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六七十年代出身的人, 在小学都会读到一篇课文《赵一曼》的碗，述说当年东北抗联的著名女烈士赵一曼如何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坚持抗日的。去年看过一本国内拍摄的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它以赵一曼儿子为视角描写的赵一曼从被捕到就义的经历。随后又陆续在国内报纸读到一些对赵一曼从被捕到就义过程中遭受酷刑的报道， 知道其实赵一曼女士在就义前就因为受电刑过度已经身心受到极度摧残， 但她居然在押往行刑地的火车上还写下了那篇思路清晰感人至深的至儿子的信。
当我昨天阅读到香港凤凰网刊登的〈〈当年伤检报告透露赵一曼如何被折磨致死〉〉一文后，还是被日本人的残酷和赵一曼烈士的坚贞所震惊。我甚至怀疑， 是否会有人痛恨我为什么要把如此残酷的历史展现在他/她面前， 但结合我前一篇博文〈〈敬畏历史：日本人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 我真的认为现代的我们遗忘了太多太多， 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们应该怀念。
以下再提供一些历史记录， 以增强纪念的必要性：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人， 黄埔军校六期，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珠河区委书记，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牺牲于1936年， 时年31岁。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红枪白马女政委。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曾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反日总同盟会会长、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牺牲于1940年， 时年35岁。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就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人， 黄埔军校五期，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牺牲于1942年， 时年34岁。日军曾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哀叹。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1931年起）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
一、
二、
三、
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
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
八、
九、
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期。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全国抗战，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1939年1月至1940年是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苦斗时期。
1941年至1945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小型游击战和转入苏联整训时期。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名义上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实际上和延安没有直接军事联系，是在苏联支持下的抗日队伍，越过中共直接受共产国际战略领导。游击队军服是模仿
苏联红军军服。其中东北抗日联军有不少朝鲜人。战后，在苏联帮助下，他们组建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多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层军官。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家庭生活报〉〉后续报道：赵一曼烈士在国内仅有的直系亲属
作为赵一曼烈士在国内仅有的直系亲属，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在２００４年“九一八”寄养四川，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前夕，陈红一家居住在中南海，那时她的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了阳光和快乐。１９事变纪念日前夕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首次袒露了埋在心底多年的情感之路。 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了，留过苏的爷爷莫名其妙成了“苏修派遣特务”，父亲也顺其自然地成了“特务的儿子”，受到“革命”的冲击，母亲因为精神压力而患重病。在赵一曼家乡———四川宜宾地区某学校当校长的大姨妈得知陈红一家的困境后，再三请求陈掖贤夫妇把女儿送到她这里暂时由她代为照料。父母亲权衡再三，考虑到二女陈明年龄太小，确实离不开父母，便含泪把幼年的陈红寄放到了孤寡一人的大姨妈家，这一寄放就是近２０年。陈红上小学３年级时，由于*的“深入进行”，大姨妈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亲属”、“走资派”，被当成“叛徒的女儿”的她，也被人随意谩骂、欺负。
匆匆回京，父亲和她却被隔在两个世界 1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国家开始走出了极左的噩梦。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陈掖贤对说起来，陈掖贤的姑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去世后，其夫人陈综英长期居住在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关系很亲近（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才在京去世）。陈红的爷爷（陈综英的兄长陈达邦， 与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同学，1928年与赵一曼结婚）、父母亲和她姐妹俩一大家人也在中南海居住多年，因为爷爷和奶奶的名声，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很熟悉他们一家。但作为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的知识分子，陈掖贤不会也不愿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求人办事。 这以后，陈红参加工作然后结婚并有了女儿朱雯绢，生活在岁月的河流中悄悄流淌着，甚至好些认识她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漂亮姑娘的身世。１９８２年，陈掖贤在大病一场后，第一次向北京市领导提出了个人的要求。他在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的信中说：“我目前年龄已大且体弱多病，妻子身患严重疾病已无法自理，而两个女儿无一在旁，二女陈明已随丈夫出国定居，大女陈红多年来一直寄养在四川，切盼组织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能将大女陈红和她的丈夫调到我的身边„„”在这封信交出后，陈掖贤心中忐忑不安，他总觉得，在当时户口制度还很森严的情况下，能正式调进北京不是个容易的事。 所幸陈掖贤的信交出后，经市委书记批示，仅一周时间就被有关部门办妥了进京的全部手续。殊不知，更大的情感打击接踵而至：回到家后，陈红才得知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亲在陈红乘火车回京的当天晚上，因过度兴奋导致脑溢血突发，不治身亡。调回北京的陈红被安排在某研究所工作。父亲的去世，使她更加思念远在四川宜宾小镇的大姨妈。回京几年后，强烈的思念之情促使她做出了一个决定：重回奶奶的故乡和大姨妈的身边！１９８７年２月，在原四川省副省长天宝同志的关远在四川的陈红的思念一天强似一天，他多么渴望女儿能尽快回北京和家人团聚啊！
心帮助下，陈红和丈夫、女儿一起从北京重新回到了四川，在成都定居。
命运波折，她仍满怀一腔柔善的情感
童年时代的陈红被命运从条件优裕的北京中南海抛到了四川宜宾的乡镇上，“*”中饱尝坎坷与磨难；婚姻方面，她又遭受了无奈的挫折。１０年前，因与丈夫性格反差太大，长期难以调和，两人只好协议离婚，女儿绢绢跟了她。家庭的破裂，让陈红难过了很久，骨子里很传统的她总觉得对不起女儿。
面对生活中太多的坎坷和磨难，陈红的心态很平静。前几年，她买了一辆蓝色的奥拓，这个颜色是她刻意选择的，她说，“蓝色是天空和大海的色调，我希望自己的心能像天空和大海一样蔚蓝而宽阔。”休闲时间，陈红最大的爱好就是开着这辆蓝色奥拓，和女儿一起去云贵高原、四川的马尔康、甘孜、阿坝大草原。在那里，一任自然的风和无垠的草原洗涤、过滤内心的杂质，她觉得心胸会变得格外的明朗。
采访结束，笔者对陈红的曲折经历表示感叹，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命运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的态度是，我的路我来走，无论这路坎坷或者平坦，我都会尽力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