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对比
--对文化教化功能的再认识
以前曾经看过一则趣事，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弄丢了一枚硬币后的反应，美国人只会摇摇头，不再回想，日本人会回家做一番深刻的反思，德国人会在丢失硬币的周围仔细寻找。从这则趣事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心理，而不同民族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体现的就是文化的教化功能。
比如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伦理道德与群体意识的儒家文化，其次就是宁静恬淡的道家文化。因此，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全面教化的中国人，在青年时期追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采取的是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与历经数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并经过人的心理折射后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三方面：群体与个体，保守与求新，讲“礼”与平等。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说法，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使人更倾向于不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指导自己行事为人。因此西方人推崇个体文化心理。
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极大。中庸中的“中”字意味着“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论语·率雍》也写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国，标新立异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众人所排斥。这种拒绝变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国造成强大的保守意识，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正是这种追求“差异”和“多样化”的“求变”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西方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中国人信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中国，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也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男女老少等等。中国人推崇“抑己尊人”的处世原则，谈话时有意抬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显得卑微，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谦称和敬称。汉语自称谦词古代有：仆、小人、愚、鄙人等，近现代有：学生、晚辈等。自称亲人谦词有：家父、家母、内人、犬子等，敬称对方亲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爱等。而西方文化心理强调平等。平等意识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西方人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出平等观念。因此，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西方，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辈或学生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观点与长辈或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毫不顾忌后者的面子或权威。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人不同文化心理以及行为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文化的教化功能在于，不同的文化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体现出了诸多不同。文化虽无形，但它可以通过教化功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有形的人身上。可以说，正因为文化具有教化功能，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才得以保存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