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评李进修先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
近日拜读了李进修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①，使得笔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本书除绪言外共分七个部分，大致以时间顺序而划分为清末政治制度、太平天国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北洋军阀政治制度、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政治制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政治制度七个章节。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对这一时期大多数政治机构的运行模式和政治职能介绍得十分清楚明了，堪称是一部官制史的教科书，对笔者学习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提供了很大帮助。
本书的优点无需笔者画蛇添足，但在本文中笔者仅就读过全书特别是本书清末部分的一些疑惑提出，希望与对于该时期政治制度史有着深入研究的授课老师共同探讨。同时结合笔者阅读的其它的一些近代政治制度方面的文献，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应该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写，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与老师交流。
政治制度的研究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历史的变化节奏很有可能重复，类似的前因也往往会导致类似的后果，因此在大多数史学家看来，借研究历史当中各朝各代的政治制度，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故一些历史研究者常常将政治制度的研究放在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同时不仅中国如此，西方的历史学家在18世纪初期于维柯的启示下也开始逐渐认识到政治制度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维柯把历史的过程看作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体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②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状，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毛泽东-翦伯赞”式的历史著作在史学界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当今史学界，这种“百家争鸣”的趋势愈发明显。这就导致在同样一个有关历史中政治制度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往往会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这就在促使学术界在近代史研究中日趋 ①②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活跃的同时，也使得在很多历史基本问题上，缺乏明显的统一性。因此笔者在阅读了一些史学理论方面和一些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述后，借对李进修先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的书的评论中，谈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问题。
一、立足点是在现在还是当时。
不论我们著述描绘哪个时期的历史，都会面临一个基本立足点的问题，即立足于当代还是立足于当时。对这个基本立足点的选择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自20世纪初，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并对其加以论证后，当代成了大多数历史学家们在这一基本立足点上的选择。诚然，如克罗齐所讲，“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①。由此看来，过去的历史就不免被打上现实的烙印，乃至不同的人对一个事件或一名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也会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他们掌握的材料大致一样的情况下仍旧如此。
但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也许一味的立足现实，用当代的目光去观察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制度方面的历史，这种方式并不是十分可取。如果仅仅是以当今社会作为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唯一立足点和着眼点，很容易造成对某些政治实体的误解甚至扭曲，从而忽视了其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嬗变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造成研究的失误。
试举李进修先生之《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中的几个例子来印证下：在对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的重要机构——里社制度保甲制度的描述中，李先生评价道：“两部结合起来，成为更加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于“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搜刮民脂民膏，监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引自该书第20页）实质上李先生大肆批判地，正是清代最基层的社会管理机构：里社制度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粮丁、编制赋役，以作为课税的依据，辅助政府供应差役和征收地丁；而保甲制度则是辅助官府维系治安秩序和弄清人口流动情况，使得“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诺的确，不非容留”②。其类似的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雏形，自宋代之后基本确立，其基本作 ①② 【意】B·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载自《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 用大致来说可分作两部分，即其“既是乡村权力结构的型塑者，又是乡村权力运作的监控者”①。李先生立足现在看待两项制度的功效，自然是看到了其作为封建统治者监视和压制百姓的一种武器，但同时也并未认清其本质作用，即其第一项功用。同时就第二项功用来看，李先生的认识也恐有不足之处，诚然，对乡村的监视确实是对人民意志的一种压制，但同样也为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民在从事有害于社会稳定的活动时，不仅同样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而起其罪行更肯能牵连亲友街坊，使得其在从事此类活动时不免投鼠忌器、不敢放手而行。
由此可见，在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立足点，固然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但如果仅仅立足现代来看古代的一些问题，难免会造成看待问题不全面甚至是研究方向上的根本错误，例如下面一则例子。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通商，同时作为进出口管理机构的“十三行”不复存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乃凡有英商等赴各港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于是各列强纷纷雇佣通晓多国语言的中国人为其销售产品、收集工业原料，从而产生了“买办”这一行业。站在我们今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中国发动的通商行为是非正义的，因此作为其雇佣者——买办，其行为更加是非正义的，李先生更是将买办制度称作“是它们（列强）培养侵略中国走狗的制度”，至于买办阶级，李先生则是这样评价：“这个阶级始终与外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严重阻碍着中国生产力发展”。（引自该书第26页）但事实恰恰相反，买办中固然有一些借外国势力行作威作福之事的民族败类，但更多的是通晓西方语言的有识之士。其中的一批人加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译书局之中，积极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到中国，其中一些佼佼者更是直接参股与管理洋务运动所创建的民营企业，如唐廷枢曾作为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股东而经营这些企业，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到很大促进作用。而更多的买办资本家则在积累到一定资金后积极投资当时中国薄弱行业和开展公益事业，如近代保险行业和资助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滥觞——徐润，其早年也是买办的成员之一。如果仅仅由当今着眼去研究买办这一阶级，必然会失去历史学家应有的那种中立性的研究态度，造成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大方向的根本错误，从而使 ① 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机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的关系变化》，载自《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得研究成果无法被大多人所接受。
综上，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定在当下的话，其研究态度就未免有失公允，但同时我们作为当代人，又无法完全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想所感不免带有当下的思想和观点，因此将立足点完全放于当时也并不现实。笔者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近代政治制度史的学者，首先应该尽可能的了解所研究历史阶段，对此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全方位的了解。因为在我们所要认知的政治制度是由当时的人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加以制定或修改的，而历史学家要研究它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广博的了解。当然只立足于当时也是不可取的，很容易导致对于过去的过分肯定、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过于美化，从而丧失学术研究的真实性与实用性。因此在将主要立足点放于过去时，也要对过去的研究对象和当前社会现实加以比较认识，对研究对象采取冷静的态度，积极寻找其再现实生活中的适用意义。正如科林伍德所说：“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能够以想象感觉到自己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人，然而同时却始终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而且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时代和过去相比较，这样就有可能以任何规模的戏剧统一性来写出一种新历史。”①诚然，做到在立足于当时的历史中兼顾当今，做到这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历史常常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面，而是线性的，有时甚至是一个个的点，即“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事件，换言之，是一系列短暂的戏剧性场面。而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冲突，一场重要的演讲，一次关键的通信，都是历史中的瞬间。”②因此我们必须从那一条条线、一个个点中完善当时时代的那个面，再从整个面着手研究我们所关注的问题。钱穆先生所讲治史比先广后专、由广及专，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二、对“毛泽东——翦伯赞”式历史的一点浅见。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著述和评价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史学作品开始在史学界广泛流行开来，这种治史方法经由范文澜、翦伯赞等一批老一辈学者的发扬，到胡绳先生时，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理念即“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 ①② 【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式。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①此观点看似毋庸置疑，但其有一种趋势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了。举一个例子，笔者常常在一些著述和论文中存在对农民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采取过分肯定和褒扬的态度，从而一定程度上掩盖或者说误导读者去认识历史的真相。
举《史纲》中的一个例子，本书中花费一章的篇幅去描述太平天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对其中的一些制度大加褒扬并热烈赞扬了农民阶级的创造性。例如在对太平天国中央核心权力机构，即“天王”洪秀全与“军事”杨秀清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将其描述成“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以‘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的制度。”（引自该书第96页）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根据的，先不论这两个现代政治名词用于近代农民战争中是否恰当，就二词的含义来讲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或者分管不同事务，或者通过二者权力运作上的相互限制已达到防止国家元首滥用权力的目的。这与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互相倾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以获得对起义军的最高统治权，而不是二人权力相互掣肘、以防止对方滥用权力。因此作者将二者关系定义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是极不正确甚至可说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会对读者关于这一时期历史事实产生极大地误解。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化一次很有力的证明，其特点是：凡是农民阶级、穷苦百姓所创造的东西，都要给予褒扬和美化，这种行为极大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相信亦是马克思本人所不愿看到得一种行为。
此外还有阶级分析理论公式化的一种情形，例如在对清末预备立宪这一历史事件，《史纲》中曾给予以下的评价：“清朝统治者通过这个‘内阁’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卖国活动、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所谓‘预备立宪’，改革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清政府借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引自本书43页）诚然，清末预备立宪确实并未达到当时民主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建立宪政和责任内阁制，以实现中国政治民主自由化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在执行过程中也是竭力保存君权、抑制民权；其改革措施也有种种失当，有的甚至严重违背了宪政的原则。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努力斗争，清末的政治制度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①这种近代化主要表现在首先制定了宪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无限性，并且废除了封建主义的集权性，使得地方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开始解脱出来，人民群众也开始具有了一定权力。同时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一些措施对近代经济、科教、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起着不可磨灭的功效。如其广筹学款、建立各级兴学机构，清政府下令：“将从前征收粮租折价较多之州县，分别规复旧章，即从溢出之银提做学堂之费”②，其大批经费用在退刚基层教育之上，从而对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就实际情况而言，清末新政并非李先生笔下的一无是处，更绝非勾结列强而进行的一次反动活动。故而可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公式化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凡是反动的统治，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腐朽统治，这种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必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因此对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些问题，公式化的阶级分析理论必然会导致我们看不清甚至是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当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方法之一，甚至是主要研究方法，但其不应该被简单化和公式化，甚至成为严重的教条。在对待“毛泽东——翦伯赞”模式的历史著述时应当以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它们，断然不能将其观点看作是经典乃至权威，对这些著述加以迷信和赴会，否则长此以往，中国近代政治的研究必将陷入一谭死水的尴尬境地。
参考书目：
【1】【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①② 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自《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3期，第104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2，《学校》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