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使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之谜”。一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这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到2008年已提高到6.4%。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
2008年，在克服了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与宏大的奥运盛会。9月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要举办，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然而，西方国家的赞美我们并不能完全匹配。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中国的任何一项巨大的成就，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都会成为一个无法想象的大问题。所以，就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我想对影片中的几个问题做简单的分析：
一、资源问题
我国钨、锡、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要用这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1.8%的石油、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等资源，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所以只有充分并且合理的利用这些资源，中国才能获得更好更快速的发展。
然而，中国的资源利用率明显偏低，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有这样几组数据：从工业能源效应来看，我国单位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了40％以上，而这些工业部门占工业GDP能效的73％；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20%；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大概是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了20%；我国建筑存在高能耗问题，单位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2-3倍。资源的大量浪费也造成了更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虽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但仍还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和难度是非常大的。
二、廉价商品的出口问题
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的玩具。而全球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商店沃尔玛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分产品科技含量低,成本低廉的廉价商品，依靠大批量出口来获取贸易利润。这也表明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不仅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还有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违反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极低。这样的廉价商品出口不仅不利于建立中国商品的国际品牌形象，不利于提高中国长远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严重污染环境，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三、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危险边缘。有报道显示，我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这就意味着1%的人口占有40%的社会财富。财富的过于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抑制贫富差距势在必
行。
我认为，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的手段调节收入的分配，推进税收的改革，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政府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并且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提高其标准；建立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确保农民也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政府还要继续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成绩。一路走来，我们有成长，也有伤痕，我们看到了未来的生机勃勃，也看到我们必须面对的艰辛。我相信：只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得伟大决策。
目前经济四大热点物价高企不下房价扑朔迷离股市震荡下行 人民币汇率
一、影响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
1、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同步
通常，我们把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成为城市化。一定的城市化水平需对应一定的基础配套设施，如道路、住房、学校等。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68%。
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跟不上工业化水平，这意味着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人口的基础设施，城市全体居民在此层面上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城市问题。这种现象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出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贫民窟一间挨着一间。在利物浦，有3.8万人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曼彻斯特，每380人共用一个厕所。
2、二元户籍制度待遇不同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曾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现象。 我国户籍制度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区分为两种经济身份的象征，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显然，待遇的不同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企业扩张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表明了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的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集约的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是大势所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较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改善，经济效益较低。固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离去也减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二、诸因素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
1、增加转移的心理费用
转移的心理费用曾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被提及，指的是劳动力从熟悉的生存部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
门这一陌生环境所需额外得到的心理补偿费用。由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部门意味着城市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原本规划中容量有限的基础设施需要接受更多人的分享。相对与原城市居民，经济实力的不均衡造成远道而来的农村人口遭遇劣势的生存环境，多人拥挤在临时搭建的瓦房中，没有生活配套设施，其居住环境甚至比不上农村老家。
在这种环境中，农村劳动力越发感到难以融入新的城市环境，其心理补偿所需的费用远远高于仅是背井离乡的心理费用。心理费用是衡量现代部门工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心理费用越高，工资成本越高。城市化水平的落后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心理费用，导致企业花费更高的成本，影响了企业长远的经济效益，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2、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
户籍制度的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城乡户籍待遇不同而对进城务工有所排斥。尽管农民已进城务工，然而其农民身份没有变。在城市，农民工不能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与平等的市民待遇。部分地区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种状况使城镇化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成本。以户籍为分界的不公平的社会管理制度，导致我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脱离农村社区组织又脱离家庭的群体，这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3、剩余劳动力无用武之地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会使农业总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升（工业部门工资必须大于农业收入才能吸引剩余劳动力）；第三阶段，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农业开始资本主义化，农业和工业中工资水平都由其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决定，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经济进入“一元经济世界”。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因为这时的农业收入同工业收入相差无几，也就实现了我们理想中的城乡收入平等。然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移有一个先决条件：工业部门持续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转移完毕。理论上，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但是，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决定于企业扩张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扩张方式所需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不同。如果企业扩张采用技术密集型方式或资本密集型方式，就业就可能不会增加。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进而，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世界的转化受阻，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是必然的。按上述分析，这种转变对农村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更多的企业将以现代的技术密集型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方式进行规模扩张，所需的新增劳动力也就大大减少。如此一来，通过企业扩大规模来增加就业的希望破灭。由于教育与素质所限，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很难接手新型的高技术操作，他们到了城市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使农产品的边际生产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阻碍了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改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 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四、国家为何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中国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上一级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会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 “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