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农民出身，却培养出一位中国领导人，一生奉公克己，
却屡次被政治运动打倒，
李克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时，在安徽定远的父亲李奉三一度成为人们闲谈的热门。
有人传言他是李大钊的第三子，因为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安徽素有“李青天”的名声，更在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一家定居合肥。当然这些都是传言，李奉三，地地道道的安徽农民出身，从1929年投身革命，历经红色苏维埃、抗战、解放等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他的一生，奉公克己、克勤克俭，也是为安徽人谋福利的一生。李克强曾经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我的父亲影响了我的青年时期。或许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李总理。今天让我们走进“徽脸”李奉三。探寻一位一生奉献给安徽的总理父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革命者亦然。
面对“不如意之事”处之泰然者，未必很多；遇到挫折，依然不离不弃者，必具崇高人格，新四军老战士李奉三同志便是其中一位。革命征程艰险，他屡遇挫折，泰然淡定，追求真理，终身如一。在农民暴动中启蒙的革命者李奉三，1915年生于安徽省定远县九梓集乡。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家人喜欢。1929年在皖北农村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李奉三只有16岁，但是追求进步的他，毅然加入了革命组织，这是一个开始。1931年8月初，李奉三在定远县委委员戴国兴的带领下。先后在吴圩、九梓、站岗一带街头、村庄宣传革命道理，张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李敬德和一些热血青年还积极报名参加了赤卫队。这一切的危险都是在敌人的眼皮下进行的。8月下旬，号称“万人红军闹革命”的定远吴圩山农民暴动爆发。暴动虽然失败，却在吴圩地区乃至全县范围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定远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暴动失败后，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各个党支部被迫停止活动。李敬德在革命征程中遭遇了第一次挫折，他和他的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顽强地坚持着，期待着。当同伴问他：充足准备的革命为何就这样轻易的失败。李奉三鼓励同伴说，革命考验着革命者的内心，不断的失败才能最终迎来胜利。在失败后散乱的组织中，李奉三成了主心骨，但是也正是这种对同志的鼓舞让他自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由于李奉三在活动中暴露了身份，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遭到四处搜捕。一次在吴圩南黄家圩开展宣传活动时，被国民党土顽牛登峰部包围，奉三一看形势不好，将“马虎”帽向下一拉，背起粪筐，伪装成拾粪的，在群众的掩护下，溜出了村子。但这一次，让李奉三吃足了苦头。 (李奉三故居)走遍安徽，迢迢千里为寻党
侥幸逃脱的李奉三，从此走上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之路。先是跑到肥东，而后跑到芜湖，投奔亲戚。他以教书为掩护，设法打听中共地下组织，但始终未能接上关系。他决定离开芜湖，去外地找党，以尽快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李奉三在家读书时，曾随叔父学过中医，对于一般的头疼脑热，伤风咳嗽，特别是春天给小孩“放花”（种牛痘），更是技高一筹。于是他自备了一副担子，一头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一头挑着一只黄雀。以“黄雀算命”和行医为掩护，走乡串户，四处探询中共地下组织的消息。李奉三长得帅气，为人豪爽，每到一处都深受老乡们欢迎。他一路替人看病，或是为小孩“放花”，但凡困难的，一概不收钱。李奉三在外乡漂泊闯荡，心里坚定着信念：尽快找到党组织。这对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尝尽千辛万苦，近六年的时间，他先后走过肥东、巢县、芜湖、和县、含山、繁昌、马鞍山、全椒等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势开始和缓。李奉三赶紧返回老家，找到了原九梓乡党支部书记李教伍。本想，找到了党组织，可以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料此时的李教伍已叛变投敌，坐上了国民党定远县参议员，九梓乡、柘塘乡乡长的宝座。李教伍见到李奉三时非常高兴，一来他深知李奉三才华横溢，四书功底好，又写得一手好字。二来他了解李奉三为人侠义，四乡八镇口碑好，又是同族家下，自恃过去关系不错，便想拉拢李奉三投靠国民党。他说：“奉三，就凭你的才干，跟我干，保你飞黄腾达。”李奉三对李教伍拉关系、套近乎、封官许愿这一套很反感，遂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叫我叛党那不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劝你和我一起去寻找党组织……”李教伍深知李奉三的为人、品行。在多次交锋无效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对李奉三下毒手，不能为我所用，杀之。多年在外的李奉三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就在李教伍准备抓人的时候，他已经从蚌埠乘小木船到了新马桥，并在淮北、寿县，定远西南拐一带漂泊，继续他的寻党之路。（李奉三（前排中）和安徽省方志办同事留影）在安徽奉献自己的一生
38年后，负责苏皖抗日游击的新四军逐渐公开化，李奉三才在定远遇见曾经参与暴动的领导人。
自此之后，李奉三一直在安徽从事抗日的敌后游击工作，正是因为对定远的熟悉，在定远的活动如鱼得水，解放战争后，因为对皖北的熟悉，在安徽行省建立后，李奉三就在凤阳县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人县长。凤阳任职时，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关心群众。他为人豪爽侠义、有胆识，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原则，民主作风特别好，从不摆老党员、老同志的架子。干部、百姓遇到大事小事都乐意去找李县长。因而他在凤阳工作期间，群众基础扎实，口碑非常好。1953年全国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于受到党内部分人的排挤，个别领导罗列了许多不实之词，李奉三被打成了“老虎”。在冤屈面前他没有倒下，而是挺直腰杆坚持说理斗争，力排那些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后来在安徽省省长黄岩，省政府秘书长郑抱真两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才还李奉三同志一个清白，并把他调至省委统战部任工商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冲击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新中国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时任省方志办副主任的李奉三同志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后果的严重性，他忧心忡忡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随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夺权”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1967年无奈的李奉三万般无奈地带着正在合肥八中读书的儿子李克强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定远九梓集乡。（李奉三的诗）严于律己，影响了李克强的青年时代年仅12岁的儿子李克强随父从合肥回到家乡定远九梓公社后，看到农村变化很小，没有电灯，道路泥泞的情景，远不如省城合肥。李奉三就教导克强说：“农村条件不如省城，你们这一代担负着改变农村面貌的责任，要叫农村也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出门坐汽车，吃水自流化……”那时的李克强也十分懂事，从合肥背了一包书来家，趁着暑假如饥似渴地复习功课。家里条件差，上午他躲在西山墙下看书，下午又转到东山墙下看书，中午热了他跑到塘里“拐”个澡，凉快一下，上来继续看书。李克强从做知青，父亲从没有为他说过情，即便是1977年，高考开放，李克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也没有凭着父亲的资本去上工农兵大学。李奉三同志对自己亲生子女严格要求，对侄儿侄女们的政治上成长也相当关注。1963年他的二侄子李克文（当时是大队书记）到合肥去看望奉三同志，临去前，另一位大队书记杨开顺同志有一块手表坏了，请克文捎到合肥修一下，克文便顺手带到手腕上。中午吃饭时被奉三同志看到了，便追问克文手上带的是什么？克文说是杨书记的一块坏表叫我带到合肥来修的。他不信，克文捋起袖子把手伸给他看。奉三看看、听听，果然是块不跑的坏家伙。他对克文说，大队书记也算一个官吧，记住为官者清廉是第一位的，你廉政为民，百姓才服你、信你。在李奉三的悉心教育下，他的子女都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如今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其次子李克强，正是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99年，这个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老前辈去世了，但他的音容相貌一定还留在所有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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