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转载：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中将
一
在二O一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朱福熙以黑马姿态入选中委，随即从空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破格调升成都军区政委，接替从该军区上调空军任政委的田修思，看似一进一出持平交换，朱起码跳升了半级，同时调到西南周边最具安全挑战的大军区担任政治主官，职权责任显然比空军难度更大，重要性亦更为突出。
十八大后，七大军区主官调整煞费苦心，对习近平总书记掌军权更是一大考验。当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仔细听取了范长龙、许其亮两位副主席和主管组织部门的意见，尤以取代徐才厚负责管理干部的许其亮的提议更受重视。许主要抓高干的任免升迁工作，他主张要打破总部和军兵种主官的交流换岗，因此才决定朱福熙调去成都，而调入长期在陆军的田修思到空军领导政工，令跨军区兵种的党委第一把手更全面掌握部队。
朱福熙并非传统空军出身的政工干部，他在空军任职时间只有三年多，此前一直在陆军工作。他有“才子”之称，曾先后在江苏省军区、第十二集团军和南京军区任职，最近十年才受重用，上调总政任秘书长和干部部长，颇熟悉全军团以上干部的档案材料，擅长党建组织工作，尤其在习近平任校长时的中央党校高干轮训班集训半年之后才当选中央委员。
七大军区政委只更换调整了三人，朱福熙之外，另两人为广州军区政委魏亮（原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和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变动不大，不至于影响部队稳定。大军区司令更迭较大，共交叉升迁了六名之多，他们是北京军区司令张仕波（前驻港部队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王教成（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蔡英挺（前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司令赵宗岐（军区参谋长擢升）、兰州军区司令刘粤军（军区参谋长提升），以及最近升迁的成都军区司令李作成（原副司令员）。
七大军区的焦点在军事主官，此现象为近年罕见，说明军队内部问题不小，当然亦与习近平上台统领军权有关。毫无疑问，习之换将重中之重便是任用自己较为信赖班底，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正如朱福熙所言：“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这才是习近平的用人标准。相信十八大后这次七大军区人事更替有助习在单中树立威信。
此外，习近平今年还晋升了七名上将、二十多名中将和一批六O后少将，包括较早前的二炮司令魏凤和上将以及“八一”前夕授封六位上将：吴昌德（总政副主任）、王洪尧（总装备部政委）、孙思敬（军科院政委）、刘福连（北京军区政委）、蔡英挺（南京军区司令员）、徐粉林（广州军区司令员），六上将中只有两人为军事主官，余四人皆政工主官，可见习近平极重视“党指挥枪”。朱福熙为新人，估计一两年内将晋衔上将。
二
朱福熙从省军区到总政治部很长时间是在机关工作，前几年调往空军也是蹲在总部，是以积累了相当丰富处理所有文宣、政教、组织人事、党团建设的工作经验，如今突调到成都军区任政工首脑，担子当然艰巨繁重得多。事关最近在西藏边防线上发生两起“帐篷对峙”事件，与印度边防军险些爆发冲突。近期一次在西线，较早前则在东线“拉达克”地区（麦克马洪线），中印双方都在尚未划界的边防地段竞相搭起临时帐篷争夺地利，是谓近距离接触的“帐篷对峙”。
情势相当紧张，好在双方克制，并正在举行边界谈判，下面边防军小分队自不敢造次。此时成都军区和所属西藏军区正阵前易帅，原司令李世明上将届龄退休，由出身战斗英雄，历来敢想敢干，在抗洪、抗震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作出贡献的副司令李作成接任，与朱福熙共同肩负起西藏边防安全的重任。
原司令员李世明这几年太劳累辛苦，理应离休，他曾领导统一指挥二OO八年四川抗震救灾。今年四月雅安地区庐山县又发生七级地震，幸好山区人烟疏落，损失破坏远较数年前的汶川八级大地震为低。那时朱福熙仍在北京，曾陪同时任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多次深入灾区慰问官兵，现在他则亲历四川的余震灾难。原军区领导班子对抗震抢险救灾经验丰富，亦早就拟订好各种预防方案。并组织有预备役和地方民兵的抗震应急分队，这次芦山抗震救灾也就比较顺利。
至于中印两军在边境的“帐篷对峙”，则涉及国际政治外交层面，斗争异常复杂吊诡。印军总想多霸占藏南和西线有争议的地段，以便在谈判中争取较多筹码，但中方亦摆出强硬态势，毫不让步，最近军委轮换了西藏军区司令员，通过成都军区党委（朱福熙书记）宣布，任命前十三集团军军长许勇接替原西藏军区司令杨金山（十八大中央委员），主要考虑到杨在西藏扎根奋战多年，身心俱疲，循例应轮换，遂调回成都当副司令，从而调进年富力强的抗震将领许勇，目的在加强西藏的边防战备任务，严防印军搞小动作。朱福熙对许勇当年第一时间指挥勇闯重灾区抢险救人的事迹早有认识。其时朱在总政任干部部长，曾收集汇编军政主官奋战在抗震第一线的具体材料。许勇当时只有四十九岁，指挥第十三集团军万余官兵在余震不断下冒死冲入重灾区抢救生命，其事迹曾被军方媒体广泛报道。如今总部指令他前往西藏，遂行边境防务重任，军区领导李作成、朱福熙按规矩对他指示嘱托一番，行前并开了一次饯行酒会。
现阶段中国周边安全四面楚歌，极其严峻，东有中日争夺钓鱼岛，北有平壤坚持核试爆，屡劝不听，南有越、菲强占二十多个岛礁，西面印军蠢蠢欲动。朱福熙作为统领大西南的政治主官，代表党中央必须有清醒的全局观念，坚决执行习近平和军委范长龙、许其亮的指示，管好所属部队符别是西藏军区，要确保三军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不出重大安全事故，更要确保不发生任何涉及军事机密和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的敏感问题，尤其要加强民族团结，确保边防稳定。
三
朱福熙在总政浸淫磨练多年，自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同时经常接触军委领导，养成随时领会贯彻首长意图的政治头脑，应该说前几任李继耐和前空军司令许其亮、政委邓昌友等对他影响比较大。他调升到成都，并不孤单，起码有他在总政时的同僚、前任组织部部长柴绍良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正是朱的得力助手和并肩战友。
他跟成都空军的关系也有些许渊源，现任成都空军政委兼成都空军区副政委舒清友长期在空军专机组部队任职（专门接送中央和军委首长的专机），朱曾任空军政治部主任，与舒不时有业务往来或交代任务。成都空军一直扼守保卫西南领空的重任，尤其支援抗霞救灾政绩突出，西藏近一年亦组建陆航旅，强化高寒山区和边境侦察巡逻救援等任务。
朱福熙与新上任司令员李作成（惩越战争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对驻藏部队、驻云南边防军下令要特别注重“强边固防”，维稳和谐的睦邻政策，要求配合民兵预备役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密切联系群众，搞好民族关系，深入宣讲十八大精神和党的政策，与地方党委联合开展“进农牧区、进学校、进社区”的“联学联讲”活动。
朱福熙从军生涯较长时间担任首长秘书职务，上世纪在省军区和南京军区政治部曾任组织部秘书长，其后调升总政也是当过副秘书长。此外他还当过南京军区文化部长，与当年一班部队作家和记者稔熟，且建立一定交情，其本务实低调，不爱出风头，自然没有作家这么有名气。那些年时兴军事报名文学，上世纪在南京军区涌现好几位响当当的部队作家，亦以报告文学享誉文坛，这跟朱任文化部长推波肋澜不无关系。其时颇有名气的作品有袁厚春（官至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百万大裁军》，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中夙（原名郝仲术）的《帷幄中的将军》，还有程童一（现已官至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目前官阶最高的部队作家）所着《爱在北京》、《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朱未曾发表过像样的作品，但二OO七年曾参与编纂《世界军事年鉴》，他是编委之一。此前他则是上述南京部队作家的组织者和栽培者。
四
时栘势易，上世纪平面媒体繁荣的军事文学，如今已被“国防网”、“政工网”、“星网工程”等所取代，军营文化发生删时代巨变，尤其互联网站的海量渗透，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出现许多新情况和崭新难题，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更日趋激烈，官兵思想多元化、个人化十分突出，网上思潮冲击军营各种思潮，相互摩擦激荡。朱福熙掌管大西南三军部队的政工大权，深知印度包庇藏独及越南、缅甸金三角毒品泛滥等腐朽文化对边境地区的影响，当前不少部队单位确实存在严重“吃喝腐败”的风气，有宣扬“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告别主义、告别英雄”的信仰危机，军委虽一再三令五申下达“禁酒令”，但就是屡禁不绝，“有的单位将酒场当战场”，“酒量大代表能力强”，有的干部精神在“推杯换盏中颓废，斗志在海侃神聊中消磨”。
当前习近平主席指示全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要求干部下连当兵，坚决反“四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可见内部的确矛盾重重，各级“当官的精于言词，疏于落实，空泛表态，层层空转，只做上篇文章，不做下篇文章”，“庸、懒、散、奢，作风在灯红酒绿中败坏”，上级检查“查小下查大，禁低不禁高”。以上就是时下解放军普遍存在的歪风邪气。习总整军便祭出尚方宝剑，下令各军区必须从严治军。
由于互联网大量信息的影响渗透，沿海和西南一些部队八O后和九O后部份军人产生了以下“五种模糊认识”。
（一）对国情认为是“戴社会主义的帽，走资本主义的路”，即“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或曰“新官僚资本主义”；
（二）“越改革问题越多，还不如回到从前”；
（三）“一党制容易腐败，多党制才是民主”，把腐败归咎于一党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恶搞历史只是娱乐，无关正统大局，丑化历史人物形象容易混淆视听”；
（五）“先富的已富了，后富的富不了”，对后来者能不能致富心存疑虑。
以上五种偏颇认知，说明当代青年军人思想极之活跃，也敢于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提出种种疑问，如此新思维对朱福熙和他属下的军师旅三级政委，的确构成重大压力与挑战，他们很难传统地说教引导或个别谈话让官兵们“口服心服”。
时代变了，新营房大环境过度追求舒适园林化和铺张浪费，从而滋长官兵的惰性。不能吃苦耐劳，部队不知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缺乏“精气神”，军事斗争准备也讲了多年，已老掉牙没人听，再也无法激励斗志；“和平兵”、“和平官”充斥军营，打仗氛围淡了，太多的文艺兵唱歌跳舞，促使三军部队加速蜕化变质。
成都军区属下乙种部队（非一线战备值班部队）和省军区、武警、预备役等，近年均忙于抗洪、抗震抢险救灾，要求他们积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特别是今年以来四川、云南频频发生五至六级地震，以及山洪暴发等天灾人祸，朱福熙等军区领导指挥各旅团部队紧急执行任务，劳师动众，疲于奔命。驻藏边防军虽然爆发两次“帐篷对峙”，但还不至于酿成战争。于是军营流传“仗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轮不到我”的太平麻痹论调。
毕竟几十年没打过仗，训练演习只不过像“演戏”，“虚打假练”几乎都是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总部高层和军区主官疾呼“打赢先打假，求胜必求实，治军先洽虚，为战下为看”，然而这三十年来的演训作风实在太下象话了，深层次原因就是“实战砥砺少”，许多单位实弹、实射、实爆作业大大减少，自行降低训练难度和强度，怕出安全事故，实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由于根本缺乏实战考验，难以形成真正的战斗力。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规律研究掌握不够，科技素养相对薄弱。以朱福熙为首的政治思想工作信息化水平也是严重滞后，对前线战训工作插下上手，尤其战时政治工作各种预案亦未能建立，真要发生边境冲突，只能“打乱仗”，甚至“瞎指挥”。
当前该军区旅团级以下“和平官”包括营、连、排长和教导员、指导员，还有机关参谋、干事等，平时“上班桌对桌，下班各顾各”，沉湎于吃请应酬，送往迎来，热衷于“熟络上级，联络同级，笼络下级”，“老好人”现象至为普遍，“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处事圆滑，讨好卖乖，“遇着问题绕道走，说话办事看来头”，这就是当今“和平官”的真实写照。
虽然多年来成都军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尚算及格，被军委评为抗洪抗震经验较丰富的大军区。目前朱福熙和军区新的领导班也较为团结，但只有两个集团军，兵力似乎不足，因边防线尤其中印高寒山区防御难度极大。防守云南的十四集团军同样任务更繁重艰巨，对付越南、尼泊尔、老挝、柬埔寨、缅甸的边境小规模骚乱就相当棘手。
朱福熙小传
汉族，籍贯浙江宁海县（属临海市），生于一九五五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入伍，在江苏省军区当兵，后升到省军区政治部当干事、科长、处长、秘书长，至九十年代后期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一九九九年至二OOO年，任南京军区组织邻秘书长。
二OO一年，调任第十二集团军政委，期间在国防大学进修。
二OO二年，升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随后转正，被选为中共十七大党代表。
二OO四年至二OO七年，任总政“干部部”部长。
二OO八年至二O一二年，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司令员许其亮，政委邓昌友）。
二O一二年十一月，当选中共十八人中央委员，十二月调升成都军区政委至今（司令李世明，现为李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