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觉醒啊,落后是会挨打，但是如果腐败，即使再强大，也还是要挨
已有 399 次阅读2009-8-14 14:12 |
曾有江西省靖安县的朋友跟我说，日本人如果没有汉奸做向导，未必能发现还有靖安这么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县城。
这位朋友太低估日本人了。
由于地理特点，文化渊源的特殊性，促使日本人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探索外界的求知欲也非常强，繁衍于此基础上的军国主义更是将情报收集发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中，收集情报是官方的间谍所为，而当年的日本却是一个全民皆间谍的国度（不知道现在还是否如此），哪怕是一些流浪汉沦落外国，也会自觉地从事一些间谍活动。而民间还会有些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社团，比如一个名为“玄洋社”的间谍社团，仅在1882年就派遣了一百人到中国搜集情报。到二战前夕，日本的间谍活动更是达到了巅峰，比如190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南京设立南京同文书院（后来迁至上海），该院自开办到1919年的二十年里，只招收日本学生，从第一届学生开始，学校就组织学生在中国境内“实地踏访”，“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每一届学生们的调查路线如蛛网一样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在一份资料表中可以看到，从1909年到1920年，东亚同文学院学生调查经过的各省城镇数，江西有134个。（资料参考于胡平著《情报日本》，有兴趣的朋友务必要看此书，本文的这一节很多内容就是该书的读书笔记。胡平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学者，他是“南昌鬼子”，呵呵。）而日本人对情报的细致到什么程度呢？资深学者资中筠先生在《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中写道，他出生在湖南阳县的深山老林中，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外界，信息闭塞。但是他后来他在日本图书馆翻阅到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的记录报告，发现其中记载他们这个小地方的山上有无烟煤矿。资中筠先生在文中用了“触目惊心”四字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
所以，不包括日本其它渠道的情报，仅东亚同文学院学生在十一年的时间里，调查的134个城镇中，不可能会漏掉靖安这么重要的地方，因为靖安不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物产丰富，还是后来中日战争时期，长沙会战中，日本人从南昌一路打向长沙的战略地图上的必经之地。
所以，我们与其埋怨有安义人当汉奸，还不如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做事情没有日本人那种严谨、执着的精神。
我是反对战争的，无论是以上帝的名义，还是扯淡的名义。但是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样，想法是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有时候你可以为了理想宁死不屈，但是你不能让大家跟着这个很难落实的理想一起牺牲。所以虽然反战，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日本人在我们面前扯淡。
东亚同文学院就是一个教训。1900年五月，该校成立，“开学典礼时，两江总督刘坤
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余联沅等清廷大臣均派代表参加，并送去贺词，„„大加褒扬”。
后来东亚同文学院开始间谍活动，美其名曰“中日友好考察”时，“政要名
人康有为、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等，纷纷为书院调查旅行题词。”（见胡平著《情报日本》）
强盗打劫前来踩点，你还敞开大门热烈欢迎，殷切地让他自由观察家里的每一个角度。假如我是强盗，肯定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情愿饿死也不敢来打劫了。不过日本人没有被中国人的“热情”吓跑，因为他们太了解中国人了，这个国家的人，小事圆滑透顶，大事却容易一根筋到底。特别是一些官员，对有损害他们官僚集团利益的政策，执行起来就会用尽各种聪明才智，令人咬牙切齿又佩服得瞠目结舌。对于那些不损害他们个人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力图贯彻得漂漂亮亮又声势浩大。像这种所谓的“中日友好”的政策，他们就会“友好”到天真浪漫的地步。比如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人就亲自带领日本“友好人士”参观各个军事要地，“友好人士”通过这些情报制订出正确的作战计划，放心地向中国开战。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除了一些哲学层面的考虑外，就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这样的现实问题。因为人性难以改变，历史就难以改变，以前日本是这样的邻居，你别指望他一下就脱胎换骨地蜕变。
有日本这样的国家做邻居，确实让人不踏实。正如胡平先生所说：“这是一种对其丝毫大意不得、丝毫自傲不得，就是夜里睡觉也须睁开一只眼睛盯着的人”。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这种潜在的威胁当成一种鞭策，与其在网上情绪化地谩骂，还不如理性地反思，并进一步去做好来。
当然，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现实还是那么残酷。我们策略上就算达成一致，人们实际还是只为个人的利益权衡行事，官僚们照样在各种腐败的潜规则中争权夺利，草民们依旧削尖脑袋在残酷的竞争中相互排挤。
中日甲午战争前，有一个叫福岛安正的传奇间谍，通过多次在华的实地侦察，对当时的中国做出了如下判断：“清国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丝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之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对手”。
十五年后，福岛安正的判断被甲午战争验证了。让我们看看甲午海战时的几个片段吧：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宣布成立，加上南洋水师、广东、福建等地的舰艇，中国海军实力一下跃居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然而，此后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由于大部分军费被挪用、克扣，没有钱再购买一艘军舰。
李鸿章曾叹息道：“如果海军的军费能够正常下拨给北洋水师的话，恐怕将来全世界的海洋到处都会有大清的炮舰了”。
日本从1883年开始，勒紧裤带建造、购买军舰。明治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圆，再从官员的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皇后也将首饰捐出，购买军舰。
与此同时，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衙门750万两白银（有资料说颐和园总共耗资二千万白银，实际数字其实难以估算），相当于可以再购买四艘类似“定远号”的世界一流的铁甲舰。在当时，拥有铁甲舰，就相当于拥有航空母舰。也就是说，如果慈禧活在现在，她光修建一个寝宫就挪用了四艘世界一流的航空母
舰。
甲午战争时，号称世界第七的中国海军在舰艇装备近代化程度，实际落后于所谓世界第十一的日本海军近七年。
北洋水师成立后也毫无例外地迅速腐化，将领大肆置办房产、做生意。官兵利用军舰走私。平时也疏于操练，在北洋封冻时，官兵们就借机在香港、上海赌博、嫖妓。（黄海海战时，不光开战时列错阵型，将“双横队”队形列成了稀疏的“人”字队形。还出现计算错对方舰艇的吃水深度，竟然距离只有四十米也没有用鱼雷将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西京丸号”击中。该舰上坐着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他后来回忆说，见鱼雷打来，“以为我事已毕，相对默然”，惟有瞑目待毙而已。大难不死的桦山资纪后来成为台湾总督，镇压了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台湾血腥统治的历史）。
而“日本政府把北洋舰队写入了教科书，日本国民也把‘打败定远’都挂在口头上。连日本的小孩在游戏的时候，也分成两拨，其中一拨被打败的就被冠以‘北洋舰队’的名号”（金点强《北洋舰队访日秘闻》）。
擅长陆战的丁汝昌不愿被左宗棠调去西征收复新疆，于是去走老乡李鸿章的后门。而李鸿章听了张佩纶（作家张爱玲的外祖父）的建议，选择懦弱、惟命是从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这样便于李鸿章更直接的控制北洋水师。于是专业不对口的主帅上任了。千百年来，我们的各级官员常常不是依照专业能力来任免，而是决策者从一己私利的角度去衡量，于是人们都“呕心沥血”、“做牛做马”地去巴结上司，钻营出人际关系网。
“当时，北洋军舰上也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致远（管带是民族英雄邓世昌）、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两舰中炮后速即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大发感慨：”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余岳桐《谁埋葬了北洋水师》）。
广东人邓世昌率“致远号”与敌酣战处于劣势，其他福建籍管带由于平时的地域歧视、派系斗争，从而见死不救，被置于绝地的邓世昌愤然去撞敌舰“吉野号”，被“吉野号”击沉。
日本“吉野号”在历次海战中都中弹，但中国海军由于经费被层层贪污，没有更多的钱去买“真家伙”，使用的炮弹许多是打靶用的实心弹，或是假货，不能爆炸，或爆炸力小，所以“吉野号”等日本舰艇经常幸免于难。
黄海海战战至最后阶段，虽然北洋水师损失数舰，两艘铁甲舰被日舰围击，但是日舰炮弹无法击穿二艘铁甲舰，反而被铁甲舰重炮所伤。日舰被迫撤退，北洋水师追击未果。可见黄海海战虽然损失惨重，但是能将战局反败为“乘胜追击”的二艘铁甲舰还在，北洋水师的根基还在。然而从李鸿章到下面炮舰管带，都从自身利益去考虑问题，让北洋水师龟缩不出，主动放弃制海权，让日本海军顺利运兵登陆，占领中国海防炮台，用中国的重炮轰击中国的舰船。
„„„„
好了，不说了，再说大家的肺也要气炸了。总之，号称亚洲第
一、世界第七的中国海军就这样被所谓世界第十三的日本海军击败了。
甲午战争结束五十二年后，日本又全面侵华，很快就丧失了大片江山，同时国军、共军、军阀、伪军、土匪相互摩擦不断，内斗得乐此不疲。如不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取得优势，苏联和美国出兵抗日，仍然陷于“福岛安正魔咒”下的中国恐怕还不是日本之对手。
甲午战争结束一百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大家是否意识到“福岛安正魔咒”还阴魂不散呢？上面叙述的甲午战争时的片段是不是跟现在的许多事情还很相似呢？
落后是会挨打，但是如果腐败，即使再强大，也还是要挨打。
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觉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