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事件后的反恐与中美关系
摘要：“9·11” 事件后中美关系得到很大提升，本文首先从中美加强合作的原因和实质入手，指出美国正借“反恐”之名行对华战略包围之实。进而通过阐明美国的反恐防华战略与中美相互政策，比较中美反恐方针与合作政策的异同，揭示了中美两国矛盾与合作的焦点，最后总结出如能缩小分歧增加共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将是良好的。
关键词：“9·11”事件； 反恐；中美关系
从“9·11”到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本土安全和“反恐”成为重中之重。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迫使美国重新认识和重视中国的作用。美国已经视中国为必须与之合作的国家之一。“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亚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参加****包围圈。”[1]中美两国的合作基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中美加强合作的原因和实质
美国布什政府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70年代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中美双边关系气氛有所改善。
（一）“9·11 ”事件后中美关系合作需求增加的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点：
1、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9·11事件”使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确而现实的敌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一时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形象和功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小布什政府一个时期以来把对中国的怀疑和警戒作为其安全战略主要内容之一的状况，随之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美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反恐问题上开展了良好的合作。一些原属分歧的领域由于美国或中国调整了政策而向合作方向转变。从前美国把中国政府打击搞恐怖活动的“疆独”组织视为****问题，现在布什政府承认“疆独”为恐怖主义组织，不仅冻结了其资金，而且配合中国抓获公布的恐怖主义分子。“中国因素负面影响”议程的重要性程度被暂时放在其次，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任务则被提到了首位。
2、美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皆为反恐而改变。首先，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先后爆发，美国将安全战略的重心正式转移到了中亚和西亚，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对中亚和西亚有着不容低估影响的中国提供合作。其次，在外交上，美国在国际组织特别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迫切需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配合和支持。因此，随着中国对美国合作反恐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迅速形成。
3、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上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中国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许多安全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方案，还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影响，积极参与解决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继中、美、朝于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后，中、美、朝、俄、日、韩又数度在北京召开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国为和平解决该问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又如在中东问题上派出特使，还如在非洲*问题上呼吁和平，伊朗核问题上积极斡旋等。
4、美国对台政策由“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再到“维持现状”。小布什政府一开始较之克林顿政府更加强调贯彻“与台湾关系法”，提高和扩大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欲提高台湾的软力量，帮助台湾“建立安全网”，但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小布什政府改变了前期的对台政策，对****采取抑制甚至反对政策，从而使中美关系得以较大改善。
（二）但是，“9·11 ”没有改变美国对华两手政策的实质，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图谋。“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与中国一度靠近，但是双边关系仍然停留在表面。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是不信任与相互害怕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加强了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驻扎后，更是如此。
1、“9·11 ”事件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局限在日本、韩国和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今，中国西部毗邻的原“独联体”国家也成为了美国军事势力范围。虽然美国从乌兹别克斯坦撤出了驻军，但是仍然保留了在吉尔吉斯坦和阿富汗的驻军。美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事先征得了俄罗斯的同意，却根本没有同中国打个招呼。
2、“9·11 ”恐怖袭击后，日本在美国的至少是默认下借反恐的名义恢复了军事活动，等于是事实上逐步放弃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原则。华盛顿取消了对印度的武器禁运，而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则依然如故。虽然印度至今没有在防核武器扩散条约上签字，美国还是在民用核能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战略敏感领域与印度展开合作。美国甚至为越南培训士兵，布什访问蒙古并承诺为蒙古提供每年两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商定举行美国与蒙古的联合军事演习。
3、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逐步抽身，反恐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开始对其全球战略部署进行新一轮的大调整、大洗牌。美军下一步的重点是推进亚太地区战略部署，将在该地区重新谋局布子。美国数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地区上演“2004夏季脉动”的大军演就是一例。
4、布什疑虑中国、偏袒台湾的基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倚重的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中国观上，在他们头脑中，“中国威胁”是根深蒂固的。同时，美国还加紧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崛起，这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台军售和与台湾方面的军事合作空前紧密，将台定位为美国的准军事同盟等。
总之，如今中国的周边到处都有美军的身影，美国正借“反恐”之名行对华战略包围之实。 因此，“9·11 ”事件的五年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遭到美国的军事包围。
二、美国的反恐防华战略与中美相互政策
美国的反恐战略已经与全球战略有机地融为一体。 “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打乱了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轻重缓急，但它并未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相反“反恐战争”使美国可以挟“道义优势”，在推行这一战略时获得了“提速”的机会。此后，它以反恐为旗帜，进行政治划线，调整军力部署，加快了向亚洲战略转移的步伐。“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首先打垮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继而提出了“邪恶轴心论”，把西亚的两个主要产油国伊拉克和伊朗以及东亚的朝鲜定为“邪恶”国家。随后又提出“先发制人论”，并于2003年3月20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用毫无根据的理由****了萨达姆政权，占领了地缘政治地位重要和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对伊朗和朝鲜如何采取行动，美国也正在谋划之中。就在“反恐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美国也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解放军军力报告》中对中国的评价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对华战略与反恐战略之间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只是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中国少有关注的美国南方军区司令克拉多克在最近的一场听证会上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在拉美地区“与日俱增的存在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新动向”，美国对此需严密监视；以克劳萨默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则强调，应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将是赢得反恐战争后历史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甚至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前就必须面对”。而美国对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和欧盟准备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动作更是几乎群起攻之，不分所谓“蓝队”、“红队”。 2006年2月初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公开把中国当作最大潜在对手，认为“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
中美两国矛盾与合作的焦点是亚太地区。中国的崛起成为亚太地区日益引人关注的最大亮点，而关于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国际斗争成便为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热点。围绕“反恐谋霸两不误”的中心任务，美国当前及未来若干年的战略重心仍在中东、中亚、西亚、南亚这一线。而在东亚地区，美国的战略目标仍是“维持现状，稳定第一”。据此我们要冷静处理中美关系：提高警惕，既不怕，也不得罪。对美国“提高警惕”，不仅仅意味着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防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应当包括警惕并努力防止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将全球战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美国一只眼睛盯着国际恐怖组织和伊斯兰激进势力，另一只眼睛盯着大国中的潜在对手和潜在的反美联合阵线。美国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加紧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调整军事部署和军事战略，对象当然不仅仅是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从总体上看，美国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外部安全威胁（安全威胁和敌人不能划等号），对此应当提高警惕，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在现阶段没有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也是事实。至于将来美国会不会结束“反恐为第一要务”的战略，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中美的相互政策。
在相互政策方面，中美都把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作为首要目标。中国认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国际环境，中国历届政府都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往往经过反复，才能最后回归到“稳定和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两国相互政策都加强了“接触加防范”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有可能扩大双方的合作面和缩小分歧面，但也有可能加深双方的战略猜疑，甚至双方所要防范的最坏情况，由于防范战略、政策、措施的自我运作而成为现实。中国对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从双边向多边、从地区向全球方向发展。中美两国不仅日益在诸如反恐、防扩散、金融、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互动，而且在亚洲和亚太的区域合作问题，以及亚太以外的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问题上互动等。中国提出的大周边概念和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概念都有重合之处。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利益的外扩，中美两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的互动的继续增加，双边关系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有：首先，最大的挑战是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并制约着中美两国在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但是，中美两国都还没有把对方视为最紧迫的或现实的敌人，这就为两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增信释疑、加强合作提供了余地。其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随着两岸“统”“独”斗争的深入发展，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将更加突出。今后在中国的完全统一进程进入关键时刻时，中美在维护台海稳定和反对“****”问题上因有共同利益而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合作，但在中国实现统一过程中因采取的方式而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再次，中美双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化而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斗争。美国一贯主张公民社会影响政府，近年来又多次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近邻实现政权的和平更迭。中国在今后将加速进行社会转型，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美国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动荡。最后，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表现在经济利益之上，两国在金融、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的矛盾势必增加，美国人仍然把中国视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者。美国国会甚至准备提出一个法案，准备为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27%的保护性关税。但需指出的是，布什第二任还有一项堪与其对外战略相提并论的重大任务，那就是围绕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等展开的一场“内政革命”，其难度之大，使布什政府承担不起对外继续左冲右突的后果。因此，只要中美两国不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两国国内支持稳定、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力量仍将居主导地位，继续稳定美中关系将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流和主轴。
三、中美“和而不同”的反恐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中国与美国的反恐方针、政策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9·11”事件之后，为了解决本土安全问题，布什政府进行了外交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所谓无赖国家的政权。美国的帝国思想抬头，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的做法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大国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与德法俄中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严重冲突。布什政府把反恐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挂钩，把反恐与中东国家的****与独裁政权挂钩，甚至把反恐与石油资源挂钩，其他大国不仅不同意，而且认为美国太霸道，侵犯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战略思维和国家利益认定与其他世界大国、美国的盟国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此外，美国在反恐上还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和极端主义倾向。
而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是一种反对用崇尚武力的传统方法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思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反恐应目标明确，证据确凿。反恐不能有“双重标准”，也不能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恐应采取综合措施，并注意解决好发展、地区冲突等问题。中国认为，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关联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往往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以互尊互信求安全，以平等互利求合作，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跨国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而促进和平，不因文化的隔绝和歧视而导致冲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中国倡导的是一种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综合安全观。中国反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决不会夹带借反恐实现霸权主义的问题。
中国对美奉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合作、互利、共赢政策。在很多能够开展双边和国际合作的领域，中国都已经与美国携手，比如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扩散等21世纪重大安全问题上。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方面，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的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如维护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走私和海盗，应对大规模传染疾病和自然灾害等。但是，两国的难点在于地区安全框架问题上。中国认为，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指导下，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些原则也应当用于亚太安全多边体系的构建上。美国则力图维系以其为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再加上台湾问题、日本“正常化”、中美日关系、中美印关系等因素，两国在今后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矛盾和分歧中寻找到妥协和合作之路。
无疑，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中美两国在地区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则是确保亚太稳定的重要前提。美国认为，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这既使中美关系更复杂，也更有韧性和更多的回旋余地。
综之，从近期看，只要台湾问题继续存在，只要意识形态的差异存在，中美关系总的是时好时坏，但不会破裂。从长远看，中国的迅速发展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且美国大部分人不希望中美对抗，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仍会由美国的利益所决定，美国对华始终会执行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只是不同党派执政时的做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有时会以遏制为主，如小布什上台初期；有时又会以接触为主，如“9·1 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将更多地表现在战略协调和制约方面。从全球层面上讲，主要集中在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和全球性问题。中美两国将在国际秩序的规范、规则、机构、法律等方面不断进行合作、竞争、磨合，调整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还要在全球范围内界定大国关系，审视盟国体系和伙伴关系，建立互动机制，协调各种战略对话，处置相互矛盾和冲突。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交接点日益增多，双方在非传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方面的互动将会相当突出。随着中美在全球层面上利益交汇点的增加以及战略猜疑程度的下降，两国分歧的缩小，共识的增加有可能最终达成战略合作的共识，找到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和平共处之路，使中美关系趋向健康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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