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拜读王治心先生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有感
从《史纲》中可以看出，王治心本人就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接近“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面，乃在精神方面”，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接近，那“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
我们知道王治心本人属于“本土派”。他以这样一个身份向当时的人宣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不只在形式上结合，而应当是血与肉的化合”，足以可见基督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印象，因为刚刚过了非基运动，所以连“友谊的握手”都谈不上，更别说“血肉的化合”了。虽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王治心本人并没降低自己心目中基督教的地位，而坚持中国社会文化必须与基督教进行“血肉的化合”。如今，让我们得到欣慰的是，现在在各个领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各种文化正出现或正逐渐出现“形式方面”的认同，即“友谊的握手”。然而对于秉承基督使命的我们来讲，绝不应满足于这种“友谊的握手”，而应积极做到“血肉的化合”。
说到“血与肉的化合”我们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地位相同、平等对话的关系；其次，这也不是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关系或者辅助与被辅助之间的关系，而是互为基础彼此促进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想而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真正“血与肉的化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真正实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血与肉的化合”，对于基督教领域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基督教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的形象。毫无疑问，对于基督教界的人士来讲，当我们不断地在欢喜地庆幸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洋教”的面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空间是何等地有限，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地尴尬，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影响是多么地缺乏……当然，我们都不愿意提起这些，免得上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从中国基督教的现状来看，仅从人数上讲，无论是纵向地自身比较，还是横向地同其他宗教相比，现今的中国基督教可谓是个“大家庭”，但从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却让我们似乎有些难以启齿。纵观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两百多年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段时间内，它曾经是中国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是中国文化中最活跃的窗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面貌。当然，我们不难明白，这指的是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
从当时的现状来看，基督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最明显的特征是，当时基督教内的教育水平是先进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教育的力量推动了基督教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而仅从基督教在中国成长的纵向来看，基督教内教育的水平程度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程度是成正比的。从这一点我们足以看出，目前基督教中教会教育的重要性。
《史纲》的第三章讲的是基督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作者列举了很多两者的共通点和相似点。包括中国固有的对天的观念以及孔子所主张的“唯仁”观，和墨子的兼爱主义。但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讲到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所遇到的冲突时，却提到了中国固有的习惯，包括崇拜祖宗、乡村生活的风俗习惯等。在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观念。为什么在文化根基上与基督教义没有冲突，却在几千年形成的习惯中产生了冲突呢？这就是说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中国人因着功用性和狭隘性缘故，放弃了共有的文化根源性的信仰，转而接受和传承了地方的和家族的崇拜与风俗。因为比如，崇拜祖宗本身就是为了加强一个家族的团结，强化家族的观念。地方风俗（中国古有“十里不同风俗”的说法），也是为了强化本地区的狭隘的地方观念。从而导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虽然在根源上与基督教教义有着很多的共通点，但却在当下的历史背景中，与基督信仰产生很大隔阂。
从更深一层的角度来考虑，国人这种固有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对现在的人进入教会或接受信仰产生了影响。在此我必须要表明的是，当然作为人，我们因着固有的弱性，我们无法排除信仰中的功利主义成分，但是，如果人人甚或是大多数人都抱着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功利主义思想进入教会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会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样的信仰已经出现了问题，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所指示的“道路”。
《史纲》的第十三章讲到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十七世纪，准去地说是在1661年，更正教就想将福音的种子传入中国。一直等到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后，福音的勇士才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期间的预备工作我们也许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让我们肯定的是，能有一个像马礼逊这样的人出现，并不是历史的一个偶然，而是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预备和培育才出现的。从《史纲》中的记载可以看出，福音的勇士虽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出现，又经历了各种的艰难才登上中国的领土，但是他一开始的果效似乎并不明显。又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努力，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二十世纪初，这时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的，已经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此时的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如若回顾他们开始预备传教入华的时间，已经是经历了长达近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由此足以看出，一个事物的成长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这过程是不容忽视的，更是不可跨越的。无论客观的条件多么特殊，这个过程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成长，不能因为人数的激增而急于求成，更不能以人数的增长来衡量基督教本身发展的状况。一些在发展和成长中所必须预备的条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不能因为人数的激增而忽视的。所以，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显著的成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预备时期。那么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在此并不想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中的人们是如何做的吧，希望我们可以有所收获。
从一八零七年到一八一四年，可以说是马礼逊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中十分特殊的一段时间。在七年的日子里，马礼逊就“结了一个果子”——蔡高。虽然人数增长的缓慢至极，但我们的福音勇士并不感到空虚，在这段日子里，他积极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翻译圣经，编辑词典和各种小册等等，为以后的《华英词典》、创办学校等活动做好准备。这一系列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使得基督教的所传达的信息对中国文化不再陌生，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成长打下了比较稳固的根基。为接下来一个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最有利的铺垫。（如果马氏来华不到半年，就有几十个中国人归主，以后马氏的工作就是牧养好他们，并在一个地方不断地扩大所建立的教会，而没有时间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难以想象基督教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会出现什么情况。）马氏的一系列活动提醒我们，基督教在一个陌生地方的成长，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直接地宣讲和布道，而是从深层影响这个地方的文化和传统，发展潜力的大小也许不在乎一时人数增加的多少，而在乎基督教对当地的文化和传统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史纲》的第二十一章讲的是基督教在中国所开展的事工，其中不难看出，教育在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对于各种的高等教育，由于当时特殊的教育背景，我们在此无须多谈，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当时号召的平民教育。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教育机构。而当时的教会没有等待社会或政府命令他们做什么，而是自觉地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推行识字运动，提出“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的口号,在这种运动中，没有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是彼此地互帮互助，共同长进。通过这样的行动，当时的教会不仅改善和提高了自己的形象，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民的整体素质，积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然，我在此不是号召教会进行平民教育，而是倡导我们的教会应当积极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回应社会中不同的人的需求，正面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促成社会的更新。而不是等待社会或政府引领我们或号召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才付诸行动；更不应当随着社会潮流的推动迫使教会去做什么，我们才有所反应。因为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
们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只有积极起来回应，我们的教会才不至于沦落为只是接受社会和时代的挑战，而是向社会，向如今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挑战。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被接纳，才会被认可，才会被重视！！
同样在教育这一部分中，王治心提到去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人大都是“要读书而没有钱”的贫寒人家，因为“当时的教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津贴学生的衣食零用”。而在这里我想要说的，不但当时的教会学校如此，在大多数教会中的现象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和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相结合就导致了众多“吃教者”的存在。不仅如此，从教会发展的目前境况来看，这种现象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渐渐地凸现出来。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使得“中国的基督徒吃错了第一口奶”。从而认为我去教会是为了得到什么，包括精神的需求和灵性的需求，而忘记了自己除了做好灵修和完成上帝的托付以外应当向教会——主的身体做点什么，包括时间和物质上的支持等等，就更不用说完全按着圣经的要求履行“十一奉献”了。一方面这使得教会的自养状况不能得到良好的改善，另一方面，有的地方甚至导致教牧人员的匮乏，因为生活的压力而无人担负这样的使命，从而给教会的成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令我们感恩的是，近几年来，因着宗教政策的宽松和改善，政府加强了对宗教的投入，很多地方出现了政府出地，甚至出钱修建教堂的现象。的确，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为此感恩。但是作为教会本身而言，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教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成长本身就是不自由的，这足以警戒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在此浅谈了在阅读《史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想法。当然王治心先生的这本著作所蕴含的内容是更为广泛的，希望笔者的浅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借以在这本著作中发现更多有利于如今教会的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