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中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建国之初面临的考验
（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党的队伍建设） 当时的努力：（肃清国民党反革命；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秩序，组织生产；没收官僚资本）
2、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3、七届三中全会（1950.6）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而奋斗的口号
二、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1、抗美援朝（1950.6.25—1951/7开始停战协议谈判，打打停停—1953.7.27 停战协议签字）
2、废除封建土地制度（1950-1953）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镇压反革命（1951/10基本结束）
4、其它民主改革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现状：经济极其落后，人均27美元；抗美援朝影响
1、农业、交通、工商业的恢复
农业土改发动个体经济积极性，劳动互助，国家兴修水利，疏导供销、推广技术；成渝铁路；节制资本，1949/11打击投机资本、1950稳定物价之后，通货膨胀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商品滞销、工厂停业、职工失业，国家对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产品，财政税收调节，1951年，民资利润很好。
2、三反五反
党政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私营工商业者：反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取国家经济情报
3、三年经济恢复成就
国营、私营、个体、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都有所发展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953年面临的局势：
1、抗美援朝已成定局，将结束；大规模土改的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
2、社会积累新矛盾：
农村：落后的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农村出现新富农，贫富分化出现（个体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城市：两个阶级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经过几个回合，仍旧此起披伏。（节制资本）
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提上日程
3、刘少奇：先建设后改造（1948/9在政治局会议、7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多次会议上提出）经过相当长久时间的工业发展，国营经济壮大了，再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经济的集体化。
毛泽东：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1952年，经过三年的实践，形势的变化，经验的积累，认识有了新变化）
毛泽东提出的依据： （1）国营经济相对强大迅速发展 （民资主要集中商业和金融资本，甚少工业资本，更少重工业资本，而国营经济在当时大多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主人翁意识较强、生活稳定、福利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优越性。）
（2）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有许多经验。
（3）农村中有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
1个体经济分散脆弱、不能满足城市和工业化的需求，个体农民平均只有○十来亩地，贫雇农每户不足半头耕畜、半部犁、资金匮乏，维持生产尚不容易，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困难更大。
2面临两大问题：增产和避免两极分化。 ○3解决办法：○互助合作道路；还认为机械化和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一般规模较小的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生产靠统一经营与合作，也可以增产。正如手工工场初起时，没有大机器主要靠协作也能提高生产力一样。
41953/9周恩来：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步增长的时期。
1952/ 9毛泽东：十年和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过渡。
（4）国际环境来讲，资本主义封锁我们，而且当时也处在不景气局面，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带领下积极援助中国，而且发展形势正旺。
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1、第一个五年计划
（1）工业化是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钢产量：中：2.37 印：4 美：538.3 发电量：中：2.76印：10.9美：2949
强调农业、轻工业、邮电运输均衡统筹发展
（2）强调经济建设速度
总希望能够尽快改变贫穷现状，客观限制因素和实际可能考虑较少；拟定计划，参考1949-1952年的20百分之增长速度，忽略了那是恢复性的高速增长；把工业增产寄希望于新项目的投产，预期过快，特别是农业估计严重不足。 （3）坚持自力更生，积极争取外援
（4）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但积累比重过重。
2、工业化建设高潮
（1）增产节约，知识竞赛 （2）农业支援工业，剪刀差
六、文化建设 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术问题政治化，当政治斗争进行了不合理的批判。
1951《武训传》；1954借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文章发动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1955针对胡风对党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意见书，进行猛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外交：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后，美国依旧盘踞台湾海峡，企图发动印度支那战争。
1954 中美苏英法 日内瓦会议 急速法国对越战争 1953 就西藏与印度谈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 /4 万隆会议 求同存异方针
七、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农业合作化的稳步前进
党的一贯主张：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才能由贫变富；组织起来的远景是集体化和社会专业化。
分歧：当前的步骤
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生产发展，但出现新富农。（动摇私有基础，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将来的事情，其必须建设在国家工业的强大发展和农业机械化上面）
合作化的积极性：主张提高公共积累；扩大合作社按劳分配比列。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互助组的私有性。
1951，9会议，决定，要保证两方面的积极性。批评了两种倾向：农业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一蹴而就，完全达到社会主义。提出：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
到1953年，由工业化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1农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城市和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小农经营效率低下，不能提供充足粮食。种植工业原料的农户的增加，也加剧商品粮的危机。（国家把粮食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2小农余粮户待售惜售心理 ○3粮商粮贩借机操纵粮食市场，投机猖獗。一些地方粮食脱销市场混乱。 ○国家把粮食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并决定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1953年，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开始实行合作化。提出增产是检验合作化的标准。
1951-1954互助组，从400多万发展到1000万个，初级社，从300多个发展到48万个。1954年底，据当时统计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是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优于单干，合作社也优于互助组。因此合作社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老百姓的欢迎，都要求积极入社。
1955，初级社达到67万个，统购统销多购粮食70亿斤，农民有些意见。部分地方也出现杀猪宰羊，不热心基肥备耕。所以，采取了“缩”“停”“发”政策。合作社需要巩固。
粮食的统购统销限制一部分私营粮商不能自由经营粮食，只能接受家家粮食部门的委托加工，不能自购粮食，自销成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私营工商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及国营纺织业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很大。再加上原料市场上的统购统销，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采取低级的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和高级的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行和平赎买，利益上实行国家税收、企业公积金、资方红利、职工福利的四马分肥政策。
公私合营，1953，1036户，1954,1746户，1955,3193户。但劳动生产率由100，提高到314，同期私营工商业为158.公私合营优越性很明显。
3、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和急促完成 1955年春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计划，要求1956年农业合作社从65万发展到100万个。这个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要求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
邓子恢，不赞成，认为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干部领导和觉悟水平需要逐步提高，不能太急，1954年春的10万个发展到1955年春的65万个已经很快，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的任务很重。
毛泽东，在1955年7月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认为他们像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对农业合作化摇摆不定，甚至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富农的立场出发，这样把党内的正常争议夸大成两条路线的斗争。10月，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批判。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以超高速的进程猛烈发展，1956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私营工商业，手工业也在这种氛围之下，实行了全面的合作社。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一五计划的完成（略）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曲折发展
一、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后
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应该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国际形势：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八大召开，开始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1956年年初，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形势下，以及当时日内瓦会议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有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浪潮下，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情况，党注意到这些问题，着手加以修正。
2月，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损害积极性，但也要要实事求是，不要乱提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5月，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5月，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党的八次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
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建立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经济文化落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陈云“三主体三补充”：国营，集体经济占主体，个体经济补充；计划生产占主体，自由生产补充；国家市场占主体，自由市场作补充。
党建：指出个人崇拜的问题，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
（三）八大后的进一步探索 八大后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1957年建设计划和调整若干经济关系；全党整风。 围绕1956年经济工作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重要争论：
毛泽东: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建投资中的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主张1957年的预算可以高一点
周恩来及其他人：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的预算指标要压低。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陈云也提到，像这样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当时毛泽东认为以进为主，不能再人民头上泼冷水，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但会上没有提出意见。
按照陈云“三主体三补充”调整经济关系，工商业上，对个体、手工工场准许其适当经营，毛泽东也是赞同的。农业集体经济上，要求合作社在产品分配方面“少扣多分”，生产经营方面“大的集中，小的分散”，主要共公有次要私有，增加社员的自留地等。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八大提出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也与当时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有关，强调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同时要警惕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 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方面，教育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克服脱离实际和群众的三大作风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群众坚持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
1956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 国际上波匈事件；
国内由于社会改造的深刻变化，加上经济上的急躁冒进，是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紧张局面。1956年9月-1957年3月，许多城市发生粮食、肉等日用品短缺，少数学生、工人、专业军人，无法正常安置，全国发生一万多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夏收以来，农民发生闹退社、闹缺粮风潮。敏感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和干部的作风问题发表许多公开批评意见，有的还十分尖锐。
1957年2月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内部也有矛盾，但是是人民内部矛盾。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指出，要采取“放”的政策，让大家讲意见。实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4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有些同志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问题，有些还沾染了旧社会的风气，形成特权思想，要展开三大作风问题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又在《1957年夏季的形式》中说明要造成四有局面。
（二）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5月8日-6月 8日间，开展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号召党内外人士对政府和党的工作提意见，党内当时确实存在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是普遍，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整风过程中，出现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大肆进攻。16日，中央发出指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见是诚恳的，但也应注意少数煽动的反共情绪，当时的政策是对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出来，允许其“大鸣大放”，以便暴露其反对面目，当时认为这样可以锻炼群众，利多害少。但这样就人为地加剧了全国紧张的政治空气和不稳定的状态。
5月中旬，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运动的主题有“内部矛盾”变成“敌对斗争”，由“整风运动”变成“反击右派”。
6月《这是为什么》一场全国范围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
（三）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
对于右派的进攻，必要的反击是可以的，但是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反右派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5月中旬，《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批判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以利在适当条件妥协下来。
6月29日，中央指示，点名批判的在北京约400人，全国约4000人，7月再扩大一倍8月推出在全国范围内要深挖右派。
9月，八届三中全会，右派6万人，到运动结束时已到55万。而且在7月中央给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上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了。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一个严重影响：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矛盾的判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
后来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断言了这个社会矛盾。知识分子也被划为了剥削阶级。
从1957-1976年，我们始终面临两大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规模速度的问题。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背景：
反右斗争的胜利，党认为大大提高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风中，农村也出现了一些迅速增长的新气象，许多人认为全国范围内可以有比一五计划更高的速度来进行建设，毛泽东越加相信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
1957年9月-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农村工作也是一个议题。会上有地方领导向毛泽东从提多快好省，毛泽东很兴奋。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还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刚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
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来一个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大会，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升空，这件事给社会主义者极大鼓舞。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也提出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口号。各省、市、自治区开始纷纷召开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同时发动人民日夜奋战，掀起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一）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1-3月，南宁和成都会议，联系到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指定的争论，严厉批判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说是泄了6亿中国人民的气。南宁会议，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要进行一次技术革命。这两次会议，都否定了一五计划和党的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经验，离开这些，难免会走上臆想和冒进；否定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段和个人崇拜。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速度是灵魂，快是中心环节。
会上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并要求他们在会上做了检讨。对高指标和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他们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得是白旗不是红旗。这些批评和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指标工业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二五计划一开始就走向大跃进的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农业，以粮为纲，三五年甚至一二年完成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工业，以钢为纲，7到5年甚至3年实现15的钢产量，超过英国。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 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断生产关系方面的急于求成，认为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农业生产。各地开始出现1000户甚至几千户的大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开始建立。
（二）钢铁产量要当年翻番，人民公社一哄而起
1958年8月，北戴河扩大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做任何修改，反而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的领导却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假象也是深信不疑，会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要求1959年为8000-10000亿斤。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
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
会后，为在余下4个月时间（前8个月生产400万吨）完成钢铁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炼钢的群众运动。地方由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动员几千万（估计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全国建起几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现代化大中型钢铁厂的生产秩序也完全被打乱，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蛮干，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而且是国民经济比列严重失调。1958年年底，产钢1108万吨，好钢800万吨。工业总产值猛增54.8％农村劳动力被占用，增值只2.4％，基建猛增87.7％，全国职工总量增加三分之二，超过国家财政负担，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全国农村，大办合作社。年底74万个合作社合并为26000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取消商品交易小商小贩和集市贸易，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对社员“八包”“十包”，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
四、初步纠“左”的努力
1958年秋冬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很多乱子，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思想上开始有些转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
8、9个月的时间中，全党为纠左做了初步的努力。
（一）人民公社的整顿 1958.11.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思想混乱，大有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生产之势，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度的倾向。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指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错误地。
八届六中全会，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任然十分严重，毛泽东认为要从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分级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宣布1958年粮食7500亿斤、钢1100万吨，虽然讲了要“压缩空气”，但计划1959年粮食10500亿斤，钢有原来2700-3000万吨下降为1800-2000万吨，基建有500亿下降到300亿。
1959.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调整生产关系。
3-4月，上海会议，规定生产队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所有制是公社的主要基础。
（二）大跃进的指标和生产安排
1959年4月，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修改1959年计划 基建由360亿降为260-280亿，钢为1800，内部说好好钢为 1650万吨。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列严重失调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首先，农行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收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58年强调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粮食油料大幅减产，蔬菜肉类更是短缺；钢产量，头四个月应为600万吨，但实际只有336万吨，后来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由于以钢为纲，人民日用品下降，到处供应紧张。
针对形式，陈云提出三条腿走路，国营、集体、个人。并向中央政治局建议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
5、6月，毛主席接受建议降为1300万吨，农村允许自留地，饲养家畜鼓励小私有。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肯定陈云的主张，今后安排经济计划应该是农轻重，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综合平稳是个根本问题。
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
8、9个月，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初步受到遏制，形式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还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对“三驾马车”还是完全肯定的态度，所以，纠左的努力都是在三驾马车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且，沿着反右派扩大以后把阶级斗争当做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怀疑三驾马车就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或者简直就是敌对分子，纠左的任务远远未落到实处。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的重大反复，造成了整个形式的逆转。
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7.2-8.1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总得形势，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要求大家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但是与会者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认为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纠左成绩虽有但还不够。有的人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护短，认为纠左过头。
（一）彭德怀的一封信
7.14日，彭德怀想毛泽东写信，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信反应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是实际情况也是群众要求。
7.16日，毛泽东将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要求政治局常委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有人说信的内容夸大错误低估成绩，甚至有人认为这封信实际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明确支持彭德怀。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一直在纠左，而彭张没有参加这种努力，而且他认为三驾马车方向上是对的。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他认为自上海会议以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决定，共产风问题已经大致得到解决，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降到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应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并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形式就会好转。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的缺点而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是右倾的表现，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个右派的海瑞居心不良，彭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
加上当时党外也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对当前的形式表示忧虑，对领导工作表示批评，其中也有否定大约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见。毛泽东把这些批判都看成是对党的攻击。再联系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批评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判于是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于是毛泽东决心发起反击。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提出现在是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对1958年经济指导工作中左倾错误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党内的威望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柯施庆），毛泽东讲话后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会议主题特有纠左变成反右。
8月2-16日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开始对彭张黄周进行批判，带高帽子，最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
（二）反右斗争的严重后果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刘少奇建议把反右倾主张只发到省一级，继续纠左，这个主张没有出来。反右斗争逐渐传达到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批判。据1962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派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
反右倾带来了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认为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之间生死斗争。这个论断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全当做阶级对抗的生死斗争，一些干部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一些小人乘机阿谀奉承机取巧。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在党内盛行。
反右倾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后果。中断了本来纠左的积极进程，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从新发展起来。之前强调的综合平稳、国民经济比列失调等问题好像不再是问题，并且把这种认识当成“谬论”。硬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协调正常，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民经济状态良好。1959年降低的一些指标说成是右倾主义分子兴风作浪制造的有一个小小马鞍形。整顿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鼓励小私有被当做资本主义道路被压了下去。总得口号是：反右倾，鼓足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1959年钢铁的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硬拼蛮干年底生产1387万吨；1960年为实现比上年更好地跃进1840万吨的钢产量也不顾一切的保住了。还提出
三、
五、
八、年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的左的错误再度泛滥，时间更长危害更大。 以钢为纲，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钢铁产业挤占大量能源资源；基建规模过大增加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不足，导致财政赤字，市场紧张。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尤其是高估产高征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59年起，连续自然灾害，农副产品急剧下降。
1958 是4000亿斤
1959年 3400亿斤
当时估计5400亿斤，多增收173亿斤，共征收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三分之一。 1960年2870亿斤低落到1951年水平。棉花、油料也低落到建国时的水平。全国死亡率显著增高。1960年死亡1000万。
六、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的进一步探索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开始调整。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和基本社所有制的过度基本停止。
（一）调查研究和农村政策的调整
1960年10月，部署整风整社，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周恩来《紧急指示信》为开端。
《紧急指示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恢复部分小生产私有制；恢复农村集市；允许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制，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
毛泽东也要求要实事求是，为取消农村中存在的平均主义，3月起草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二）工业的调整
前期成效甚微，因为想维持1960年的各项指标，不增也不减。所以，八届九中全会上计划钢为1900万吨，粮食为4100亿斤（当时估计1960年为3700亿斤），由于农业的高估产和高征收，就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然而半年的执行结果是钢和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跌落。这是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摸底粮食实际产量。
1958年4000亿斤，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000亿斤； 1959年3400亿斤，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 1960年2870亿斤，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 1961年2710亿斤，不是估计4100亿斤
（钢实际产量）：
1958年年底，产钢1108万吨，好钢800 1959年钢铁的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硬拼蛮干年底生产1387万吨 1960年为实现比上年更好地跃进1840万吨
1961年9月，庐山会议，指出现在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建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
经中央批准：1961年，基建：由167亿降为87亿；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年底粮食产量达到2950亿斤。
（三）七千人大会 1962年1.11-2.7，召开七千人大会，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坚决地执行调整政策，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邓小平主持，刘少奇作报告。会议在例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了主要的缺点和错误：
1、生产指标太高，基建战线过长，经济各部门严重失调
2、人民公社中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急于过渡，违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
3、权利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
4、农业增产估计过高，建设事业要求过急，城市人口不适当大量增加，加重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
原因：经验不足；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虚弱民主集中制原则。
报告情调：三驾马车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成绩很大，问题很多，问题是第二位的。，会议依旧强调要为实现三面红旗而奋斗。但刘少奇也指出，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这两个方面比作十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能这样套了。从全国范围来讲恐怕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问题。还有些地区错误恐怕不是三个指头而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观点勇敢地正视了错误。
会上毛泽东谈了民主集中制，让群众讲话，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大会总体上比较实事求是，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鼓舞全党。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对彭德怀虽不讲庐山会议的错误，但不予平反。理由是有一个“反党集团”和“国际背景”，这都是无中生有。
但林彪在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思想总是正确的。之所出现左的右的错误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行事。这种个人崇拜来总结大会对纠正错误发扬民主起到了消极作用。
（四）进一步调整和探索
1962年2月，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估计不足。
2月26日，陈云做《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指出农业恢复只能争取快，准备慢。
1、要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建指标要坚决降下来
2、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 5月调整计划：
1、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1961减职工800多万，城市人口1000多万；1962年减职工1000万城市人口1200万，1963年6月要再减600万左右。
2、压缩基建1962年基建由384亿减到67亿
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钢由1866万吨减少到667万吨。
4、人财物力支援农业 成效：
1、1962年底农业开始回升。粮食3200亿斤。财政收支开始平衡，结束4年的连续赤字。
2、1961.6中央开始陆续平反，到1962.8月全国600多万干部群众得到平反。
3、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初级社规模，农村包产到户在许多地方自发产生。
七、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再度发展和解决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经过七千人大会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式逐渐好转，但是，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党内和党的领导，看法还很不一致，只是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些矛盾和分歧暂时搁置，形势好转之后，随着国内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从（西楼会议到包产到户），再加上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使党对形式的估计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新的波折又开始了。
（一）八届十中全会
1962.8北戴河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财贸工作，包括包产到户的工作在内，但毛泽东一上来就提出阶级、形式、矛盾。这个题目也就成了八届十中全会的议题。
1962.9，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多次讲话，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党内认识上的一些分歧，一些实事求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不同意见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看成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他说，现在有的人把形势看的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想，只能单干，这股风约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单干，甚至占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彭德怀上交申诉书，被批翻案风；康生硬说小说 《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风，支持写作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被说成“反党集团”，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
会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包产到户的改革再一次失败。右倾分子的平反工作也告一段落，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甄别的提议和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至极”被打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