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观后感
这周我们行政法的作业是观看《朗读者》。我之前其实并没有听过这部电影，所以就在周末下载了来看。看完后脑海里有好多好多想法，有关于爱情的，有关于社会罪恶的，还有各种关于里面人物的看法。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汉娜的阅读书单上，有一本书《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它的作家是犹太裔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我想作者施林克让《朗读者》中的汉娜·施密茨与汉娜·阿伦特同名，未尝没有深意。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书中所讨论的，恰恰是我觉得汉娜·施密茨所犯下的罪行的特质——即“平庸的恶”。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33年，因参加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到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就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战上臭名昭著的战犯。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收容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他个子不高，带着眼镜，外貌普通。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按照艾希曼的原话，“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它的动机。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统计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共有八百五十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一千五百万名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这些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业认真。然而，当他们参与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古往今来，人都是一样的人，何况是本民族的父辈一代。你的血液里有他们的基因，你的价值观里有他们的传递。有时，一种爱，更是一种深沉的压迫，父辈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战争结束以后，倾向在逃避，不敢于直面和承担，历史在迅速地被遗忘，这不只是父辈的伤疤，更是人性的伤疤，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一个人怎么会爱上自己的伤疤？这样的爱，直逼自我心灵的拷问，有
求索精神的青年，往往要选择背叛，背叛那种自己很可能走进的生活，背叛自我灵魂里埋藏的麻木的消沉。《朗读者》的汉娜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于这一范畴。
除了在对艾希曼的了解和评价中看到了当下法治现状，另外对现代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抗命权产生了很大的疑惑。通过网上资料显示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可现实是当今公务员因为权利的限制而渐渐的对社会现状麻木。整本小说，即是一个寓言，暗示着两代人的爱与背叛。战争的阴影，被父辈仓促地遮蔽，法庭对战犯的审判，越来越像一个制度的形式。麻木的民众，轻易地淡漠了施虐和屠杀，历史好像只存留在图书里，电影里，人们的记忆被归纳和被固化。他们的后代，对这一切奇怪的变化，感到困惑不解，就像我们不理解，声势浩荡的60年代，狂热的红卫兵，不过几十年，怎么感觉像千百年前发生的事了？因为有爱，我们试图去了解，了解的通道被某种东西堵塞，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这一切所带来的默默变化，不允许去理解和感知。可时，假如允许你去理解，允许你去感知，你又能做点什么？一旦你看见了人性的另一面，那里的野蛮，那里的残忍，那里的人们躁动的热情，其中也和你自身的体温相仿，你怕不怕？你还敢不敢去面对？你还想不想要背叛？
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而这一点显然也是前述劳动分工的必然体现。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绝伦工作？而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对于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所以，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就不再只是一个命名上的障眼法，而是确有其工作性质所指了。而在汉娜那里，生命一旦成了工作对象，生命本身就非人化了，所以她会在法庭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做看守的职责所在——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在官僚体系内部，汉娜无疑是被动的，她甚至没有动过升迁的念头——不识字使她完全失却了挤入文官阶层的希望，她只是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块垫脚石。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工厂，官僚体系则维持着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汉娜只不过是被动而又含辛茹苦的在工厂中奔波劳作的底层员工而已（不过起码她还是个“员工”）。而在被战争充分动员起来的纳粹德国，整个社会工厂更加铁板一块，就连死亡集中营本身也逃不脱“工厂”的性质，奥斯维辛也好，布痕瓦尔德也罢，“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服从甚至要时常逾越其道德盲视的底线，也就是说，有时候国家暴力机关要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干一些“工厂”里的脏活、累活），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现代法律本身就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最低层次表述）了。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的军长，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也许是跟汉娜一样的终身监禁，并且看不到提前释放的迹象。
不过话说回来，现代人的恶可能正植根于我们的现代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恶时就一定无所作为，“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他们因此而不会为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为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
2011级公共管理学系行政管理专业5
班学号：1110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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