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成立、《阿来研究》首发式暨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4年5月24日，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成立、《阿来研究》首发式暨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
本次会议由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协办。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阿来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相关机构的领导、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开幕式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罗梅主持。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致辞，强调了阿来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发表了讲话，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学地位。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高伟教授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介绍了四川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情况。随后，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先生向阿来研究中心赠送了著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陈思广教授代表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向阿来赠送了学术辑刊《阿来研究》。
大会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汤晓青研究员点评。来自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兰州大学的程金城教授、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武汉大学的樊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李继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的张学昕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苏宁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的白浩教授与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的聂圣哲教授等，就阿来的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等问题展开演讲与对话，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交流进一步推进了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的学术研究。
研讨会开幕式与大会发言在李怡教授的主持、汤晓青研究员的点评中顺利结束。会议之后，与会嘉宾们还继续就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文字：张旭，摄影：王丹青）
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
2014年5月24日，四川大学举办“阿来文学创作与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与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与《阿来研究》首发式同期举行。会议由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高校、各科研机构近百名学者云集一堂，共奉上论文六十六篇。在为期一天的讨论交流中，近六十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现场发言。综合看来，与会者主要考察了阿来的哲学思想、美学追求、族群认同、叙事策略等，并在当代中国和全球化视野中去揭示阿来之于民族文学的启发意义。对藏区文学的研究涉及川藏甘青滇各地的作家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由“藏区文学”研究又衍发出“文学藏区”的概念讨论，并引申出四川文学、西部文学等纵深话题。本文将分作两个部分对此次研讨会加以简述：
一、阿来的思想与创作；
二、“藏区文学”与“文学藏区”。
作为世界的作家，阿来具有俯瞰众生的“第三只眼”。他的写作力图超越历史，超越人性，接近神性。陈晓明《历史与神意：阿来小说的“余地”》将阿来的历史虚无化表达看作神性一种。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思想深度和厚度，缺乏哲学和宗教，而阿来的小说以其神性和神意给困顿萎靡的世纪末带来悲喜交集之感。阿来的神意非单纯的藏传佛教，是作家对世界本身的神性的理解。以《尘埃落定》为例，小说以土司文明的末世状态展示历史如何被现代性击碎，而历史时空的原初在场又道出了虚无的本质。阿来在努力超越虚无，小说中族群神性的入场是对虚无的一种超越，是其抵达神祇之地的一种方式。
程金城《民族“秘史”和人类情怀的个性化表达》对阿来小说在民族情怀和人类意识之间的艺术张力进行了深刻解剖。认为阿来小说是个性化书写，超验书写，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是对民族题材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突破和克服，是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
作为藏族的作家，阿来的写作也有其现实关怀与情感诉求。徐新建《从三个方向去》对此有深刻揭示。阿来的写作之路，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到《瞻对》，从虚构到非虚构，从文学到历史到现实，每一步迈进都越来越体现出作家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感与责任感。他从阿来的写作史、藏文化和藏族的被表述史、阿来文学的现实转化三个方面，论述了阿来一以贯之的对自身文化困境的表述和对进化的渴求；点明康巴藏族虽有自性成分，但摆脱不了非主体性和对象化的被表述命运；而阿来试图在《瞻对》中实现我族自表述，其对民族悲剧性命运的质问，为他者代言的情结，在实现文学的现实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作家心灵的升华。
文学思想是创作的指导，文学创作研究必须重视阿来的文艺理想。傅其林《阿来文学思想论》中阐述了阿来文学书写的可能性来源于富含自由精神的民间文化的现代性书写、跨语境书写和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坚守、把握。这基本囊括了阿来在追求文学性过程中的各种叙事形式：本土的历史的题材、独特的族性思维、边缘人的视角等等。
阿来文学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现代开掘，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李思清《试析中涉藏史事的记载及其史料来源》提供了看待阿来《瞻对》书写的一个角度。他认为满清国家历史观、汉满藏族群关系、史官个人价值观都影响着满汉文人对藏史中《瞻对》问题的处理。由此推论，阿来的非虚构表述中是否也存在艺术的加工处理？夏敏《喜马拉雅山的民间歌谣》以《尘埃落定》中三首歌谣为例，讨论了歌谣在藏民族文学和生活中的功能，以及对文化心理的凸显；讨论了小说中序列式民歌的特征以及文化语境与文化蕴涵。徐寅《不空》中，论述了小说中川藏边区地域文化特征、藏汉文化的矛盾离析、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抗争、我者认同与他者文化的冲突，从中见出阿来在文化质疑与反思中的叙事体系建构，以及对民族精神的保护与重建。李继凯《西部有梦——以阿来为例》，则从阿来的博文中提炼出西藏梦、文学梦、和谐梦、幸福梦、公平梦等八个“阿来梦”，以此呈现阿来对历史社会问题的当下反馈。杨霞《阿来作品中的地理文化空间》谈到阿来文本中的地方性知识。孟凡珍《传奇“阿来”及其传奇叙事》，认为阿来巧妙地把藏地民间传说、普通人的传奇人生和藏地的灵异故事植入小说，幻化了一个“传奇”的川藏世界。袁仕萍《在历史与现实中游走》，出示《瞻对》写作意图关键词是历史、文学与现实；作品来源渠道是文献、传说与亲历。黄云霞《阿来笔下的“异”文化形态及意味》揭示了《尘埃落定》三种“异在”的“他者”：拉萨西藏、汉地和外国，展示了嘉戎藏区民众在确认其文化属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体制结构及其“归化/异化”并存的复杂文化心态。宁梅《从谈阿来的人文观》，认为小说《格萨尔王》遵循史诗《格萨尔》的程式情节，是对史诗的重述和建构。甘秋霞分析了阿来在创作中对传统民间神话历史资源和民间讲唱艺术的灵活运用及超越创新。蒋鸢春从阿来散文的感性书写中见出生态反思、民族焦虑。
对阿来写作思维的研究，主要从其独特的族性心理和地域心性着手。李玫《阿来小说时间叙事中的民族思维与生态立场》检视草原农耕文明中的物候自然时间在阿来小说中的印迹。韩春萍则谈到阿来散文中对草木持有一种平等观，与汉族的“移情”式草木书写传统不同，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和自然观。
生在藏汉之间，阿来的边缘人叙述视角也值得研究。杨彬《阿来汉语小说的双重视角》认为阿来自由穿行在藏汉文化之间，在保持藏族文化基础上，用平等视角看待汉族文化。孔占芳《边缘地域下的边缘文化》点明阿来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边缘心理，如对中心的疏离感、存在的自我状态感、孤独感和边缘人的独特视角，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智慧和理性的张力。
比较文学研究有国家之间、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有与其他文体的对读。樊星在《阿来与当代反智主义思潮》一文中比较了《尘埃落定》与中国、俄罗斯、美国、犹太文学的反智主义倾向的相似之处。陈晓燕《诗性叙事与超现实叙事——谈对的超越》中对《尘埃落定》的诗性与超现实作出肯定。丁淑梅《文述的张力与演述的阈度》中，将小说《尘埃落定》与谭愫版改编川剧进行了比较，从代言与唱叙、相喻与场阈、诗性表演与戏剧性表演三个角度出发，试图揭示哲理性小说的故事语言代码与戏剧动作之间在文体实验、故事互动、空间转换上的诸多可能性。
鉴于族群历史，人们很容易将阿来小说贴上“小说民族志”的标签，并以此来探讨阿来的文化意义。如陈佑松《后现代与研究语境下的阿来研究的意义》，以全球化的大视角，认为阿来在现代主义落潮时候出现，突破或开启了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开启了国内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中平等的交流对话状态，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契机。如张莹《浸淫与构建——以阿来为例看当代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化意义》中认为阿来创作促成文化的理解和交流，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文化圈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建构。如叶淑媛《论阿来作品的民族志意义》，认为阿来作品一面真实地表述了藏地民族的生存图景、日常生活和文化特性，一面以冷静眼光审视藏族文化创造力的缺乏，从而使得文学作品展现出文化批评功用。
写作的藏族作家，其语言在族际之间的成功转换对少数民族作家汉语书写有巨大的借鉴意义。贺昌盛《如何寻求少数族裔文学创作的生长点》一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和研究的现状、关系及其问题，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受汉语文学标准的强势影响，匮乏域外文学视野，只有返回族裔、区域和文本才有可能突破。与贺昌盛观点不同，徐希平《阿来汉语写作的文化意义及其启示》，从阿来求学经历、文学创作与编辑实践去追踪阿来对汉语写作的认识和贡献，点明汉语为阿来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由此给陷入文化焦虑和认同焦虑的民族作家以启发，对全球化背景下汉语文学的发展也有启示意义。罗庆春也在《族性·人性·诗性》中赞叹阿来小说用汉语化、小说化、诗化来传播嘉戎藏区文化；用诗性来解读族性、地域性、人性；其藏式汉语的纯熟运用是时代、个性与天才的集中展演。
阿来经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罗执廷《论阿来小说的诗性想像与当代意义》，指出阿来小说中新奇贴切的想像不少，但也存在低水平想像，并由此昭示中国作家：必须注重文学的诗性想象，不能胡编乱造或照搬民间；更不能放弃想象，让文学沦为现实的仿写。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员汤晓青在《如何书写历史》中的提问更是发人深省。她从阿来《瞻对》出发，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纷纷走向历史书写现象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写历史，怎么写历史，写了什么历史，这是一种自表述还是一种重构？笔者认为，这一连串问题不光是对文学真实性的质问，更多是对文学审美性的呼唤；罗执廷和汤晓青二位的质疑也反映出中国文学中盛行历史与现实，但缺乏未来维度的重大问题。
阿来文学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发出了挑战。张学昕《阿来的意义》中认为阿来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现代文学评论阐释乏力。唐小林《我们怎样谈阿来》中认为过去的阿来研究有局限性，主要为四川本地学者研究和民族身份研究。今天的阿来研究者要有大境界，要超越地域、民族、身份、文化、语言，进入人类普适价值、普遍人性深度、普遍文学审美的挖掘。对这个问题，笔者也有同感。从此次研讨会可见，阿来研究还大多停留在族群文化研究上，对于文学性、人类性批评还明显不够，而影响与传播研究也稍显不足。文学批评不能一味依附作家、一味拔高作品，应该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互相砥砺，如此才能迎来真正的文学繁荣。
藏区文学，一者关于地域，一者关乎民族，包括藏地文学和藏族文学，主要指涉中国境内的藏、川、滇、青、甘等地的藏族文学。这之中，康巴创作群的推出成为一大亮点。
首先看康巴作家群文学创作研究。“康巴文学”来源于“康巴”概念的定型。2004年，“康巴学”正式提出。1康巴文学遂成为川藏滇青交界处藏族文学的统称。22013年，“康巴作家群”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阿来成为作协主席后，对四川的康巴文学创作也着力推进。苏宁《自然心性中的多重世界》谈及这一点，她认为康巴作家群是藏族文学分支，既是地域性概念也是历时性概念，也是后现代语境下一个作家群乃至创作流派的雏形。康巴作家群用自我确认的方式建构起独特的民族性审美叙事形态，其自然书写体现在仪式化背景、非宏大叙述、自然逻辑性结构之中。接下来如何在凸显自然性的同时兼顾历史叙事，是康巴作家群要做的事情。王彤娥《近二十年来康巴地区文学综论》，论及康巴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主要从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来谈康巴文学的特点。
1发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康区研究，在80、90年代获得了发展与繁荣，尤其是90年代“藏彝走廊”研究日渐活跃后，康巴文化逐渐成为一个独特民族区域文化概念固定下来，并迎得广泛关注。——参见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95页。 2 有大小康巴的说法。文中所说为大康巴，四川境内甘孜州地区是小康巴。 其次是传统的藏区文学研究。藏区作家文学研究。唐红梅《论东部藏区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注意到包括安多、康巴、嘉戎在内的东部藏区是多民族碰撞带，这些特征反映在东部藏区的作家写作中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身份认同和价值诉求。胡沛萍《当代藏族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关系初探》，以扎西达娃和阿来为例分析了当代藏族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辨析了当代藏族文学不同作家不同文体当中的世界文学因素。粟斌《的诗性印象》，研究了西藏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迷思，揭示出特定历史地域中的空间生存体验和审美追求。潘楠《论当代藏族女作家女性意识的发展》探讨了当代藏族女作家女性意识的不断超越，由最初的情感抒发到对女性存在本质和意义的追问，进而表现出民族情感、人本观念和终极关怀。周翔《“与雪山血缘最近的城市人”》从多元题材、独特宗教语境、语言之美三方面赏析了云南藏族作家阿布司南《雪后的阳光》。李斌《饶阶巴桑创作研究综述》中从云南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汉语创作和相关的汉语研究切入，勾勒出1960年至今的饶阶巴桑及其作品的研究格局。
藏区民间文学研究。王远明《论康巴藏族关于英雄的传统叙事》以松赞干布和墨尔多为例，探讨叙事现象、主观性、机理和模式。认为康巴藏族的传统英雄叙事存在着主流与民间、民间英雄传奇与英雄神话、神与信仰等多重叙事模式。王治国《口传史诗翻译的“口承”与“文本”之维》，将史诗《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文本化进程作概览性比较研究，将口传史诗翻译与书面史诗翻译结合起来，勾勒出世界史诗翻译总图景；并提及口头文学翻译的双重主体失落。蒲向明《白马藏族神话类型和述说特征研究》，结合近年来搜集和整理的陇南白马藏族口传民间文学资料，探究了白马藏族神话产生的条件、类型以及述说特征，揭示白马神话的原始性、多样性、独特性，以及文化底层的积淀轨迹。
“文学藏区”早在2013年已由白浩提出，但回应者寥寥。此次研讨会上，白浩《文学藏区与先锋文学启动机制》一文中再次提出“文学藏区”说。他认为，文学藏区需要大文化视野，不限于民族和地域，凡是涉及藏区的文学都在此范围内。文学藏区的代表马原、扎西达娃、阿来都具备先锋气质和魔幻色彩，但又有过客和土著的身份类型，形式主义魔幻和文化之根的区别，汉化圈和藏文化墙的差异。
文学藏区不仅包含藏区文学，即藏地藏人的文学，更包含他者描绘藏地藏人的文学。因此，“文学藏区”更关注各民族的交互书写与表述差异，更能突显多元互动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白浩认为，依托文学藏区产生的先锋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整体流向，边缘进入主流改变主流，是多民族文学动态史观的具体实现。
概念方面，蓝国华《“藏边体”与西藏文学》中的“藏边体”可说是“文学藏区”的另一类表达。“藏边体”由2007年张祖文提出，原指内地人在边疆地区看西藏的小说，是西藏边缘体验的异度写作。此类写作以西藏为描绘蓝本，以描写西藏人的人性为终极目标。相较起来，“藏边体”虽有创新意义，但比“文学藏区”显得单薄和狭窄得多。实践方面，《论杨志军的叙事》则可看作“文学藏区”的研究行为，孙德喜从宗教、拟人、魔幻与传奇四个方面对汉族作家杨志军的藏獒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
与以上观点不同，徐新建在小组点评时指出：非藏族作家的藏文学研究和传统臧文学研究，试图整合藏区文学的边界、内涵和范围。“涉藏文学”或“藏地故事”，二者对撞出一个新问题，即边界的问题和跨界的问题，以及跨界过后如何对跨界现象进行归类和命名的问题。与学者对“文学藏区”的原初定位刚好相反，他认为“文学藏区”应该像“文化中国”一样，和“政治中国”、“地域中国”并置且区分。文学藏区应该是一个文学的藏区，而不是关于藏区的文学，或在藏区里的文学。徐教授的观点是对“文学藏区”概念的目标性提升，是有关区域整体形象的理想设计，其中寄寓着人类生活文学化的美好夙愿。
值得一提的是，白浩的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西部文学发展的身份记忆与世界性研究”阶段性成果，其“文学藏区”研究实属西部文学之一部分。由此反溯，从“藏区文学”与“文学藏区”便可以进入“四川文学”与“文学四川”，“西部文学”与“文学西部”，“中国文学”与“文学中国”。这无疑为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打开了另一方视角与局面。
四川文学研究有王学东《四川当代羌族诗歌艺术论》，他介绍了羌族新诗发展的三个节点和主要成果，点明羌族新诗具有的整体特征：故乡主题、民族坚守、神性之诗、灾难之诗、释比之诗。并论道：羌族新诗独特的汉语写作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为当代汉语思想界“神灵远去”的书写传统提供一定的补偿。
西部文学研究有郭国昌《中国当代地域诗学建构的几个问题》，认为从90年代严家炎主编地域文学研究丛书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带入的民族身份问题，到今天的地域诗学建构，地域诗学理论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阿来到藏区到西部；西部诗学建构问题涉及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各类学科理念和方法，非各科通力合作不行，非一步可以蹴就。
研讨会结束，阿来致答谢词。作为藏族作家、康巴作家、四川作协主席的阿来主要谈到三个问题：族群、身份、语言。简述如下：第一，族群区分问题。由于学科分类、政治上强调多元，族群区分一直在进行。二，带来身份问题。西方身份认同是后殖民的产物，但中国语境不同，尤其当多样性和差异性妨碍国家共识形成，危及各族各地各文化的人民和谐相处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下过分强调身份的危险。阿来说他将在下部小说里直面和追问这个问题。三，带来语言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作家就应该写本族语言文字。阿来却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书写绝不是单向归化，不同民族的感受和经验加入汉语表达集团，为汉语写作带来丰富性和变化性。可以说，当代汉语是被多种文化多种地域多种族群共同建构的公共空间。因而“华语”比“汉语”更符合事实，更能体现生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