的方式，让村干部充分感受到在村工作既有工作压力，又有盼头和想头，能安心在村 4 工作。

强化队伍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人才支撑。实施“添活力工程”，加强基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采取“三推两选一培”的方式培养选拔基层后备干部；实行采取公开招考、组织考察等形式招录基层工作人员,并作为后备干部加以培养；建立村后备干部信息库；加大对基层后备干部的组织推荐和上岗使用力度。实施“强能力工程”,提升基层党组织干部能力素质，举办全市性培训班,组织到发达地区学习考察；选派基层干部到市机关或发达地区挂职；举办“支书讲堂”交流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建立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实施“增动力工程”,激发基层党组织干部工作积极性，建立基本报酬与业绩奖励报酬相结合的补贴保障制度；建立基层组织“两委”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加大从优秀党组织书记中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力度。实施“提魄力工程”,创新基层组织班子成员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作目标公开承诺制度；建立健全岗位责任考核办法；建立对基层组织班子成员“双检双述双评”定期考核制度；评选表彰优秀基层党支部书记。

加强阵地建设，建立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了大厅开放式办公，将民政、计划生育、农村合作医疗、国土资源管理等12大类38项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村级便民服务室，确定专人办理，建立了《首问责任制》等12项服务制度，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功能，实现“群众动嘴、5 干部跑腿”的转变；加强基层组织活动平台建设，积极整合资源，配套完善了教育培训室、学习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建立健全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管理，积极向所有党员、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党建知识、党员教育培训服务和党员纳新、关系接转、流动党员管理、困难党员群众帮扶等基本服务，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真正成为联系党员的桥梁和纽带、服务党员的重要窗口，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工作平台；积极打造基层组织干部活动中心，针对无职党员发挥作用缺乏平台的现状，结合每位无职党员的专长，积极推行设岗定责制，为其量身定做岗位，让无职党员有位而为，推行了村干部轮流坐班制度，确定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文书和大学生村官等村“两委”班子成员中推行轮流坐班办公，并向全村村民公布了坐班人员时间表和坐班干部联系电话，方便了群众办事。

（二）积累的经验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领导核心、直接力量和重要纽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抓班子、带队伍，是强化社会治理的力量保证。拓宽选任渠道，加强教育培训，锻造党组织书记党性修养、道德品质，增强服务群众、引领发展、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先锋队和生力军。

抓基层、打基础，是强化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创新组织设置，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形成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城乡 6 党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忧解难功能，使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抓重点、拓领域，是破解管理瓶颈的重要路径。实施党建品牌创建工程，精心打造农村“富民党建”、社区“和谐党建”、企业“活力党建”和机关“效能党建”品牌，在农村、社区、机关、企业等领域中形成一批看有形象、学有榜样、说有经验的党建典型，增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活力。

抓载体、搭平台，是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抓好重点行业及窗口单位破解发展难题，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引导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化服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激发出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

（三）存在的问题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影响的原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主要有以下方面：

对社会治理工作认识还不到位。一些党组织认为只要抓好经济工作就行，无需顾及社会治理工作；个别基层党组织找不准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党建和社会治理“两张皮”现象比较突出，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结合不紧密。

党员干部服务社会治理的能力亟待加强。随着群众利益诉 7 求的多样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给当前做好群众工作带来严峻挑战，群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这些都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层力量亟待加强。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不够，基本处于“单兵作战”状态，整体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城乡之间、社区与单位的“城乡互联、共驻共建”缺乏制度性保障，导致资源的闲置和资源匮乏的矛盾；急需建立一支职业化、规范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专业管理人才十分紧缺。

三、党组织有效服务社会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动力和源泉在基层。应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和服务优势，全面提高XX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一）党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的途径探索

以基层组织管理体系创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注重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在面上完善一张网络，构建“全面覆盖、无缝衔接”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依托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坚持“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整体联动”原则，从横向来说，形成了与市工商局、市国土局等职能部门的源头管理协作机制，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的党群联 8 动机制，与行业协会、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枢纽的区域联动机制；从纵向来说，形成了以各街镇为主体的区域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基层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责任四级网络建设，全力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管理新格局，确保基层管理实现全覆盖，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

以基层组织服务机制创新推动社会治理服务创新。注重整合资源、拓展功能，在线上提升一个中心，打造“上下贯通、贴心贴身”的基层组织管理服务综合平台。依托“网络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实行干部包片、包村、包组的工作方法，提供党员干部“上门式”服务；构建县（市）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成社区服务大厅，将服务延伸到村、辐射到户，实现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推行“一站式”服务；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方法，对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不同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把服务民生服务群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将群众关心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安全等服务逐项梳理出来，提供“菜单式”服务。

以基层组织阵地创新推动社会治理载体创新。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在点上巩固一批阵地，把基层组织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推进基层组织管理工作标准化，对社区（村委会）统一硬件配套标准，统一社区场所设置，统一管理服务措施，着力解决新型基层管理脱节、服 9 务缺失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管理主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基层组织管理服务长效化，实施“走门串户、联系群众”制度，深入开展“支书进家门、组织作承诺、党员见行动”活动，发放“党群干群连心卡”，记好“民情日记”，将基层管理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二）党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的具体构想

坚持党委领导，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治理全员化参与。坚持党委领导，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充分发挥好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引导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协同作用；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做到关口前移，把街道、社区作为源头治理的前沿，综合协调和引导各部门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为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建强基层队伍，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加强教育培养,重视在学习中提高干部、在实践中锻炼干 10 部，教育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选拔任用,打破陈旧的用人观念和做法，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基层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真情关怀爱护,在工作上要多体谅支持基层干部，在生活上要多关心照顾基层干部，在舆论上要大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关注、支持基层工作的浓厚氛围，增强广大基层干部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干事创业的热情;抓好监督管理。对少数基层干部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早打招呼，及时提醒，认真帮助，严加督促。要结合农村实际和基层干部的特点，认真研究选拔优秀村干部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和担任乡镇领导的问题、村干部报酬待遇落实以及正常增长机制的问题和村干部的社会保障问题。

密切联系群众，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推进社会治理常态化服务。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基层制度，实行“干部包村包户”，每位领导负责联系一名致富能手，挂钩一户困难户，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定期开展民情走访、民意征询、驻点办公等活动；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定期开展接访下访、民情恳谈、蹲点调研等活动，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让“为人民服务”成为一种理念、11 一种常态，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狠抓基本保障，改善基层组织条件，夯实社会治理物质化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基层设施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改善各级组织的办公条件和基层干部的生活条件，让基层组织有地方办公，让基层干部有心思工作，让基层群众有条件办事；搭建基层组织活动平台，坚持“因地制宜、功能完善、适度超前”，将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党员活动、科技培训、医疗防疫和村民议事等硬件资源整合起来，把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成“议事中心”、“培训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建设成凝聚党员、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加大基层组织建设投入，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让群众在基层就能把事办好，让各种矛盾纠纷能在基层得到解决。

推荐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验范文

清零风险存量。深化“四项机制”建设，开展“铁脚板走万家”行动，深度排查风险隐患，建立“四色”预警和分析研判“一本账”，分类分级制定化解路径，推动积案逐项攻坚、隐患逐个销号。

清除风险增量。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制度化为牵引，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持续加强重点治安地区整治，拓展延伸行业领域清源；深化“六无”社区建设，优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机制，强化人文关怀、心理疏导。

清空风险变量。密切关注疫情大局和重点领域，全面落实“三同步”机制，聚力整治“三合一”场所，有效清理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等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安全秩序，维护和谐稳定大局。

二、强化共治思维，下好系统治理“先手棋”

加强力量融合，牵好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深耕机关党员、村居干部、专职网格员、基层群众“四支队伍”，将“红色细胞”注入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

加强手段融合，发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牵头作用，深化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建设，发挥行业部门、专业机构、民间组织资源优势，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全面推广“双向承诺、双向问责”和“说事评理”解纷模式。

加强机制融合，做实“平安前哨”工程，建立“警网融合+XXX行动”机制，形成平安建设在行业领域全面覆盖、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有机结合的治理“闭环”。

三、强化数据赋能，答好精准治理“必答题”

推荐第5篇：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近年来，全省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提供了一些实用有效的工作样本。

南京市的“建邺模式”：

整合部门，三级互动。区级层面按照“大部制”改革思路，将综治办、社建工委、民政局整合成立区社会管理服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城市管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使全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为民服务一体化。街道按“一室三区”组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优化管理服务功能，组成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部门整合和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打造，集成了区域综合治理、民生事务协调和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三大功能。

参与多元，资源集成。设立86512345“幸福宜居热线”、“幸福建邺”微博、“微建邺”微信账号等互动渠道，2.2万件次居民诉求，全部在平台形成工单，按流程办理。公开招募市民网格员，以诉求兑积分换服务，调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按“一体两翼”、“枢纽引领”的思路培育布局社会组织，即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主体，街道、社区培育中心为两翼，群团组织及驻区单位为枢纽，实现主体有效驱动、两翼衔接补充、枢纽引领辐射。建立公益创投基金，92个公益项目获得500余万元财政扶持。

圈网互融，幸福乐居。从2012年5月起，连续投入53亿元，分4批建设128个项目，形成5分钟便民生活圈、10分钟综合服务保障圈、15分钟优质医疗圈。全区按照无缝隙全覆盖原则划分310个网格，社区民警、交警、城管、工商、药监、环保等执法力量组团下沉至网格，构建由网格社工统筹协调的“1+N”网格服务体系，并制定网格职责及规范，规范网格员“六个一”配置，增强了网格解决问题的能力。

徐州市的“睢宁模式”：

构建村民交流平台。由财政统一扶持，通过“一个平整场地、一组亮化灯具、一套音响设备、一批时尚青年带动、一支村干部队伍服务”“五个一”形式，搭起“舞动乡村”的平台。由文广新体局、教育局等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对镇村干部进行文艺技能培训。村里设立文明乡风工作站，组建义工调解室。

构建村民议事平台。每周由村支部书记在“舞动乡村”现场向群众报告村里工作开展情况，听取群众建议。每两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对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征求意见，组织票决。每半年在“舞动乡村”现场开展勤政廉政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公开述职，班子其他成员书面述职，接受群众评议和组织评议。

构建问计于民平台。开展“三解三促”、“三问三请”活动，建立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睢宁县四套班子领导深入所包挂的镇（园区），通过“舞动乡村”活动平台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选派百名机关优秀干部进镇入村，走进“舞动乡村”活动现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构建干部服务平台。安排职能部门积极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送岗位、送服务的“六送”活动。健全群众反映事项交办、督办、考核、问责制度，确保群众话有处说、事有人办、办不好有人管。

构建文化建设平台。借助“舞动乡村”平台，通过老歌新唱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步渗透进去，结合乡村的特点，形成特色文化。

构建化育民风平台。要求各村在文化活动间隙建立“干部说事”、“有一说一”、“道德讲堂”等栏目，宣传政策、化育民风。

南通市的“海门模式”：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将社会治理创新纳入财政专项预算，切实加大对重大项目、装备、队伍的保障力度，并配套建立奖励基金。手段上有效转变，在处理治理与服务的关系上更加突出服务，在加大服务中提升治理水平。

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率先探索建立平安法治建设综合指标考评体系，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反映社会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量化处理，以“倒逼机制”传导维稳压力，增强维稳动力，变事后应对为事前防范，变被动保稳为主动创稳。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序时化查评的良性工作机制，强化对“十大社会治理惠民工程”、40个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稳定风险评估等项目已成为长效性的工作机制。打造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三中心一基地”、交通事故调处中心、社区管理“四长”负责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治理舆论宣传工程、行政复议规范化、法治文化节等一批具有海门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品牌。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水平。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全覆盖”，实现矛盾纠纷由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强化民生服务，利益协调、法治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化解等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了大批矛盾和问题。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动态治理能力得到增强，社会治安总体保持平稳，公众安全感、法治满意度分别达到了96.17%和99.67%。

常州市的“武进模式”：

科学划分社区网格。按照城市社区250户、农村社区150户规模，根据“任务相当，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要求，充分考虑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地理位置、人员熟悉的程度等因素，共划分网格2521个。

配备专门管理人员。按“1+X+Y”格式实习网格管理。其中“1”为社区专职工作者，负责1-2个网格，为本网格内第一责任人即网格长；“X”为网格协理员，主要指党小组长、村（居）民小组长、治安联防人员、物管人员等；“Y”为网格信息员，如村（居）民代表、楼栋长、居民志愿者等。网格管理员在社区“两委”领导下，履行“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居民事务协管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等职责。目前，全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已全面构建完成，共配备网格长2515名、网格协理员264

46、网格信息员13904名。

实施“五位一体”管理。充分梳理社区服务管理事务后，将网格长、信息员、楼道长、城管、联防全部整合编入网格内。城管和联防全部由居委会从社区内招聘，由管理处任命社区民警任社区副主任，主抓社区网格化服务与管理工作。由社区居委会制定《社区平安建设考核细则》，明确将平安社区建设的5类18项指标分解到各个网格，作为各网格年度考核和网格长个人考评的重要标准，将社区力量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强化干群互动，建立了以各网格居民代表、社区党员等为主体的社区“民主议事会”，定期集中商议社区各网格矛盾、群众诉求等社情民意，不仅提高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办事效率，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

苏州市的“张家港模式” 张家港市紧紧围绕“实力强镇、科技名镇、生态美镇、和谐新镇”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方法，试点推行“三约三会”制度，将基层党内民主、依法治村、村民自治和党的群众路线深度融合，从源头上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进一步优化农村发展环境，改进干部作风，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科学规范定“三约”。“三约”指村组织与村干部之间、村组织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以合同、协议、纪要、责任书、承诺书等形式，就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内容进行约定。一是村组织与党员干部之间，约责任、定目标。由村组织分别确定每名村干部的岗位分工、职责范围、重点工作、进度要求和评价指标，制定村干部岗位履职协议书。在每年年初，组织全体村干部签订岗位履职协议书，并将每份协议书张贴于村务公开栏向全村村民进行公示，接受全村党员群众监督。二是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约权利、定义务。在土地流转承包、拆迁安置、占地补偿、失地农民养老等方面，由村组织出面与村民签订协议约定，明确了村委、村民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有效取得村民的认同和拥护。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注重听取党员与村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将事务管理由村干部说了算，变成干部、党员、群众共同协商议定，充分体现群众意愿。三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约民规、定文明。以修订村规民约、制定居民文明公约为切入点，通过入户征求意见、村民代表参加讨论会议等多种方式，组织村民群众就倡导文明行为新风、发扬互谦互让美德等方面进行协商订约，作出共同承诺，形成一套全村认可、合理合法的村规民约。由全体村民自己明确“什么不可为”，自己承诺“违反后怎么办”，提升村民文明程度，推动“治民”向“民治”的转变。

发挥民主开“三会”。通过组织开好“三会”，有效促进“三约”的形成、制定、实现。一是民情征询会。通过“民情日记”活动、“网上村委会”平台等途径，村组织广泛征求社情民意，定期召开民情征询会，对征集上来的意见建议和矛盾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能马上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或需要集体研究解决的，提交民主协商会讨论研究。二是召开民主协商会。村组织根据民情征询会提交的事项，提出初步方案，起草约定文本，并召开不同对象参加的协商会，讨论形成约定文本，进行公告、公示，征求群众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后，由法律顾问、上级有关部门和审核小组审阅把关，签订约定。三是监督评议会。每半年由村“两委”提议或党代表和村民代表联名提议召开。会议主要对民主协商会上确定的决议执行情况、签约履行情况进行评议，分别做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对满意率不达1/3的事项，村“两委”必须要进一步征求意见建议，确保约定落实到位。

完善机制亮“三招”。通过完善制度、细化要求、量化标准，全力打造机制顺畅、可行可用的基层协商民主模式。一是积极搭建组织网络。下发《关于在全镇各行政村推行“三约三会”制度的工作意见》，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同时要求各村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落实责任，为“三约三会”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二是细化分类工作内容。将“三约”内容科学细分为经济发展、公共事务、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将“三会”功能确定为汇集民情民智、凝聚民心民力、督促实现约定的形成和执行，确保村民民主管理实践取得实效。三是严格规范工作程序。构建科学运行机制，对约定事项收集、约定形式确定、约定文本起草、约定签订、约定内容公开、约定执行与监督等环节，进行明确规制，严格工作流程和要求，保障村级民主管理透明化、规范化、民主化。 无锡市的“宜兴模式”：

宜兴市牢牢把握社区矫正的工作特性，科学统筹管理、教育、帮扶三项任务，积极探索具有宜兴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有力实现了社区矫正恶性重新犯罪零记录、违法违规零上升、教育监管零事故的“三个零”工作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健全“三大体系”，形成各方联动、齐抓共治的工作格局。一是建立纵向到底的保障体系。在市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基础上，将工作触角有效地向最基层延伸，建立镇（街）帮教工作站和村（居）帮教联络点，并按照1︰15的比例聘用58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上下衔接和专业化运作。同时，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市镇两级财政预算，做到应拨尽拨、全力保障，2009年以来市镇两级共拨付专项资金3000多万元。二是建立横向到边的协同体系。先后建立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联动的教育监管机制，民政、人社等职能部门联动的就业帮扶机制，工、青、妇等群团部门联动的救助帮扶机制，从制度体系上形成各方参与、多元共治格局。三是建立各方共担的责任体系。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理考核范畴和一票否决内容，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建立综治与政法部门高危人群情况通报制度、检察督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日常督导和年终考核，促进各方主动作为、履职尽责。

创新建立“三大工作载体”，实现社会协同对社区矫正各环节的全程参与。一是建立集约化帮教工作平台。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于2010年投资2000余万元，建立了全国一流的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宜兴市方圆帮教中心。中心占地20多亩，建筑面积7800㎡，分设教育区、劳动区和安置区，实现了教育、监管、服务、临时安置等功能于一体。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2013年底又对中心进行功能拓展，在附近征地100亩设立社区服务基地，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劳动教育和技能培训，现已投入200余万元完成了一期建设。二是建立社会化就业安置平台。实施百家企业爱心帮教基地建设工程，政府动员全市骨干企业，每年预留1—2个工作岗位，用于安置有就业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有效创设了社会化、制度化的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安置途径。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爱心企业271家，捐助岗位703个，安置人员271人。三是建立实体化帮扶运作平台。依托社区矫正工作协会，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实施“救助服务社区服刑人员”公益创投项目，围绕职业推介、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救助帮扶，开辟了社区矫正社会化发展的新途径。

以创新“三项机制”为抓手，推进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矫治、人性化帮扶。一是创新监督管理机制。在社区服刑人员入矫之初就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教育管理，统一教育时间和内容，使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入脑入心，强化了社区服刑人员身份意识、服从意识、守法意识，有效降低了违规违法率。对于高危人员，推行重点管理模式，定期排查高危对象，逐一建立管理档案、落实监管措施，并实行市镇两级双重监管，有效压降高危对象的重新犯罪风险。二是创新教育矫治机制。开展心灵关爱工程。设立心理健康中心，引育专职心理咨询师队伍，构建集测试、辅导、咨询、治疗于一体的心理矫治工作模式，着力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和困惑，以心理转化促进行为转化。建立日常教育机制。落实专门人员、编写专门教案，以“一月一专题、一月一活动”的形式落实集中教育、专项教育，以走访、谈心等形式开展个别教育，实现因人施教、因需施教，有力提升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创新帮扶解困机制。着眼于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因生活贫困而重新违法犯罪，大力实施特困救助工程，市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建立“社区服刑人员救助资金”，累计为425名特困社区服刑人员落实80余万元的经济救助。着眼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自立自新、回归社会，大力实施就业培训、创业帮扶、特困救助工程，先后提供3000多人次的免费就业培训和学历培训，为25名创办实体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50余万元的小额贷款担保，对245名创业人员给予免费法律服务，确保了每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就业有人帮、创业有人扶，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融入社会。

推荐第6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思路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滨城区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和济南城市群的叠加地带，东与东营市接壤，南与博兴县、淄博市毗邻。西与惠民县、阳信县相连，北与沾化区交界，是滨州市委、市政府驻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四环五海”规划区的核心区，鲁北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全区版图面积696.99平方公里，辖1乡2镇7个街道，总人口49万。滨城区区位优越，水利资源充足，黄河横贯境内38.5公里，徒骇河穿境而过。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储量甚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重要产区之一。产业基础雄厚，是全国著名的家纺基地，拥有家纺服装、机械电子等六大主导产业。文化底蕴丰厚，秦皇台遗址历经2000多年风霜依然矗立，明清望族“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的滨城杜家享誉天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抢抓“两区一圈”机遇，加快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2014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6.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5.6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72元。荣获“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省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建设示范区”、“省级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区”和“山东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而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治

1 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场所，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为此，我们把社区建设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政府外部推力，激活社会内生动力，努力营造政府转职能、群众得实惠、基层创和谐的多赢局面，全力打造“美丽社区、幸福家园”。2014年，滨城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市西街道彩虹湖、北镇街道化工等4个社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一、以人为本，工作理念实现由管理到服务

工作实践中，我们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社会治理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理念，真正把为民服务抓在手上。制定了《滨城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公共服务为主体，便民服务和志愿服务为两翼”“三位一体”的社区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完善。

（一）抓好公共服务。瞄准全省、全国一流标准，配套建立了一系列功能齐全、配套完善、各具特色的活动阵地。自去年以来，精心打造了建筑面积均在3000平米以上，化工、为民、彩虹湖、文汇、政通精品社区5处。在此基础上，实行人力、财力、物力、事务“四个下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公共服务进社区，各社区普遍设立了社会救助、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站式”为民公共服务窗口，实现公共服务项目的全覆盖。同时，找准社区公共服务的切入点，在社区建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实行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配餐服务、健康保健等服务。目前，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彭李街道黄河社区、为民社区、大河社区，北镇街道春晓社区、市东街道政通社区相继成立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今年初，总建筑面积

2 14330平方米、占地100亩，总投资近1亿元的市级重点工程—滨州殡仪馆正式投入使用，新馆按照国家民政部一级馆标准建设，倡导“绿色殡葬”，打造“生命最美的送行者”服务品牌，提高了殡葬服务水平。

（二）发展便民服务。重点打造具有滨城特点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在社区开展餐饮、家政、医疗等10大类便民服务，设立便民服务网点，通过分发便民服务手册、便民联系卡等措施，较好地实现了社区服务网点与居民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各社区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着力点，搭建社区服务有效载体，积极开展“品牌社区”创建活动，逐步探索拓宽社区服务新途径。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打造了“彩虹民生一号”服务品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包含众多子品牌服务项目；政和社区创建了“3351”便民服务模式，成功吸引加盟商户150家，惠及居民2740户；化工社区打造“五园一湾”服务品牌，成立了“7110”便民服务队，收到良好效果；利民社区以校园学知识、社区学实践为宗旨，通过社区、学校联合为学生形成“社校同心圆”，以打造“社校同心圆”品牌开展了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活动，构建社区、学校一体化“大教育”模式；为民社区的“4L”服务模式和政通社区的“手护工程”等服务模式也都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服务水平。目前，全区城市社区共创建各类品牌33个，“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品牌”的格局已经形成。

（三）培育志愿队伍。我们做好社会关注、群众急需、志愿者专长三个方面的“结合”文章，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帮助困难群众为内容的“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关爱老人、情暖社区”志愿者集中服务月活动，以及志愿者爱心时间银行、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志

3 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培育锻炼队伍，丰富工作内涵，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精细化、高品质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社区的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二、激发活力，社会治理主体逐步多元化

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满足需要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工作中，我们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力量， 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共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一是简化社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直接在区民政局依法注册登记；暂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由乡镇政府（街道）民政所备案管理。二是推进社会组织进社区参与社会化服务。去年6月份，在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开展了“美丽社区、幸福家园”系列活动——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先后引进百世儿童医院、海燕家政、“好大姐”家政、朝阳计算机培训学校等100家社会组织进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开展服务活动。在养老服务方面，抓好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会组织运作”模式，打造了“滨城区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滨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一批特色养老示范工程，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服务。今年3月25日，我区在彩虹湖社区举行了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暨居家养老信息平台成立仪式，标致着我区居家养老工作全面启动。三是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发掘和引导各社区具有公益福利、文化娱乐等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其初创、成长到成熟不同阶段，通过资金

4 扶持、政策倾斜、专业培训、分类指导等方式，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全区化工、彩虹湖等5个社区的孵化基地正在建设之中。

（二）社工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一是开展“校地共建”活动。依托辖区丰富的教育资源，采取理论培养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与滨州学院社工专业的高校合作，采取“社区书记进大学课堂”、设立大学生社会工作实践基地、“社区大讲堂”、“专家讲坛”等形式，引导大学教授、学生参与社区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去年在彩虹湖社区举行了“大学生社会工作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滨州学院社会学专业的50多名学生到社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为民社区、大河社区还与滨州技术学院签订共建协议，邀请学院教授为居民授课。二是大力培育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在技术、资金、场所等方面提供帮助。目前，已注册成立了众智社工服务中心和海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在春晓、为民、北海等社区开展系列社会服务活动。

（三）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建设。一是在全区登记社区志愿者1.2万余人，组建志愿者队伍160多支，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帮助困难群众为内容的“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二是组织在职党员开展“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等品牌化服务活动。现已有9000多名城区党员积极参与到社区服务活动中来，1800多名党员报名参加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设立党员服务岗位170多种，受益群众达15000多人次。三是积极开展“四社联动”，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和社区志愿者广泛参与社区服务，丰富工作内涵，提升服务水平。特别是采取

5 以“一中心多站点”的模式，引导社工服务向居民延伸，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细化的服务。

三、群策群力，群众协同参与和自治互律作用得到发挥 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我们立足滨城相对底子薄、基础弱，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任务重，社会治理压力大的实际，探索具有滨城特色的工作方法，努力培育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协商议事能力及社区归属感、认同感。

（一）实行社区网格化治理。我们以居住小区、生活情况或社会功能相似的区域为单位，将社区管理与服务区域划分为大、中、小三级单元网格。在网格上同步成立总支，小区成立支部，楼院设小组，构建三级组织网络体系。以此为基础，30-50户成立居民小组推动居民自治，每100户居民配备一名为民服务员。在居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成立工青妇等各类群团组织，组建由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服务队，在孤老帮扶等方面奉献爱心，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探索居民小区自我治理模式。在城市居民居住小区，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为决策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及物业公司为执行层，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层的“一心三层”自治体系，实行三元化管理，建立社区自治机制。同时，在社区建立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三会制度”，进一步增强居民的社区自治意识，使居民最大限度地参与社区生活，共同建设和谐社区。如，去年以来的城乡“阳光低保”整治工作中，在全区推行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居）三级“阳光公示”，特别是村居群众借助每月5

6 日的“民主议政日”活动对村居的重大事项进行集体讨论，集中讨论、公开，与日常监督、公开相结合，群众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全区共清查并取消不符合条件低保对象655户683人，取得明显效果。

（三）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区开展“一居一队、一院一队”活动，各社区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普及全体居民的秧歌队、腰鼓队、广场舞队等文体队伍，呈现出“小区天天有活动，群众人人可参与”的喜人局面。各社区通过组织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成立各类社会组织，让居民在活动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四、整合资源，社会治理效能质量不断提升

我们在社区建设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打破部门、地域等界限，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整合了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种资源，逐步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以驻区单位为依托，以社会各级组织为补充，“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社区工作区域化新格局。一是以机制建设促区域化建设。成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小组，与驻区单位签订《共驻共建协议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组织共建活动，提高了驻区单位参与、支持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以党员带动促区域化建设。社区对驻区党员建立台账，分类管理，并开展“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品牌化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到社区认岗，参与、带动社区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的党员服务群体，成为滨城区社区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三是以共享共建促区域化建设。动员社会力量、驻区单位提供财力、

7 人力、场地等支持，采取引进有能力的企业投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兴办社区服务项目等方式解决社区服务资金、人员、技术等问题，实现了社区建设的共驻共建、共建共享、互惠互利。2013年，5月8日，全省防灾减灾社区应急综合演练在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举行，驻区的多个单位参与了综合演练，国家减灾委、省及17市减灾委的领导进行了观摩。山东省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给予了报道。彩虹湖社区也被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授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五、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主动作为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群众关心的重点，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以社会矛盾事前预防和群众诉求表达有序畅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强防范，抓平安建设。推进人防专业化，实行“一区一警”，在城市社区普遍设立了警务室，推进保安服务进社区工作，加大防范力度。成立以社区党员、楼长和志愿者为主体的治安巡逻队伍，并与辖区单位共同开展“平安社区”、“平安家庭”等系列活动，“社区你我他，平安靠大家”的安防意识逐步增强。

（二）早预防，保和谐稳定。为加强信访稳定和人民调解工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我们注重加强社区普法、民调、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工作，在全区各村居推行法律顾问全覆盖，强化村居干部的法律意识，规范他们的工作行为。在化工社区建立全市首个社区巡回法庭，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激活力，奏时代强音。我们着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

8 本土优势、公众认同的社区文化，营造广大居民守望相助的人际氛围与和谐共处的人文环境。各社区充分利用社区学校、社区广场以及辖区单位的各类文化设施，开展“文化节”系列活动。为民社区建立的“太极拳协会”、彩虹湖社区组建的“红歌协会”、文汇社区建立的“老年人艺术团”等队伍积极参加了多项全国性的竞赛并取得好成绩；黄河社区的中海合唱团、清怡社区的秧歌队等文体队伍都进一步加强居民邻里之间的沟通和团结，提升社区文化品位。通过一系列活动，吸引了大量居民走出家门，热情参与到自娱自乐的群众文化生活中来，打造了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我们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体会：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为前提。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体现在由把自己当主人到把群众当主人、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只有实现这种职能、作风的转变，才能更加注重联系、服务群众，形成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措施、新办法。二是解决群众诉求和社会治理问题必须靠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有力的制度落实作保证。三是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主动发现、主动作为。社会治理中存在侧重于事后处置，不善解决小事的问题，在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上缺乏有效措施，必然会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问题。为此，要强化主动意识，提高社会服务治理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协同性。四是解决复杂社会治理问题必须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基层社会涉及面广，事情具体、复杂，单靠一两个部门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齐抓共管，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9 众参与，法制保障”的格局，形成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

各位领导，我区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也存在政府管理职能多，有时有“越位”、“错位”现象发生，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偏重等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精街道、强社区、促服务”的整体工作思路，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为民的感情，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力打造“美丽社区、幸福家园”品牌，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为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贡献力量！

推荐第7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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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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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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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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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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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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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作者：李立国 民政部部长）

推荐第8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

11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2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3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4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5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6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7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8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

9 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10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11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12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13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年度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14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15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16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区有关各方都感到，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赋予的战略任务，需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长期性和全局性。今年三月，韩正同志在回答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问题时指出，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在制度创新，保障是推进法治建设。调研中，区政协委员和各有关方面也一致希望，在市委1号课题的推动下，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争取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在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有关法规、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资金募集的税收政策方面，本市率先有比较大的突破，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更好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17

推荐第9篇：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摘要：本文在介绍和评述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借助于大数据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现代信息手段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路，为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大数据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网格化服务 信息技术 互联网

大数据是继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又一新的技术革命，它标志着人类社会正从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迈进。大数据时代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如何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是一个需要各级政府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最近，我们对抚顺市高山社区利用大数据来创新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到该社区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大数据思维，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一、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做法

高山社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北部高尔山脚下的城乡交界处，是2006年底棚户区改造后回迁的。2012年，高山社区在抚顺市率先垂范实行网格化管理。利用大数据思维以及使用大数据技术，将高山社区划分成5个网格，形成“人到格中去，事到格中办”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将环境整治、维稳综治、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和便民服务等工作下沉到网格，构建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全方位社区服务框架。社区管理和服务形成崭新氛围，获得全省远程教育示范站点、全省就业示范社区、全省学习郭明义先进社区、全省打击传销示范社区、全市文明社区和全市和谐创建先进社区等荣誉称号百余项。

（一）完善基础信息采集，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库

拥有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是大数据应用的前提和基础。高山社区结合网格化管理，借助“一图两表四册”入户采集信息。采集整理的数据分为基础数据、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三大类，把房屋数据、人口数据和社会组织等划分为基础数据，把走访数据、党建数据和舆情数据等划分为政务管理数据，把服务数据、政策公告、医疗数据和活动数据等划分为公共服务数据。构建“问需于网格、分解整合、零距离服务”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平台，从而为居民提供精细化的服务。

（二）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

（三）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社区网格化服务

二、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显著效果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提高治理水平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法和措施，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效显著。

（一）提高了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应用大数据的终极目的也是利用数据信息的价值性为人类社会服务。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何依法保障居民的各种权益，如何使居民得到更多实惠，是高山社区为奋斗目标。一方面，实施惠民工程，强化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为了使居民可以自由参与、主动发声，高山社区创建了社区论坛。利用这个互联互通的对话空间以及发声渠道，各利益主体实现了线上对话和线下协商。社区居委会可以及时地发现居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组织线下的协商协调，圆满地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志愿服务，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高山社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社区、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共赢机制，这也是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高山社区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政府寻求帮助，吸引辖区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二）增强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终极目标。高山社区一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居民的渠道不断拓宽。通过建构“共驻共建、多方参与、管理有序、利益协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使居民更加主动全面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多方参与的工作氛围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目前，高山社区建立了居民议事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工作室、民情议事厅。不断地提高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志愿者队伍和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不断地强化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效地加强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从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的启示与思考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各行各业已经广泛应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要积极利用大数据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来看，我们得到的启示与思考如下。

（一）培养大数据思维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大展身手，智慧城市落地生根，过去的信息化概念已经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的脚步。因此，传统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创新与突破，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探索不难发现，转变观念、培养大数据思维，把大数据理念为我所用，有助于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管理个性化化、服务智能化和决策智慧化。

（二）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掌握基础数据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否则就不能准确了解居民的各项基本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也很难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高山社区为了及时掌握精准数据采取了以下做法：第一，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第二，开发社区采集综合信息系统终端软件。主动学习和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整合和控制的方法，使基础信息采集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整合规范网格管理人员队伍。网格员实行定岗定责制，统一规范采集本网格流动人口、常住人口、辖区企业等信息，提供给街道公共信息资源库。

（三）确保数据安全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第一要在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投入方面做技术上的安全保障。第二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视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如何把握好个人隐私和数据开放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好数据需求与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度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高山社区的实践表明：第一要理清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权限。每个网格的网格长和网格员应该只有录入、修改和访问本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而不具备登录访问其他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这有利于避免人员流动等原因造成的信息泄露。第二要保证数据应用者使用的数据信息是非隐私的。这既能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又有利于保障公众的个人隐私，避免商业企业秘密的泄漏。

推荐第10篇：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摘 要]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面对快速城市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新挑战，积极探索深化区域化党建，形成了开放式、社会化、统筹性、服务型的党建工作新格局，有效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

[关键词]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34-03

一、三个“迫切需要”

（一）适应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两个转型”的大背景中，伴随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碎片化”状态，具有多元性、开放性、整合性等特点的“区域化党建”，日渐成为执政党有机嵌入转型后社会结构的新途径。虽然区域化党建实践形式各地各有不同，但其目标指向都是要改变传统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转到开放性的区域空间模式，将传统的“以我为主”的党建行动逻辑，转到尊重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以他为主”的服务逻辑，从而既实现执政党政治资源和价值权威的再造，又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和发展。马陆镇在从“传统工业城区”向“现代科技城区”转型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健全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完善区域化联系服务群众体系、创新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达到了以区域化党建推动区域化联动发展的目的。

（二）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迫切需要。深化区域化党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上海（包括嘉定）的城市结构、城市布局、人口与组织结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层的体制、队伍、治理和服务保障对这种形势已经非常的不适应，而且非改不行。马陆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城建设的推进，大量楼盘落成、大量人口涌入，社会管理服务对象不再只局限于行政隶属关系范围内的人、财、事、物，而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空间形态转变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扩展。马陆镇探索的区域化党建正是基于解决这些现实的困惑应运而生的。

（三）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迫切需要。区域化党建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马陆镇多年来的区域化党建实践积淀已经形成了组织互联、资源互通、功能互补、工作互动的良好局面，在服务机制、工作途径和组织平台上形成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要进一步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还需要在贴近群众需求、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方法和工作载体上做更深入的探索，还需要在虚事实做、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深化区域化党建，这正是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适应时代变化实现功能转换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工作。

二、马陆的基本做法

（一）上下联动，完善组织架构。首先，镇级层面建立完善“一会四体三社”组织架构。“一会”即“新城党建联合体”促进会，“四体”即产业互联体、资源互补体、组织互助体和多边互动体，“三社”即??青人才服务社、让爱传承公益志愿社和尚学公益服务社。“一会四体三社”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化党建的资源整合力，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组织基础。一是创新升级，推出“互联网+党建”线上服务。2015年，镇党委在镇级层面推出“新城党群e家”APP平台，在各基层党组织建立8个社区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双向链接形成区域党建信息网络，打造“移动式”掌上党建。二是党员共管，实现思想上同频。镇党委为本镇2100多名有智能手机的党员和驻区单位建立APP实名制账号，打破了行政隶属关系或单位、部门和行业的壁垒，广大党员通过平台上多个板块实现组织生活互动、公益项目互领、学习心得互通。三是资源共享，实现服务上同步。镇党委创立“新城党建联合体”，通过线上新媒体提供党员教育、党费缴纳、信息查询等服务。联合体成员单位可以通过APP平台发布“爱马社”、“法律诊所”等公益合作项目，以更便捷的方式展示资源、对接需求，实现区域内党组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同步同行。四是群团共建，实现目标上同向。镇党委开设工会、团委、妇联、统战等多个群团组织服务窗口，针对不同的对象，定期发布工作动态、政策文件、办事流程、主题活动等讯息，通过“伊人风尚?魅力密码”、“梦想舞台”等群团参与项目，努力扩大党在企业职工、团员青年、优秀党外人才等群体中的号召力，不断把党建带群建工作引向深入。五是项目联建，加强区域发展合作。镇党委推出了7大共性化项目，即党员组织生活开放点、联组课堂、家园建设服务项目库、新锋V力、议事会和议事日、宅舍文化、新城党群e家公众平台，结合各基层党组织和驻区单位的个性化项目，形成纵横双向延伸的“7+N”项目清单，进一步加强区域项目合作。六是社会联治，促进区域发展合拍。镇党委以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为平台，依托“新城党建联合体”，围绕区域社会联治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面向驻区单位建立了“上门走访―了解诉求―解决问题―及时反馈”联系服务机制、“社区―单位”双向服务机制，引导驻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其次，社区与村居层面推行五类党建模式服务群众。一是在城市社区建立“组织部门抓总引领、民政部门牵头指导、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与社区密切协作，从各自职能出发积极发挥作用，形成“服务民生、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合力。二是在农村社区构建“三位一体”社区管理架构。党支部、村委会、服务站“三位一体”，重要事项村党支部提议、党支部和村委会商议、党员代表审议、居民代表决议，建立起党组织为核心，机构健全、功能完善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三是在村居混合社区，鼓励社区党总支围绕构建和谐社区主题，确定“新老社区整体推进、联动发展”的工作思路，使新老社区有效进行嫁接整合，全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混合型社区党建工作品牌。四是在园区社区，鼓励社区党总支根据实际情况，整合现有资源，努力将管理园区的职能转变为“为园区服务，让企业满意”，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及创新园区社会管理的水平。五是针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引导建立不同的单位党建模式。如，对政府机关，着力探索把机关党建同机关建设有机结合、以机关党建引领机关建设、创新机关服务管理模式的道路。针对企事业单位类型众多、分布广泛、情况复杂的特点，引导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探索形成适合自身特点和任务使命的党建活动形式和机制，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事业单位全面贯彻落实。

（二）齐抓共管，建立工作机制。首先，健全区域党建联席议事机制。为了形成区域党建整体合力，镇党委建立了区域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与区域条线部门形成定期沟通机制，共同协商解决区域内党建工作和相关事务。健全区域党、工、团共建制度，积极开展“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团建”的“双带双建”活动，做到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组织人员相互兼职、工作形成合力。探索建立企业代表座谈制度，定期听取企业对党建和政府工作的要求与心声，同时及时向企业反映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注重与驻沪流动党委开展党建联建，借助辐射效应更好地服务社会，凝聚人心。其次，健全党建项目征询领办机制。镇党委全面推行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制度，各级党委（党组）书记需牵头谋划党建项目，列出清单，对口领衔领办。镇域内有19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多名政府机关书记分别领办对应的基层党建项目，所有项目需定期公示进度，并作为日常督查评价和年度述职评议重点内容。再次，健全区域化党建内生动力机制。一是深化教育，大力实施党员干部培训计划，以政治定力增动力。二是实化职能，给予基层干部与责任相称的、调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权力，明晰职责，实现权力责任对等，以下放权力给动力。三是优化环境，资源优先向基层倾斜、资金优先向基层投入，以发展实力变动力；四是严化督导，真正放活基层、强化基层，指导基层每年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有重点地抓实1-2项重点工作，以传导压力驱动力。最后，健全双向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党建工作承诺、践诺、述职、评议、考核激励制度。把落实党建责任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年初签订目标责任书，实施双月基层党建督查、季度基层工作考核、年中条块双向考评、年末党代会集中评议和专项群众测评，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担当，增强责任意识。

（三）内外协同，构建工作载体。首先，践行“双报到”和“双报告”。一是完善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功能，加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社会组织的联系沟通，发挥组织、协调、联络、服务等职能，策划开展全镇区域化党建各类活动。二是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功能，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让爱传承”、“V爱计划”等公益性、志愿服务性团队健康发展，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或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其次，推行“双认领”。一方面，依托“新城党建联合体”，推出“7+N”区域化合作项目清单，着力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帮互促、共同发展的大党建格局。另一方面，深化“新锋V力”党员公益志愿行动，推出主打项目“点亮心愿”。活动至2015年11月底，已帮助解决群众现实需求问题300余个，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再次，完善“双互联”。镇党委完善“新城党建e家”APP平台功能，线上建立社区党群APP，线下各基层单位推出特色区域共建项目，通过“线上+线下”服务互联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以新城党建联合体成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等为基础，发挥党建咨询热线、微博微信等作用，构建区域化党建信息共享平台。

三、几点思考

（一）坚持组织覆盖与功能提升相结合，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领导力。首先，以区域化党建为枢纽，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核心。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突破传统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以“区域不变”应“单位万变”，可在“两新”组织和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社区、农村、商圈楼宇、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实行“1+N”组织设置模式，统筹推进区域内党组织设置、党建阵地建设、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等工作。“1”为区域内党组织，统筹负责整个区域的党建工作，重点帮扶区域内未建党组织的单位，育党员、建组织；“N”为区域内单建和联建的党组织，当个别党组织因单位变动、党员流动等原因撤销时，其党员自动归属区域性党组织管理。其次，坚持条块联动，建设“区域共建、动态开放”的协商议事组织体系。探索党组织主导下的基层社会协商协调机制，推动区域内各类组织和群体横向联动和沟通，充分发挥区域党组织在整合资源、畅通诉求、协调利益中的作用。积极创新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促进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基层自治的有效衔接，强化“三位一体”的区域化社会管理模式。比如，对于镇内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参与区域化党建动力不足问题，应该从正确认识企业党建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找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融合互动的最佳结合点，采用柔性整合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区域化党建工作。

（二）坚持工作覆盖与激发活力相结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凝聚力。首先，健全组织网络，增强辐射功能。要进一步完善党群工作共建机制，努力促进党群工作一体化，依法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积极开展共青团和妇女工作。推进党建工作共享机制，由社区内的机关、国企党组织与“两新”党组织结对共建，传授好传统、好经验，促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其次，盘活各种资源，搭建服务平台。要以推进党员服务中心建设为依托，搭建全镇共享的党建综合服务实体平台。集中财力、整合力量，在区域化党建推进较快的城市商贸区、城市社区、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块建成一批区域性党员服务站，将服务半径扩大和覆盖到整个区域。再次，转变工作方式，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无偿为区域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提供党员教育培训、组织关系转接以及党代表接访、议事协商、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困难帮扶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三）坚持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协调力。首先，强化主体意识，创新区域共治共建载体。通过建立完善区域性党组织，完善协商议事组织体系，搭建区域内成员交流沟通、体现各方利益诉求的平台；通过广泛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建立非营利性服务组织、开设区域论坛、举办区域重大事务听证会等形式，建立和完善区域内成员共同参与区域事务的工作机制。其次，优化组织职能，实现党与群众联接体的定位。淡化基层党组织的非本职功能，降低组织的功能负荷，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为此，一要防止基层党组织异化为准政权性质的组织，二要减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职能，集中精力于服务功能上。再次，依托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公共服务载体。推进区域实有人口信息库和社区事务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探索条块结合新模式，初步实现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积极引导区域各服务组织依法经营，支持和鼓励它们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活动；整合各类区域资源，培育专业服务组织，通过政策帮、项目带、社团促，培育一批充满活力的社会服务实体。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

第11篇：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摘 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通过对上虞祝温村的研究，指出要实现在文化传承开发中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应具备内容、形式、队伍三个条件，即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以期能为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开拓社会治理研究视野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地域文化；社会治理；祝温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80-03

一、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作用和特点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一定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具有地域特征和属性的文化形态”[1]。关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文化单指社会意识形态，广义文化则将社会经济、宗教、政治、法律、乃至语言、衣食、家庭生活等都包括在内。换言之，广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2]。然而关于“文化”的广义狭义之分只是停留在对“文化”的静态分析上，若从动态角度分析“文化”，则“文”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等，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3]；而“化”是指人接受教育而发生变化，《说文解字》作“教行”解，正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所以“文化”即指各类文化形态参与民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最终积淀和表现在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中，也就是说使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普遍操持的生活信念和价值准则；因而，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构建社会共同价值观、共同行为规范、集体认同感等来构建和催生比较稳定的社会内生秩序，来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稳定，这正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

基于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机制的分析，地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其所属区域的社会价值构建、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生成和社会发展引领等①，也即构建作用、规范作用、生成作用和引领作用等。第一，地域文化影响社会价值构建。文化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地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其实是价值观念的传递，价值原则的塑造和价值观的确立，即影响着社会民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第二，地域文化能够规范社会行为。在地域文化实现构建社会民众价值观的基础上，地域文化能够依托其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规范民众社会行为，使民众社会行为合情合理合法，正如文化决定理论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它决定了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规定了社会中人们互动的各种规范和内在标准，塑造着人的灵魂”[5]。第三，地域文化能够催生社会秩序。基于价值原则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其潜移默化地构建和催生出非制度性的内在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第四，地域文化能够引领社会发展。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起着精神引领和支撑的作用，通过地域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够创建和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文明风尚，推动社会朝着健康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地域性、内化性、稳定性、自觉性等特点：一是地域性。地域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范围，地域文化因其与当地环境相融合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一般而言，其核心影响力范围在地域文化的所属地。二是内化性。内化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方式，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不是外在的、强制的手段，而是内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三是稳定性。稳定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效果，因“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和控制不具有强制性，其作用发挥过程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从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因而也是稳定和持久的”[6]，也就是说，由于地域文化是从引导和塑造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以催生内在社会秩序和非制度性规范，通过内生的社会秩序来规范约束民众行为，因而其治理成效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四是自觉性。自觉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目标，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地依德依习依规依法的参与社会生活，使社会治理更多地从依靠政府他律走向更多地依靠民众自律。

二、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祝温实践

祝温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在2006年由祝马村、温泾村、后桑村等三个村合并而成，全村面积1.7平方公里，下辖10个自然村，总人口1825人。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祝温村认真做好村文化建设和村级治理的结合文章，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润人，用健康向上的村庄文化促进农民群众素质提升”[7]，注重从当地文化、本村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文化精神凝聚人心，塑造了良好的乡风民风，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首届群众最满意平安村”等荣誉。总结祝温村“以文促稳”的推进举措，其主要做法有：坚持一个原则，开发一批资源，搭建一批载体，建好一批队伍。

一是坚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文化人，以文促稳”的原则。村文化建设是推动村级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祝温村或通过活动载体设计，如开展“乡风评议”和“五个十佳”评选等活动，树榜样、立典型，以身边优秀事迹、人物来教育感化村里百姓；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寓教于乐的墙绘文化，让传统美德、文明新风潜移默化，使人人崇德、行德、立德，在一次次文化活动中，逐步改变村风民俗，实现和谐稳定。无论是活动载体设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都在致力于构建农村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感，形成最大共识，以催生村里内在秩序的重构和巩固，推动村级社会治理。

二是开发一批资源。上虞有独特且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如，孝德文化、乡贤文化、信义文化、东山文化、慈善文化、基金文化等，在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方面祝温村主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方面，将村文化建设与对接地方文化相结合。地方文化影响着当地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滋养着当地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开展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价值基础；地方文化易于被当地百姓所接受，便于形成价值共识，造浓农村文化氛围。在村级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文化活动载体的搭建，都应充分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将地方文化融于每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融于每一项文化活动的设计，以增加群众的亲切感和熟悉度。祝温村将上虞孝德文化与村文化礼堂建设相结合，开设虞舜学堂、虞舜会堂；将上虞信义文化与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建设了信义广场、信义亭等；同时将孝德、信义等元素融于各项活动等，实现寓教于乐。另一方面，是将村文化建设与开发本村文化相结合。祝温村积极开发挖掘本村人文历史资源，让群众说自己的故事，使村级文化建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能够使群众自觉践行和传承本村各类人文历史资源的精神价值。祝温村充分挖掘本村各类乡贤名人，开发建设村乡贤文化；大力挖掘各类慈善爱心助捐事迹，开发建设村慈善基金文化；认真梳理村级创业发展史，开发建设村创业文化。

三是搭建一批载体。在开发挖掘文化资源的同时，祝温村注重活动载体的建设，围绕本地、本村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能实现较好宣传教育效果的实现载体、表现形式，通过努力先后建立起了文化礼堂、图书馆、乡贤走廊、文化长廊、创业文化史陈列室、信义广场、文体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等教育学习活动场所；搭建了道德讲堂、虞舜学堂、虞舜会堂、春苗计划、贫困帮扶基金、“五个十佳”评选、村校共建计划等平台；组织相关力量创作了村歌《祝愿温馨》；修改和完善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制度性规范。这些硬件建设、活动设计、规范制定等载体建设为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搭了桥、铺了路，为使文化资源效益转化为社会治理效益提供了可能性，并依托这些载体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是建好一批队伍。祝温村在队伍建设方面，首先是注重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村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充分发挥村干部队伍在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带头作用，为推动全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稳定把准脉、布好局；其次是注重村乡贤队伍建设，加强乡贤组织建设，成立乡贤文化参事会，充分发挥乡贤在村文化建设中的智囊作用，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村民矛盾中的调解作用；再者是注重村文艺队伍建设，组建文艺表演队、健身舞队、腰鼓队等文艺团队，通过文艺表演活动的开展，宣传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谦让、勤俭持家等美德，既造浓了村里的文化氛围，又使村民之间更加和谐团结。

三、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传承开发地域文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祝温村“以文治村”的基层治理经验，概言之，就是要紧紧围绕和依托地域文化，传承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资源，结合地域文化抓好宣传教育平台建设，使地域文化能落地、能深入基层群众，发挥以文化人的社会治理效益，同时要加强队伍建设。因而在今后具体实践中，要实现在文化传承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地域文化构建、规范、生成和引领作用，应具备或努力构建三个条件，即内容、形式、队伍。

（一）内容：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

地域文化是推进和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因而要实现“以文促稳”，首先就是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这是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挖掘好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挖掘和阐发地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教化意义、治理作用，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因素；另一方面就是要挖掘和寻找地域文化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结合点，使地域文化能够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二是要传承好地域文化。在挖掘和开发之后，就应该以多种形式、多个维度和层次来传承地域文化，使地域文化能够绵延相续，同时要注重在传承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地域文化类型、精神、内涵等。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逐渐培育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丰富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

（二）形式：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构建社会治理文化手段

内容的传达需要依托一定的表达形式。以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要加强和创新地域文化表达、宣传载体建设，构建起多样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手段。表达、宣传载体建设，其实也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文化治理功能的过程，这是重点和关键。地域文化宣传载体建设，可以分为硬载体建设和软载体建设，软硬载体建设要兼具，不可偏废其一。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载体建设，如宣传孝德文化，可以建设孝德文化公园、宗族祠堂等，以开展孝德教育，维护和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强软载体建设，地域文化软载体建设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规范建设和活动设计：规范建设，包括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等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8]；活动设计，包括开展各类竞赛活动、评选活动、设置重要纪念日等。

（三）队伍：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是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还是地域文化宣传载体的建设，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作为支撑和保障。因而，需切实加强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这是灵魂和核心。一是要有一批理论研究者，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对于地域文化与当下社会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需要有一批人作关注和研究。二是要有一批顶层设计者，对于推动发挥地域文化社会治理作用的路径、方法和载体等，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做到蓝图清晰、推进有序、效果明显。三是要有一批基层宣传者，地域文化的弘扬，需要有一批专业的基层宣传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既可以是地域文化的宣讲师，也可以是地域文化的优秀践行者，但是不管其成员组成如何，对于这支队伍的建设都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要坚持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原则，以正能量提振人心，凝聚人心；第二要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作为宣传者应以身示范，处处做榜样，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注释：

①参考谢新松在《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中对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的界定，谢新松认为文化具有社会价值建构、社会冲突整合、社会发展导向、社会结构互动等功能。

参考文献：

[1]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1，（1）：76.

[2]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363.

[3]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A].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33.

[4]周振甫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1991.81.

[5]何春革.基于文化视角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学院，2011.3.

[6]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D].云南：云南大学，2013.II.

[7]马永定，张伟光，戴大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对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治村模式的调研[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5）：24.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2014-10-23.

作者简介：

胡立刚（1987-），男，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硕士，研究方向：文化哲学；

戴亚惠（1975-），女，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学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项雅平（1967-），女，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高级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第12篇：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金丽霞

社区工作者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和谐的重要载体。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三社联动 研究概况 精细化 建议

“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基层社会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对当下的“三社联动”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社区建设初始于欧美国家，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多，教育未普及化，社会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着西方国家加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治理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创建城市社区。例如，美国从50年代开始成立城市社区发展部，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加拿大自60年代开始成立社区组织，这些社区组织积极投身到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来。

MattewF.Filner(2001)指出“从研究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资源较丰富的社区，参与政治权利的热情度高，反之则低，民间组织肩负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导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MallkR.Watkins(2001)对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特点、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参与者的参与目的与项目的活动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同时指出，由当地的社区组织承接活动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个人目的和活动目标容易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性，这一结论为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建议”。

国外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意见中提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三者之间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是国内省级层面首次出台关于“三社联动”的政策。

另外在学术界，叶南客、陈金城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三社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和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三社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在三个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出多维协同、借势扩张、聚类突破、重点倾斜、产业运营的五项战略。陈丽、冯转新认为社工是“三社联动”中最为专业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维、新观念同社区工作相结合，在提供专业服务、发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会组织扎根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服务指南，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这种“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提供社区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按照职业严格分割的单位组织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给，开展管理和服务项目，同时约束城市中、城乡间不同职业、阶层人群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严格规制的社会管理体系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共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水平。与此同时，并行于单位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发挥了对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闲散人群和老、弱、病、残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单位与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进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性治理模式逐渐解体，单位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与市场开始与政府逐渐分离。治理结构的收缩无疑释放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逐步破碎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而起的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重新整理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国家的政策选择开始从职业部门管理转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大中城市通过“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动了社区体制的发展，基于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承担了转型中国所带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责任。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一方面不断增强社区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规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尝试不断强化社区参与与社区动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面临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压力，即既要满足政府管理与执行的需求也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既要依赖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又要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增长的服务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协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执行者。同时，工作内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各种非官方的社区组织在不断寻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从消极的角度来讲，社区组织渐渐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规则的社区管理生态环境中权变地选择行为策略。

所以，社区体制作为城市公共管理最实在的一级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官方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必然要进入更为理性、清晰的精细化制度改革路径。无论从现实秩序深度建构的发展需要，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都应该走向国家、社会、民众相互责任清晰、规则稳固、利益实现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体制。

二、“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结构精细化

从社区居委会的双重主体身份来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公共职责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务、福利性事务和自治性事务；第二，社区治理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府与各种社区组织的行政同构体制设计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结构无比清晰的核心特征。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层社会建构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统，力图再度建构和统一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务的过分压力使基层政府根本无意在各类社区组织之间实现角色、职能和责任的结构分化。其结果就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都没有形成现代分化意义的治理结构。

同时，政府利用人事专控、经济激励和行政责任下沉的办法不断稳固这种包含社区精英在内的象征性行政科层制度。这种国家、社会同构化的治理结构遏制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过程和自主活动空间的拓展。从国家官僚体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职能和责任强行扭转了自治组织的责任、权威来源和利益获得渠道、社区精英身份的分类与获取。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过程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组织和权威关系结构，其特征是强调基层政权与单一社区组织 （居委会）的象征性科层关系。

从居委会人员任职的具体要求来看，基层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代理人的选择还要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首先，基层政府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要亲政权，还要具有亲民众、亲社区的行为倾向。所以，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也就具有了双重代理人的尴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隐讳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显性的但却是软弱的。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良性互动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精英群体权威来源于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态，能够兼顾政策执行与利益代表。从目标上而言，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应当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参与，形成高效的利益协调与代表机制。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纵向来看，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导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社会治理的空间，在社区内部建立起更加多层化、参与主体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强的治理结构。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社区中建立起更多主体参与、参与程度更好，参与主体结合度更强、互动更为紧密的治理结构。“三社联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进社区治理结构“有机化”、“整体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民政部门来讲，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协作、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从而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工作能力，逐步构建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骨干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的基础是政社分开，明确政府、社会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资源、方式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达到社区多元共治。

从角色分工上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有机整合与互动，构成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社区是“三社联动”的整合平台；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承接主体；社工是“三社联动”的骨干力量。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三社联动”有利于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促进政社分开，发挥社区整体合力；“三社联动”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

“三社联动”离不开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机制的创新变革。换句话说，“三社联动”的有效运行需要协调好五者之间的关系。

（一）强化“三社”要素，奠定“联动”基础优势要推进“三社联动”，必须使每个要素都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1.为社区松绑插翅。在社区减负方面，围绕还权、赋能、归位，推进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主导、便民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化参与。开展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专项建设，试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破解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旧小区自主管理组织和业委会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病治理、文明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增效方面，推进社区服务精细化。尝试建立权利清单制度，规范一站式服务，将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加以整理，设立统一的服务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严格落实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单式服务，根据服务资源、志愿者特长、居民需求等实际情况，以菜单形式列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选项，为社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菜单式服务。

2.为社会组织蓄能加油。在扩大增量上，深化等级制度改革，简化备案、登记程序。重视能力建设，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绘制发展晴雨表。加强规范化建设，强化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估，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调整培育管理模式。在优化存量上，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库，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提供空间场地、日常咨询、资源共享、能力建设、注册辅导等服务，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推动互相交流和学习，以成熟带新生，促进共同成长。

3.为社会工作人才搭桥铺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信息披露、专业督导、服务评估、行业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岗位、薪酬设置、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为其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切实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将人员绩效与项目绩效相联系，提高考评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相关培训、教育服务，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进专业化发展。社区要加强与专业机构、专业部门的合作，派遣人员到对方单位学习实践，也可以通过借入外来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区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

（二）激活“三社主体”，释放“联动”潜能

推进“三社联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力落实。需要群众努力、社会协力、政府倾力，要把扩大群众参与作为根本方法，不断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主动性。 1.培育居民主体意识。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要使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一定的共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一方面，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与渠道，积极与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联系，将居民吸引到社区活动中来，增进互信。以“三社联动”为重点，以文化类、文娱类活动为突破口，逐步培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联动”中，要积极发挥社区干部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为支点加强宣传引导，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共传播媒介，通过借助社区“报、网、声、屏”等宣传社区文化。

2.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准入机制，对志愿者的背景、资质等进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区域化的志愿者数据库系统，赋予志愿者编号，杜绝志愿者重复登记，也为其信誉和能力背书；建立志愿者区域流动机制，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台；建立志愿者退出机制，及时发现打着志愿者名号招摇撞骗的分子，对于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净化志愿者队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于志愿者的机制也需跟上。尽管志愿者不谋求物质、金钱等利益汇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诉求、误餐交通补助等。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累计机制，将志愿者服务经历累计为积分，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3.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监督作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具有承接能力的目录、居民需求目录等。推进政府立项、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民间运作、评估兑现的服务方式，构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政府购买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还要特别强调财政保证，落实费随事转，并下拨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资源，优化“联动”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之间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推进“三社联动”，核心在“联”、关键在“动”。要不断发现、挖掘、培育社区内生资源，大力引导、发动、整合外部输入资源，统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社区组织联建、队伍联带、服务联动、资源联姻，做到互联互动、真联真动。

全国闻名的上海市闵行区“大联动”机制，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充分发挥独立协调机构对资源的协调作用，搭建系统的“大联动”平台，引入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出发点，促进“三社联动”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性资源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和管理评价等环节，坚决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入“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特别是加强县级层面的统一协调”，增强“三社联动”的内在动力。

“大联动”平台的主线是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以及协调机构之间的联系，打通存在于其间的机制藩篱，是“三社联动”运行顺畅的关键。

1.建立需求分类机制，疏通从社区到社工的藩篱。选好满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对需求加以区分，可以按照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性质选择其运作的模式。例如，对一些居民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高的服务可以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对另一些较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虑采用“菜单式”服务的模式；对于涉及面较广的需求可以纳入到政府购买范围，等等。

2.建立项目认领制度，疏通从社工到社会组织的藩篱。项目的认领紧跟在项目分类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满足、服务能否满意到位的重要节点。以疏通下水为例，需求为疏通下水，类别是“菜单式”模式，项目类型为专业服务，系统自动选择已备案的空闲服务队进行服务。在此，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趋同，促成联动的进一步进行。

3.建立“积分银行”制度，疏通从社会组织到社区的藩篱。为每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独立的“积分银行”，将社会组织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数、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评级以及绩效综合考评的结果等折算成积分，存入社会组织的“积分银行”。对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励。

参考文献：

[1] 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1）.[2] 闵学勤.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中的公民性建构 [J].社会，2011，（4）.[3]王星.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J].社会学研究，2012，（2）.[4]徐富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 2015(12):16-28.[5] 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J].发展研究，2015，（11）.[6]任心怡.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J].2016，（4）.

第13篇：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发言

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农村是城市的细胞，加快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是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必然选择。当前为贯彻落实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群众工作会议精神，认真研究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深化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实际，我社区主要从以下方面抓好落实：

一、深入抓好“四有一责”建设行动

1、大力宣传，全面发动，进一步增强群众全面奔小康的思想认识，提高社区自身建设能力，充分利用阵地，发挥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便民服务网、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等作用，让群众发挥主导作用，自我创业，全面提升社区级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公共事业服务的能力、组织农民合作的能力、服务农民致富的能力和民主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夯实稳定的村级集体收入。

2、把社区级组织活动阵地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本着“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经济实用、量力而行、适度超前”的原则，在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投资二百万建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在功能上配套齐全，充分发挥了活动阵地作用的优越性，并依托活动阵地，确实提高了社区的社会管理层次。

3、为更好推动社会管理，社区已充分发挥了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便民服务网、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等资源的学习教育作用。

4、进一步按照“思想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鲜明用人导向，扩大选人范围，真正把那些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想信念坚定，

推进发展有力，群众拥护信赖，特别是思路宽、办法多，懂经营、会管理，能团结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优秀党员选入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5、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责任，提高人员思想，从而主动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把开拓进取与求真务实结合起来，把工作热情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进一步抓管理，健全社区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保障机制；抓构建，筑牢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管理体制；抓巩固，确立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的地位。

二、深入抓好实施“三有三抓”工作

会议结束后，社区一班人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及时成立由党总支书记任组长的社会管理领导小组，结合本社区实情，明确职责分工，强化阵地建设，一体化综治信访等阵地即将服务居民。

社区在有组织、有阵地、有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抓牢重点工作的管理：

一是在违章建筑方面，我社区能够经常性利用广播，向广大居民宣传城市规划管理法律法规和农房审批手续及新区开发建设有关政策，严格按照新区民房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改建手续，坚持每天巡视，特别是节假日期间都能明确专人值班，发现问题都能及时处理或上报并协助处理，确保无一例违建现象。二是在拆迁安置方面，严格落实新区的阳光拆迁政策，确保绝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刁难户讨便宜”。三是在村务财务管理方面，重大事项及时召开党员大会、居民代表大会研究通报落实情况，及时理财，每月一次村务财务公示，让全体居民了解知晓社区方方面面的工作。四是在信访稳定方面，坚持每月信息排查，通过种种形式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并且建立社区信访接待中心，设立群众“信访信箱”，及时抓好排查调处工作，确实将

各项不稳定因素制止在萌芽状态。五是在邪教人员管理方面，大势加强宣传，深入开展排查，确保无一人与邪教占边。六是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首先完善组织网络和规章制度，其次加大平安社区的宣传教育，三是充分发挥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开展群防群治。七是环境管理方面，健全社区卫生保洁工作机制，在社区形成主要河道、路段、人口集中区专人专职保洁。同时，继续加大宣传、发动力度，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使全体居民树立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人翁意识，共同建设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确保社区环境卫生根本性改观。

全方位深入抓好落实：建立居民档案管理，突出重点人员的防控，确保重点人员时时在掌握之中。

深入抓细创建工作：社区及时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严格按照创建标准抓落实，硬件、软件台帐都已到位。

为更好的推进全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我认为当前应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设施、阵地建设，提高基层硬件设施的标准，上下联运，加强督查，充分发挥出阵地作用。

新区福利社区

二O一一年六月二日

第14篇：关于创新社会治理论述

《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对此，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正确把握。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要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去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缺位。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治理网络。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有效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一是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各级执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一是强化道德约束。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治理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科学划分网格，把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使网格服务管理人员承担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务社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职能，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说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办法是把握群众利益诉求点，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1 2014市委一号课题出炉记 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晨报讯 历时近一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事关上海当前改革深化和未来长远发展，事关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历时近一年 终摸清情况

课题组组长：市委书记韩正

课题组副组长：相关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调研组：4个，全市抽调了41人

调研组组长：方惠萍、龚德庆、张学兵、斯福民，由担任过区委书记、对基层社会建设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

调研方向：从街镇、居村两个层面入手，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远郊三类地区，围绕基层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基层综合治理、基层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展开。

整个调研历时近一年，韩正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个专题会和座谈会。

从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要求，四个调研组深入全市17个区县和街镇、居村调研，共调研走访152个街道乡镇、228个居村，座谈访谈4745人；

从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实提出解决问题对策举措”的要求，四个调研组聚焦12个重点问题，联合市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从10月份开始：按照“政策意见重在求实，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会同四个调研组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集中开展成果汇总转化。

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县、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了402条。

深入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提炼基层首创经验

大型居住区的居民办事咨询便捷吗？老小区被物业“抛盘”怎么办？街面乱设摊顽症能根除吗？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的矛盾谁来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世相百态、纷扰矛盾，看似“一地鸡毛”，实则关乎百姓安居乐业，关乎社会治理之基。

“围绕一号课题，调研组和市里召开的相关座谈会，我参加过近20个，可见这项课题调研之深入。”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告诉记者，调研组不但到区里、街道开座谈会，还深入居民区，到居委干部、楼组长、社区党员群众中听意见，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务单位听群众反映。

原本，四个组的调研方向各有侧重，并对口几个区县。后来，为了把各自的“子课题”做得更扎实，各调研组之间相互“串门”。

胥燕红说，“虽然与静安区对口的是第一调研组，但其他组也到我们这里来调研，着重了解我们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参加过20个座谈会的胥燕红，尽管忙，但忙得高兴。“课题组真正沉入基层，把我们的所想、所虑、所盼提出来；还注重了解基层创造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吸收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调研组组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龚德庆，曾在多个区县担任过领导，对基层情况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调研，让他和组员获取了更多新鲜、直观、丰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会要敲的图章多达四五十个，而许多章根本不该由居委会来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资，影响服务，疏于管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盘点基层四大“不适应”

调研沉下去，问题浮上来。

基层工作就像“万花筒”——

有五彩缤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绿主妇”们，从关注环保、公益，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小区自治管理的当家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有推陈出新。静安区率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体系；徐汇区在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金山区各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有酸甜苦辣。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龙头在放水，街道是个筐，居委是个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开展社区共治，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

有啼笑皆非。为了与“上面”对应，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约10个科长是“有长无兵”。许多居委会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还有“家具以旧换新，证明旧家具是我家的”之类。

调查阶段，大家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查找问题，“放开放开、再放开”；而专题研究阶段，则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标明确。哪些是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对基层服务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见？哪些问题现阶段可以统一设置改革路径？哪些需要确立指导性意见，让基层明确方向？

“万花筒”里的纷杂“碎片”，经课题组梳理提炼，形成对全市基层发展和现状的大盘点：

——街道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缺乏参与权、话语权，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还在乐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资；街道部门设置存在着与上级条线部门简单对应、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居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的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占据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参与的多为老面孔，难以吸引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特别是随着本市乡镇撤并、旧区改造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大规模推进，郊区出现了一批大镇、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镇已经达到小型城市的规模，常住人口超过20万、甚至30万，但资源仍基本按照原来的镇级建制配置，管理服务难以到位。

——基层社区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适应。中心城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年龄趋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年轻的干不长。而基层社区队伍身份复杂，总共有机关行政人员、

3 事业编制人员、社区干部、社工、协管员、聘用人员、部门派驻人员等七大类，仅协管员队伍就有四类20余支，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待遇不同，忙闲不均。村干部队伍中后备人才缺乏。

改革路径：下沉上收，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课题组最终形成了“1+6”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

课题成果形成中，找准切入点和落脚点——

街镇和村居，是基层的两个层面，承担着具体而繁杂的任务。要把街镇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到服务和管理上来。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

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后，街道新的机构设置从原先“向上对口”，转变为更多地“向下对应”，内设机构由原有的11个至15个精简为8个。街道做强“六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把机关工作和服务推向窗口化、平台化。

上收，让街道心无旁骛，真正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街道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保障”，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各区县也要加强统筹镇招商引资，镇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

课题成果形成中，关键是梳理出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突破，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调整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加强居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按照同工同酬原则，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贴水平。”

街镇苦恼“责任无限、资源有限”？那就进一步下沉管理资源、执法资源，做实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赋予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协调指挥权、考核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权，使街镇的派单权和牵头处置权等得到落实。今后，“条”上的干部要提拔，“块”上的街镇干部如果“摇头”，提拔便无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轻人，已青黄不接了？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标准。

郊区大镇、大居人口膨胀，“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根据文件要求，条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条件尚不成熟的，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加强镇管社区，探索在镇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

……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经交出答卷。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第15篇：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需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柔性管理，通过党的群众工作来有效化解矛盾，消弭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实践出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科学看待秩序维护中的社会强制问题。

所谓的社会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强制性手段建立和维护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从社会和谐的基础出发，利益协调的重点是关照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我们知道，任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主体，都不可能轻易让渡利益。而基于党领导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任何政党的制度化建设都需要强调制度框架内党的社会强制能力。首先，社会强制作为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约束权力边界的技术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本身可以被纳入法治范畴而加以规范。其次，技术本身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使得社会强制具有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强制的必然性。在一个精密庞大的管理体系中，技术的强制性要求规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规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不受侵害。最后，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效获取，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们的行为强制，这种强制的道德基础恰恰是所有人公平地享有不被侵犯的权利。

危机情境下的社会治理我们在工业社会谈论社会和谐，必然绕不开危机情境。工业社会在提供人们极为便捷的交往和获取知识与财富的机会的同时，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社会可能在转瞬之间失去其全部的秩序基础。中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可以保证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有生机和活力。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对危机情境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也是从根本上避免社会失范和失序的重要领导力量。而我们对危机情境的把握，在实践上还需要有充分的人员、价值、物质、制度和政策的储备。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时发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要求。社会治理过程不同于日常的管理，更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与协调作用、政府的服务与管理作用，市场和社会的理性参与作用。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少学者强调危机管理，其实质在于强调危机控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育相对完备，社会群体本身对传统危机有着相对成熟的应激模式，能够在危机情境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因此避免了承担危机引发的全部压力。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危机的化解与克服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提出危机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管理理念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处理，危机应对的基本思路往往是将事态平息，较少考虑人们日常的利益或者价值诉求。危机的突发性和较强的扩散性，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迅速采取措施将事件控制住，这个决策过程必然带有应急与强制特点。但是现代社会危机成因的复杂性和多元交互特点，决定了我们一方面需要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强制，另一方面基于防范和化解危机的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要在协调群体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社会参与，避免危机促发要素的累积。即强制过程本身是保障社会良序和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战略。

促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体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管理效能改变和制度调整，对社会整合能力构成了现实威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来避免社会动荡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从政党科学执政的逻辑出发，显然，这种带有应急强制色彩的管理过程，需要从理念到制度、方法都做出调适。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对压力型维稳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应该说，任何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也是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但是，仅仅依靠压力型维稳显然是难以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因此，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治理理念上需要转变思维，进而形成制度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机制。一是把维护稳定建构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尊重多元价值并形成科学价值引导机制上。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一直都存有协调的基因，但在具体运行中，通过权力运行遏制可能存在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是有管理体制的必然趋向。二是肯定人们合理合法的利益及其追求利益的过程，并在多元主体中完善协商民主，梳理权力边界，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中，由于制度不完善，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侵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甚至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极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试图左右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在信息相对完备的环境里，进行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利益和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三是确立社会稳定的综合指标体系。当前，中央政府维护稳定的原则和目标在科层制度下经过层层加压，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覆盖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这一能力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期待拥有的。但是也要看到，若非制度完善和组织健全，这种快速传导的将稳定视为根本目标的维稳体系，会直接锲入传统管理框架，形成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政府强制过程。因此，需要在廓清社会稳定的基本内涵和表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稳定发展的综合指标，而非维护稳定的压力指标。

例如，在许多地方将上访人数多少作为考核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这既否定了人民来信来访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机制，也会造成地方通过人身强制或者花钱买平安来克服上访问题。因此，建构科学的维稳指标，是要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入手，而非从社会失稳的表象入手。这才是克服急功近利表面光鲜，内里糟糠的必然的行政行为。实际上，

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国梦思想，其落实过程必然在于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发展共识，进而规避利益侵害，实现利益和谐。这是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但在实践中，各种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直接耗蚀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平台。这一点，尤其需要在执政过程中加以纠正。四是以法治为核心，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能够简单视为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民主有效发育中难以完全规避的现象。我们知道，撇开事件本身的非法性，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起，而涉诉涉案涉访的各种事件多达200多万起。这些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公民维权运动，这也是社会发育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组织形式。在正常情况下，社会通过组织化行动，在法治框架内寻求自身权利保障机制，并拥有监督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本质上体现着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制度平台和物质保障。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党引导人民在理性和与法治框架内逐步加以克服。

显然，仅就社会强制力而言，它体现着工业社会执政党的基本能力。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强制力是与社会理性和社会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民主的前提是对自由的期待和对权威的尊崇，即政党能力必然体现为政党执政中约束自身和社会、推进发展的制度要求，体现为制度被权威执行和模范遵守。就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要求来看，社会强制的过程必然具有以下道德意向和价值目标：每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过程都不能够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依系于法律向全体人民公平开放。

社会强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其所内蕴的善的追求和制度的逻辑是这种力量有效施行的基础。援引康德的一句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社会良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公共利益和制度权威的尊崇始终是并行不悖的。

汇报人：xiexiebang

第16篇：国家公务员申论：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公务员申论范文：社会治理创新

【申论范文】

从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内涵可以看出，与社会管理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社会治理强调的是政府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考察，很有可能会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一角度切入。以文章为例，预测如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请结合对全篇材料的理解，围绕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一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语言流畅，逻辑清楚，800-1000字。 【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参考范文】

把权利放出笼子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社会治理的改变和创新正是顺应了社会变革，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权利放 出笼子——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却更突出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 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

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既不同于政府，又承担了以往政府承担的许多职能。李克强曾说：“强调用社会的力量办好 社会的事情，是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可见，社会组织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推进 社会治理的不断进步。

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社会治理的核心目的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关乎民生、发展和稳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它的第一个职能就是服务 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要给特定的社会群体或者在特定的社会领域提供一定的服务。比如工会服务工人群体，为工人群体表达诉求;环境保 护组织，为环保事业提供服务等等。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提供不同的服务，起到协助政府提供服务 的作用，真正的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中公教育。

发挥表达诉求的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总会遇到各种利益诉求，也总会不可避免的遇到不满的诉求，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处理这些利益诉求，一方面可能会力 不从心，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对政府的不满意情绪，损害政府形象。在处理广大群众的诉求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通过所在的社会组织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由 社会组织与政府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维护成员权益，表达成员的诉求，这样既可以增加表达诉求的渠道，也可以有效地维护群众的利益。

发挥有效监督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督促。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监督企业是不是按照要求生产合格的产 品，防止出现一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督促官员和政府公平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履行 政府的职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社会组织有着与政府和企业不同的基层性、多元性、利他性和公共性等性质特征，sxoffcn能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府要在社会治理中着重关注社会组织的作用，给予其相应的权利，让社会组织真正地发挥服务、表达诉求以及监督的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第17篇：大庆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

大庆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

把握三个变化特点，统筹五治治理思路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大庆先有企业后建市，先有矿区后建城。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大庆既提前面临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又较早遇到一般性城市“成长的烦恼”――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有些表现还比较突出。

从战略和长远发展看，大庆市的和谐稳定，不仅关系着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能源安全。

在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看来，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是“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把握好人的三个变化：

――人的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原来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质量高水平的小康需求，以及公平、正义、地位、尊严等现代需求转变；

――人的流动性日益增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

――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多变趋势明显。由于市场经济的变化，加之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不够，导致一些人在信仰、道德、伦理等方面出现缺失或异化现象。

韩学键说，面对城市发展和人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方法手段难以凑效，如不能及时作出调整，社会运行容易失衡，社会活力容易受阻，从而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为此，大庆顺应时代要求，破解治理难题，从而提出应对理念和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服务优先、以变应变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设计，统筹采取法治、规治、德治、心治、综治等方式，推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部门管理向社会协同转变，更好地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推进三项体制改革，实现五力治理下沉

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大庆市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上动手早、动作大。

首先，推进公安体制改革。针对公安系统基层警力不足、效率不高、分工过细、忙闲不均、指挥环节过多、群众反映缺乏起码安全感等问题，大庆市从2005年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改革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三层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社区警务、治安巡防、刑事侦查和法制综合室）。“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 ，为大庆公安工作持续创新和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推进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改革。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各部门单打独斗办不了，受条框限制而迟迟解决不了的现象比较突出。为此，大庆市于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组建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并由市委常委担任主要负责人，成员单位包括市委、市政府所属20多个部门。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全市社会建设和民生工作进行总体规划、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2011年，又在全国首创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基本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工作新格局。

再者，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针对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大庆市于2012年出台《中共大庆市委关于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坚持以地域面积和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统筹兼顾人口数量、居民认同感、治安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城市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 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3到4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性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样以来，构筑了以社区党工委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站为服务和管理平台，以居民议事会和居委会为自治主体，以社会组织为有效补充的新社区运行架构。

通过深化以上三项体制改革，大庆逐步推动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等“五力”下沉基层，较好地消除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体制性障碍。

创新三类工作机制，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体制理顺后，如何进一步催生治理动力，释放社会活力？大庆市狠抓配套机制建设，切实提高社会治理工作实效。

一是创新警务工作机制，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在配置警力上，实施“二人一组、三组一队”的标准化警队建设，并打造适应群众事小、事多、事杂特点的“多功能警察”；在警民共建上，连续十年坚持周三“一把手”接访、回访报警人及后来的微博、手机热线等制度；在打防工作上，建立“以命案侦防带动整体侦防”、“打击经济犯罪与打击严暴犯罪并重”以及提升防控体系科技含量机制；在公安文化建设上，构建思想文化、行为文化、科技文化、专业文化、管理文化、警营文化等六大文化体系。在没有增加人员编制、经费、领导职数的“零成本”前提下，全市一线执法警力增加105%，为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提供了有力保障。实战警力下沉了，业务骨干回归了，应急反应能力和执法质量提高了，实现了群众和民警的双满意。据调查，2013年大庆市民的安全感达到98.5%，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8.8%。

二是创新民生工作机制，大大提高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效率和水平。坚持每年以市委名义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惠民工程”建议，建立“百姓定制、政府买单、群众监督、社会协同”的民生项目运作机制。此外，还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择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保障社会民生问题通过民主机制得到符合民意的有效解决，大大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把城市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家，凝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强大共识与合力。

三是创新社区工作机制，大大提高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首先，采取新建、改建和利用腾退房屋等措施，建设标准化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实行敞开式、集约化办公，为便民服务、居民活动提供更多空间。其次，抓好社区工作者、辅助工作者、网格小组长和志愿者等四支队伍建设，鼓励市、区机关干部到社区任职、挂职，形成人往基层走、业在基层创的用人机制。再者，对原有社区相互割裂的信息网络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和网上业务办理。同时，以温暖、规范、便捷、守信的理念为引领，以“我爱我家”为主线，把社区家庭文化与企业文化、广场文化、楼道文化、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推动社区“家文化”建设。此外，动员社会力量，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推行一岗多责、综合执法，提升社区管理能力；引导居民议事会和居委会依法开展相关自治活动，组织居民对社区工作站进行民主评议和监督，提高社区自治能力……这样建立起的现代新型社区，成为充满凝聚力、亲和力的幸福家园。

大庆三点启示印证，治理探索蹄疾步稳

大庆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总部署的一个有力印证。人民论坛课题组认为，大庆市的经验在当前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以人为核心。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者善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大庆正是秉承“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以变应变的理念，把群众工作作为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探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政策、制度、方法等设计上，适应和满足群众的需要，变过去“下面跟着上面干”为“上面围绕下面转、各级围绕群众转”，最终才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社会治理就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无论是公安改革，还是社区改革，大庆始终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正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提高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他们敢于突破藩篱，敢于攻克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弊端，推动改革迈出关键步伐，确保掌握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强化制度导向。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制度建设，必然要求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下足功夫。体制改革往往“伤筋动骨”，既需要认准大方向，又需要胆识和勇气。而配套机制建设则是长期探索的过程，对凸显体制优势、解决后续问题都十分关键，因此需要智慧和策略。大庆市正是坚持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采取扁平化治理方式，纵向减少管理层级，横向整合机构和职责，构建了功能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科学高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和谐顺畅的社会关系协调体系、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动员体系和防控有力的社会安全体系，以体系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社会治理立体化、科学化、常态化，由此确保创新社会治理探索“蹄疾步稳”。

（执笔：陶建群 王志远）

责编/王志远 美编/于珊

第18篇：创新社会治理经验交流材料

一、致力改革创新建新制，增添治理动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县情出发，按照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建设的要求，突出整体设计、科学布局，实行阶梯推进、分类施策，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大力推动创新治理，确保社会运行健康良性。二是注重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治理体系建设，以适应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为推动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安康提供更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三是注重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

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年度十佳社区（村）民警、年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

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xxxx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

四、致力方式创新抓防控，化解治理压力。一是创新社区治安防控，打造幸福小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换挡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社区矛盾呈现日益多发、复杂化的态势，必须加快创新点线面结合、打防管并举、人物技联用的立体防控体系，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骗等违法行为。大力创新“4+x”社区警务模式，充分调动社区选配民警、辅警、防控队、公益巡逻队4种力量和机关单位等各种治保力量的积极性，全面加强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大力推行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实行“社区-网格-楼栋长-信息员”四级管理，加强社区防治的联动性。二是创新农村服务机制，打造和谐乡村。推广施行“一村一警”农村警务，向行政大村、治安复杂村、矛盾纠纷较多的村各派驻1名民警，认真开展熟悉社情民意、采集基础信息、化解矛盾纠纷、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巡逻防范、实施治安管理、协查违法犯罪、服务人民群众等八项工作，为群众提供做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治安服务，提高群众安全感。三是创新调纠处突模式，打造魅力xxxx。健全完善信访、回访制度，加强信访制度宣讲，引导百姓依法律办事、按制度信访。加强《县长信箱》、信访大厅、投诉信箱等平台建设，畅通“12345”公共服务、“12342”行政效能投诉等公共服务热线，推行县级领导轮流接访制，着力拓宽群众信访渠道。

第19篇：澳头创新社会治理

澳头创新社会治理案例——澳头公亲会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社区地处厦门湾东岸沿海，三面临海，港深水阔，是古时通往南洋的重要通商港口，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2014年以来，我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成立社区民间组织，推进了澳头社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许多群众对工程项目涉及的征地拆迁，投工投劳，认管认养等工作一知半解，社区共同缔造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个别村民缺乏全局意识，在其他村民努力改善房前屋后环境、主动拆除鸡鸭舍的时候，只顾个人利益，不愿意将自己的空杂地进行整治，甚至阻扰村内道路建设。

为了使群众能更好的理解“美丽乡村”建设对澳头社区今后发展的重要性，让群众能够支持并参与到“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之中，社区两委与老人协会主动找到社区里的热心人，由他们组建了澳头的社会自治组织“公亲会”。

公亲会

澳头“公亲会”是由澳头社区及辖区内的企业单位、群众团体自愿发起、自觉参与，遇事共商、共议、共同决策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区基层社会组织。

公亲会的宗旨是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治，激发群众参与激情，发挥社区居民人缘、地缘优势，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建设，建立起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居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社区社会新格局。

公亲会的工作原则是“尽职尽责、坚持不懈”。在“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自治管理中，开展“啄木鸟行动”，守护澳头大家庭。对积极参与澳头美丽乡村建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不遵守村规民约和恶意破坏共同缔造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检举和制止，彻底打击歪风邪气，着力提高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乡村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激活群众参与力量，组织和动员广大社区群众推进社区建设，特在澳头“公亲会”机构下设置宣传队、劝和队、督导队，公亲会工作开展情况每月向澳头社区两委汇报一次。

公亲宣传队

宣传队由社区“有热心、感情真、语表强”的群众组成，设队长1名，分宣传组、活动组、培训组3个小组，每组吸纳若干名群众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小组分工负责。宣传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宣讲组职责：

1、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众的意见，对社区居民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关心的问题开展调研，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征地拆迁劝导等内容，拟定宣讲内容方向；

2、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周三晚，定期在澳头欢喜广场开展宣讲活动，重要的宣讲活动应安排宣讲员入户，确保宣讲内容落到实处。全年宣讲活动不少于30场；

3、负责澳头社区“示范片区”、“特色之家”、“美丽榜样”等评优活动的组织。

二、活动组职责：

1、定期排练。原则上，每周四下午在澳头欢喜广场、妈祖文化广场等休闲广场进行文艺演出排练。

2、节目演出。原则上，活动组每季度集中演出文艺汇演一次，成员根据自愿原则报名组合节目，促进节目更新。此外，组员要自觉接受澳头社区党支部、政府主管部门交给的宣传演出任务。

3、组织参与。定期组织居民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开展寓教于乐、富有地方特色、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三、培训组职责：

1、组织培训工作。组织宣讲组的理论学习、宣讲方式培训工作，全年组织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0次。

2、组织培训总结工作。每次培训学习后，组织讨论或座谈，听取学习收获和意见、建议，将所学归纳总结，应用到下一次宣讲活动中。

3、表彰奖励。根据工作实施情况、热情程度以及效果的优劣对各组及成员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年度优秀成员，并表彰及奖励。

公亲宣传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宣讲活动。

宣传组成员采用“开大会”及“一对一”相结合的宣讲方式开展工作。开大会，即通过召集小组居民开展宣讲；一对一宣讲，即深入社区居民家中开展宣讲活动。通过两种方式的结合，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活动、认管认养活动等，由面到点，将宣讲工作落实彻底。

2、开展评优活动。

由宣讲组为主要负责单位，组织开展每年一次的评优活动，包括“美丽榜样”、“特色之家”、“示范片区”的评选活动。发挥榜样在美丽家园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3、开展文艺演出、排练活动。

活动组积极弘扬时代风貌，倡导健康、快乐的生活。定期组织开展文艺活动：社区包粽赛、斗阵闹元宵、国庆七天乐、和谐邻里节等活动，积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丰富和活跃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并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开展文艺交流活动，促进成员文艺能力的提升。

4、开展内部培训活动。为提升公亲宣传队成员的工作能力，培训组根据宣讲组及活动组的工作内容，定期开展培训、总结、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公亲宣传队的工作能力。

公亲劝和队

劝和队是一个劝和、调解社区居民内部矛盾，增进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的自治组织。劝和队由社区居民自愿组建，设队长1名，分片区管理，每个片区吸纳若干名志趣相投的社区居民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热心能干、文化素质高的居民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片区分工负责。劝和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劝和队的职责：

1、调解纠纷。调解社区群众纠纷，促进家庭、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稳定；

2、信息收集。走访社区居民群众，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向澳头“公亲会”及社区党支部传递信息，做好信息收集、反馈等工作；

3、维权服务。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等事件，引导居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人员和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服务。听取、收集妇女群众的意见或建议；

4、普及法律。向居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法规，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居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公亲劝和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和事佬”征集活动。

为吸收退休干部、教师、退伍军人、乡贤等参加到劝和队伍中来，发挥他们基层的优势，构筑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举办“和事佬”征集活动，组建一支富有群众基础的“和事佬”，分网格管理，助力劝和工作。

2、开展劝和工作。

“和事佬”每两天保证到网格责任区巡查一次。现场分析并妥善处理网格责任区内各种矛盾与存在问题，力争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问题处理在网格。积极主动并协调其他人员及时调查处理网格内居民纠纷、举报和信访等问题，积极维护群众利益和权益，防止重复纠纷、集体上访和其他案件的发生。对于涉及面大，深层次复杂的问题，以及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公亲会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处理或上报社区两委或镇有关部门处理。

公亲督导队职责

督导队对社区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督导队由社区有关人员组成，设置队长1人以及区务监督组、卫生监督组。督导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区务监督组职责：

1、协助社区居委会进行社区内的行政事务落实、实施现况，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正、公平；

2、对社区内重大民主决策情况、区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情况，社区内各项收支、公共资源交易、集体土地征收、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平；工程建设进度、质量符合要求。

二、卫生监督组职责：

1、卫生保洁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2、进行常规的卫生检查和不定时的抽查，做好卫生评比；

3、监督管理公共场所的卫生；

4、负责全社区的卫生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

5、研究卫生方面的政策；

6、负责对全社区卫生监督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公亲督导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

为进一步提升澳头社区生活垃圾的治理，由公亲督导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在课堂中教授大家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措施、垃圾分类等知识。通过简单易懂的的语言，全面地介绍垃圾的危害、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如何识别垃圾分类标识、如何区别干湿垃圾、如何做到合理分类、正确投放等，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垃圾分类福祉千秋。

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展览。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成果新旧对比展览活动，提升居民对社区环境维护意识。

3、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为打造社区居务监督公开、透明平台，提升基层居务、财务民主管理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居民参政议政意识，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活动日间，邀请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区务监督组成员与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等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沟通：共同巡视社区现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负责人汇报社区工作开展情况、工作计划及各项财务收支情况；民情、民意、意见建议座谈收集，与会代表就有关社区居民的各种事项与热点问题进行提问互动；与会代表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满意度测评等。

第20篇：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

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家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国家发展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已进入攻坚“深水区”阶段，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风险隐患逐渐增加，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要求。我们要共同努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一手抓保安全、护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建设平安家园。

（一） 创新社会治理，提高自身觉悟，不断夯实基础，建设平安家园。我们要有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做好发展和稳定各项工作;拥有真挚的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第一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鲜血乃至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幸福;拥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勇立时代潮头，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拥有扎实的工作作风，默默奉献，甘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螺丝钉，建设平安家园。

（二）创新社会治理，树立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理念，凝聚社会治理和平安家园建设合力。我们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切实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强化各部门各单位综治工作主体意识，督促工作抓实见效;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努力破解工作难题、补齐工作短板;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家园。

（三）创新社会治理，切实增强风险意识，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确保建设平安家园。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抓住突出问题，改进薄弱环节;以统筹规划为重点，认真做好深化平安家园建设的组织实施工作;以“大巡防”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不断细化和落实关键措施，建设平安家园。

我们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健全落实责任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家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

一、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提出要建立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里提出“共建共享”。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快速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不是都集中在党委政府手上，其他的经济主体也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对社会成员的服务和管理，也不能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社会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服务和治理。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有80%的劳动力在非公经济组织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府已经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全能政府，而是一个有限型政府，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各类社会主体，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动员社会多个主体来共同参与对群众的服务和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共建共治，才能共享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

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制度是指社会治理主体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具有约束性的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例如明文规定有严格惩奖措施的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大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例如伦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强德治建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加强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引导公众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规范修身律己，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在我国要根据我国国情，利用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充实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

三、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随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凸显。这不仅有损我们社会的公平，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制约了我们的发展活力，而且也正极大地考验着我们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行政调解作为“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性制度，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要加快行政调解立法工作、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提高行政调解的专业化水平等等;司法调解又称诉讼调解，在法院主持调解下，使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司法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保障性机制需要不断加强，特别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调解形式。人民调解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人民调解作为大调解的基础，更要发挥其基层治理的作用。

四、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

(二)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三)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四)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五、健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四个体系

第一，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是每个公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所在，涉及到公众生命、健康、财产等方面的安全。公共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既是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反应，也考量着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体制建设、应急反应到安全事故的控制与善后处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建设平安中国。

第二，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治安的好坏，不但同每个人安全感、幸福感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面对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变化，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还存在很多不适应，尤其是在整体效能发挥、基本要素掌控、体制机制创新、基层活力激发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和短板。当前，要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手段创新为动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第三，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国外的、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观念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成为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我们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塑造社会成员的健康人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高社会文明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核心在人，重点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央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特别是在城乡社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汇报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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