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欣：身残志坚的残疾检察官
马俊欣，男，47岁，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马俊欣大学毕业前，不慎摔伤，造成左侧身体无知觉，凭借坚强的毅力，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他从事检察工作26年，坚守本职岗位，忠诚检察事业，总结推行过很多创新制度措施，提升工作效能。
1987年，临近大学毕业，马俊欣在一次体育训练中不慎从双杠上摔落，造成右侧肢体神经迟钝，左侧身体肌肉无力，平地走路要一步一挪，上下台阶要手脚并用。走上工作岗位后，身体的缺陷没有成为工作的障碍。就是这么艰难，他并没有消沉、懈怠，反而提升了自己和他人工作上的效能。他任办公室主任时总结推行的“周小结、月讲评”制度，在全县行政机关推广；在政治处任职时，在他的建议下创办了内部刊物《郏县检察》，激发了各部门钻研业务的热情；任研究室主任时，撰写的《建立检察机关业务监管中心》调研报告，被院党组采纳，并由此在平顶山市检察系统率先成立了业务监管中心。
马俊欣常说：“我是一名检察官，虽然身体残疾，但不是废人，依然能利用生平所学为党和国家做些事情，为检察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这是我的幸运，更是我生命意义所在。”
罗阳：用生命托起战机的航空英模
罗阳，男，51岁，辽宁沈阳人。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阳所在的沈飞集团是中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他本人也是飞机设计专家， 2012年11月25日上午，随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参与舰载机起降训练的罗阳，在大连执行任务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于12时48分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罗阳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高空设计专业。他担任中航工业沈飞董事长、总经理的5年，是沈飞新型号飞机任务最多、最重的5年。难关难度，难题难点，好像排着队一样。罗阳善于解决问题，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研制进度，创造了新机研制提前18天总装下线，从设计发图到成功首飞仅用10个半月的奇迹。
2012年1月，罗阳担任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舰载机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关键技术可以借鉴，航空制造大国对技术的封锁，逼着航空人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在航母上，罗阳坚持亲力亲为，与科研人员一起整理试验数据，观看每次起降过程，记录和分析飞机状态，出现身体不适，也没有中途下舰，甚至都没有去找医护人员检查。
难度高，任务重，时间短。重重考验摆在罗阳面前，可是他就有这么一股不服输、不懈怠的劲头。他曾说，外国人能干成的事情，中国人同样能干成，而且还能干得更好。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不知疲倦，劳心劳力，没有一刻休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刘国江、徐朝清：天梯上的传奇爱情
刘国江、徐朝清，重庆江津中山古镇高滩村村民。
20世纪50年代，20岁的刘国江爱上了大他10岁的徐朝清。为了躲避世人的流言，他们逃奔海拔1500米的半坡头山，自力更生，靠野菜和双手养大8个孩子。
半坡头山在高滩村背后，和村子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相连。怕老伴出行摔跟斗，刘国江从上山那年起，便开始在崎岖的山崖上一凿一凿地开造他们的爱情天梯。
半个世纪的打凿，铁钎凿烂20多根，终于完成了6000多级台阶。
“我心疼，可他总是说，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实，我一辈子也没出山几次。”摸着老伴手上的老茧，徐朝清很心疼，眼睛里有了泪水。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老的结婚证早已被虫蛀烂，当年的闲言碎语也烟消云散，但二老仍不愿下山。
“她年纪大点，我能照顾她多久就多久。”刘国江说，他们二人约好，谁先走了，另一个就将其葬在山上，然后下山和儿子住，死后要运上山和老伴合葬。“娃儿大了，除了对方，没得啥放不下的，死了能一起葬在这山上就行。”
二老的爱情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被评为“2006年首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同年又被评为“中国十大经典爱情故事”。
2007年，刘国江老人去世；2012年徐朝清老人去世。遵照她的遗愿，人们把她葬在刘国江老人身边。
李文波：守礁二十年的南海卫士
李文波，男，48岁，山东平度人，中国海军南海守礁士兵。
李文波21岁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当年入伍，三年后赴南沙永暑礁守礁。
20多年来，他先后29次赴南沙执行守礁任务，累计守礁97个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军内外气象部门提供水文气象数据140多万组，创造了国内守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的纪录，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
长期恶劣环境下的生活，李文波的身体大不如从前，风湿病越来越重，但他仍然坚持一次不落地守礁，还经常顶替战友。除了坚守岗位，李文波还不断创新，为守礁工作总结经验，编写教材。他设计出了南沙第一套水文气象月报表程序，还编撰完成了《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教材》。
为了守礁，李文波亏欠家里太多。他新婚5天后回到南沙，20多年来，与妻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年。2003年4月，李文波第一次回到老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卧病在床3年， 2005年9月，母亲病危，李文波回到老家陪伴母亲仅十天，就接到执行南沙守礁的命令，在前往南沙的舰艇上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一个人长跪在甲板上向北方失声痛哭。李文波说：“南沙守礁是我一生的荣耀，就算下辈子坐轮椅，也没什么后悔的！”
林俊德：工作到最后一刻的科学家
林俊德，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2012年病逝。
林俊德入伍52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倾尽心血，在癌症晚期，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俊德的中学和大学都是靠政府助学金完成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从事核试验研究。由于核爆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测量仪器研制一直存在很大难度。林俊德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独立创新制作了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为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参数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在之后40多年的科研旅途中，他先后获得30多项科技成果。
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拒绝手术和化疗。5月26日，因病情突然恶化，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醒来后，他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他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林俊德住院期间，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5月31日上午，已极度虚弱的林俊德，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于是，病房中便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
5小时后，心电仪上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这位军人，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临终前，林俊德交待：把我埋在马兰。马兰，一种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大漠中仍能扎根绽放的野花。坐落在那里的中国核试验基地，就是以这种野花来命名的。
苏丹：捐肝救夫的奇女子
苏丹，女，32岁，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苏丹和他的丈夫田新丙生活在北京，两人恋爱、结婚，相伴近10年，直到2012年6月。两人因为对共同经营的公司规划产生了分歧，冲动之下离婚了。离婚后，两人还居住在一起。 8月，田新丙被查出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小肝癌，需进行肝移植。
苏丹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情况，并了解到肝源紧缺，眼看着前夫命在旦夕，苏丹回想起十年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她作了一个决定，自己去医院做了体检。随后，苏丹找到医生说：“我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来帮助他，肝源那么紧张，时间就是生命。我要捐我的肝脏”。
当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专家探究原因时，苏丹哭着说：“因为我爱他。”在苏丹的印象中，爱情更重要的是内容，并不是一个离婚证或结婚证能说清楚的。她说：“我们有太多东西牵扯在一起，孩子、父母、家人、感情、彼此的回忆。这已经成为一份亲情了，我要不去做，心里会不踏实的。”
“就算只有两三成的希望，她也要陪我来闯一下。我真的很感动。”被劝说了两个星期后，田新丙最终接受了苏丹的提议。
10月31日，在解放军309医院，苏丹被推进手术室。田新丙已经告诉医生，如果手术中出现意外，一定要先保住他的妻子。主刀医生杜国胜介绍，医院进行了多次术前讨论，大到整个手术的规划，小到手术所用针线的选择。“他们感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高淑珍：河北的爱心小院
高淑珍，56岁，河北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普通农村妇女。
高淑珍的儿子王利国4岁那年得了类风湿，落下了残疾。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不能上学。高淑珍心疼儿子，想在家里办个小课堂。后来她发现，附近村庄也有一些因肢残不能上学的孩子，他们都对读书充满渴望。她想让不幸的孩子都能读书，于是在家里办起了学校。1998年4月，她的“炕头课堂”开讲了，老师是女儿王国光。5个孩子、4张课桌、2块
小黑板和借来的旧课本……高淑珍的家里响起了读书声。
这个学校一开就是14年。14年间，她接收了近百名残疾孩子，却从未收过一分钱。高淑珍和女儿每天用自行车接送孩子，中午就在她家一起吃大锅饭。渐渐的，自行车已经接不过来，她一咬牙，买了辆旧面包车。有两个肢残严重的孩子，路上她怕颠坏了，就一直抱在怀里。后来，为了让孩子少受罪，她索性让孩子都住在家里，免费吃住读书。
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高淑珍精力有限，家里地方有限，还债务累累，但是“不”字她始终说不出口。无论多么艰难，她总是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高淑珍家承包了20多亩水田，稻谷就是孩子们的口粮。但是歉收的时候，让每个孩子吃饱并不轻松。为了多挣几个钱，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 一些日用品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有的时候下大雪没有集，高淑珍就走街串户地卖，“我一天出去挣十块二十块，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我心里头欢喜， 骑着车子都有劲。”她说。
高淑珍爱心小院的故事见诸媒体后，引起强烈反响。爱心小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捐助，还有不少志愿者从各地赶来实行爱心接力。有的志愿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家医院为小院的10个孩子实行了治疗手术
何玥：捐献肝肾的12岁女孩
何玥，女，12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
2012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却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9月初，病情突然复发二次入院，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组织。当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月17日，小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在亲人眼里，何玥是个爱学习、有爱心的孩子。今年4月，做完手术第三天，她就回到学校上课了。她的家里满满一面墙都贴着她的“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08年汶川地震时，她硬逼着父母捐出了一个月的工钱。她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要父亲捐给更需要的人。
9月中旬，爸爸从广东打工回来，她第一句话就说：“爸爸，我想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她说，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由于是何玥最后的心愿，爸爸妈妈奶奶叔叔婶婶最终同意了孩子的想法，决定帮助她完成遗愿。11月17日凌晨零点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自己短短12年的生命历程。 凌晨4点，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其中一名是身患尿毒症的18岁藏族小伙索朗旺青。
何玥因捐献器官被称为“最美女孩”，她死前的这个愿望被称为“最美遗愿”。
袁琨：“仁心廉医”
袁琨，女，现年50岁，武汉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
从医27年来，袁琨长期坚守临床一线，孜孜不倦、勤奋忘我地工作，从一名普通医师逐渐成长为一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耳鼻喉科专家。从医20多年来，她从不收患者红包；实在推辞不掉时，为不增加患者心理负担，收下红包后，她总是悄悄充进患者的住院费里。她巧拒红包之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广泛赞
誉，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仁心廉医”。
2011年7月，袁医生不慎跌倒导致跖骨骨折。左腿打上石膏后，只好坐在轮椅上，但她却并未请假。那段期间，在医院的楼道里，经常可以看到袁医生划轮椅的身影。进入手术室后，因为腿脚不能弯曲，她就将腿搭在一条凳子上，一坐就是3小时。“那时候，在医院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当时想着自己的腿只是一个小骨折，患者又比较多，很多人不远千里过来，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就这样，她坚持了2个月，直到自己脱离轮椅。腿伤那段期间，袁医生坚持不下手术台，让很多患者深受感动。
医者仁心。在当前医患关系相对紧张、医疗行业整体形象受到质疑的时代背景下，悬壶济世的医者，不仅要医德高超，更要有廉洁行医、自尊自律的职业品德。袁琨用20余年的临床实践，践行着作为医生的这一核心价值观。
袁琨先后荣获湖北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市岗位立功女明星等荣誉称号。2012年，湖北省卫生厅、武汉市卫生局授予她“人民好医生”、“白求恩式的好医生”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