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