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散文包括诗歌、骈文之外的一切文体；我们所说的散文概念应当是狭义的概念，是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按表达方式和内容的不同，散文可以分为写人叙事、写景状物、抒情写意、议论随笔等四大类别。写人叙事类散文是指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人物、事件为主要表述对象，借写人叙事以抒情写意的散文；写景状物类散文是以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辅之以记叙、抒情、议论、说明等手段，以表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和特定物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抒情写意类散文是以抒情为主要表现手段，辅之以描写、记叙和议论，重在作者主观情感抒发的散文；议论随笔类散文是指用来表现作者思维成果、显示出一种理趣与哲思的散文。
散文的基本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所谓“形散”，是指内容散、章法散、笔法散；而“神不散”，则是说题旨鲜明，意蕴通达。不论内容怎样“散”，总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不管结构笔法如何散，总有内在韵味、情趣笼罩着全篇，或清新、或隽永、或华美、或古朴，情趣虽各异，归旨却为一。
［一］
现代散文创作同现代诗歌小说创作一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直接成果：在反对封建道德、崇尚个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散文很快破土而出。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杂志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接连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开日后杂文创作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稍后，与重在议论的《随感录》不同，抒情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主干开始产生，五四以来第一批散文家不时有佳作问世。
经过新一代散文家的不懈努力，渐渐确定了散文的文体观：第一，与范围广泛的古代散文不同，现代散文发展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第二，长期以来重在“载道”即代圣贤“立言”的“古文”，终于为个人抒情言志的现代散文所代替。
五四时期的不少散文作家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是小说大家，也堪称散文创作的多面手，他的《野草》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散文诗集，篇幅不多但分量极重。论想象之奇特、意境之深邃、手法之新颖，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而其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孤独而偏要奋进、悲凉仍不放弃抗争的心境，更是令人咀嚼不尽。《朝花夕拾》是鲁迅中年时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睿智的思考，活泼的场景里寄寓着无限的感慨，抒情的笔墨里不乏机智的嘲讽，某些当时不甚了了的事件开始具有了触目惊心的时代意义；而作者笔下极具个性的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人物，也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耸立在我国现代文学的长廊里。周作人取法英国随笔和明末公安派小品，形成了冲淡平和、庄谐杂出的风格，创作了《喝茶》《苦雨》等一批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对以后的小品文创作影响颇大。朱自清的《背影》等怀人忆旧的散文，返璞归真、不事雕琢，“富于至性深情”；《绿》《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写景散文，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精细，对形状、声音、色彩的感觉尤为敏锐，几乎到了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的境地，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朗朗上口。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感慨、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究其实，这些温婉的文字同样体现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跟蔑视妇女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抗争。
新文学第一代散文作家中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许地山、茅盾、俞平伯等人，他们各以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不管散文家的创作道路怎样不同、风格如何殊异，凡是成功之作，都渗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精神，都符合启蒙思想家向新文学提出的一个共同原则：“立诚”“写实”（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立诚”，要求展示自己内心时不掩饰；“写实”，要求表现现实时不虚假。回顾五四前夕至２０年代前期的散文创作，除了勇于创新开拓以外，就要数“立诚”“写实”最可贵了。正是这两个特点为以后散文的发展繁荣带了一个好头。
从２０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成长期、收获期。第一批散文作家多数笔耕不辍；此外，又有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作家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著名的有巴金、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梁遇春、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柯灵、陆蠡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生长发育，到了２０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散文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除狭义的“美文”即抒情散文以外，杂文随笔、游记小品、通讯特写、书简日记、散文诗、回忆录等，应有尽有。以鲁迅为核心的杂文创作，作为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对立面，长期发挥着“匕首”“投枪”的作用，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转入低潮。与此相反，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此时异军突起，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抒情散文是兼具叙事和抒情两种因素而又以抒情为依归的散文样式，曾经广泛地被称作“小品文”。现代散文中抒情散文取得的成就最大，拥有一大群风格、个性各异的作者。如徐志摩长期留学英美，深受英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散文不仅描写异域风光，连行文也富丽华美，风流潇洒，充满了英国浪漫主义气息。梁遇春（《春醪集》等）常常在连番的比喻和俏皮的笑语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中不难看出英国散文家兰姆的影子。周作人是又一种类型的作家，他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继续关在“苦雨斋”里写着有关古董风俗、花鸟虫鱼之类的小品文，俨然是一位置身于都市中的“隐士”、洒脱从容的“名士”。经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散文家还是扎根于华夏本土，他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更着重汲取中华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其中成就卓著的有巴金、老舍、丰子恺、沈从文、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萧红等人。他们关心世态，探索人生，心忧祖国的前途，情系亲友的安危，而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则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就语言风格而论，或缜密，或委婉，或遒劲，或质朴，虽然不尽相同，但总是深得汉语语言艺术之精髓，比起白话文运动初期的“白话散文”来，要成熟多了。至于像叶圣陶那样注意提炼口语、力求畅达洗练，老舍那样善于在散文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北京话，更是让人有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之感。
游记在３０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写得最好的当推郁达夫、沈从文。郁达夫博学多才，游历甚广，他不仅对山水风光的观察精细入微，而且熟悉当地历史掌故、人物事件，加上他又爱即兴赋诗，借酒浇愁，所以一旦发而为文，便使人文和风光合为一体，诗词和散文相互生辉，分外绰约多姿。其代表作有《屐痕处处》《钓台的春昼》等。沈从文的风格又迥异于郁达夫，他笔有藏锋，不让感情任意外露，对景物描写既绘声绘色，又讲究简明节制，富有独特的隽永空灵之美。他还常常深情地穿插一些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片断，读来俨然一幅幅传神的湘西风情画。其代表作有《湘行散记》等。
“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残酷的战争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反映在散文创作上，不少作家不再醉心于表现“身边琐事”的自我抒情，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报告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切身感受写起的文质并茂的抒情散文，如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老舍的《我的母亲》、巴金的《废园外》、茅盾的《白杨礼赞》、施蛰存的《驮马》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幽默散文。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作者面临窘境而不气馁，遭受困难而仍从容不迫，这正是作者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是作者博学广闻、奇思妙想的学者风度的表现。 钱钟书的风格又与梁、王二人不同，他的幽默散文以汪洋恣肆、犀利机智见长，常常从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出发，然后层层逼近，多方设喻，终于得出了超凡脱俗的精湛见解，使读者豁然开朗。
［二］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进程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笔直平坦。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也只得载沉载浮，曲折前行。
综观建国后１７年的散文创作，无不受着“颂歌”和“战歌”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不过各个时期的散文样式又各有侧重。建国初期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魏巍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杂文也曾活跃了一段时间，如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但终因不合“颂歌”的标准而偃旗息鼓。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不敢触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缺乏对内心世界和人生真谛的深入探求，加上艺术手法不够多样化，因此总体上显得深度不足。相比较而言，１７年间还是抒情散文的成绩最大。建国后１７年抒情散文的优秀作品有巴金亲切自然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真挚隽永的《樱花赞》，杨朔诗意盎然的《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激越高亢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谈天说地的《土地》《潮汐和船》，吴伯箫朴实醇厚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徐迟绮丽空灵的《黄山记》，菡子委婉细腻的《黄山小记》，翦伯赞充实活泼的《内蒙访古》，曹靖华绘声绘色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等，可谓流光溢彩。其中许多散文佳作多半出现于文艺政策较为宽松的６０年代前期。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这三人都能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反复体察它们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他们三人的艺术探索虽然目的相同，途径却有差异。杨朔让散文向诗歌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刘白羽让散文向政论靠拢，他观察日出、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描写时尽情挥洒，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让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之情，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色彩。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借鉴了“杂文”的手法，围绕中心，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融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有观点认为，由于杨朔、刘白羽过于“诗化”，过于追求“意境”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模式，作品难免显得做作，夸张、渲染得过了头。但散文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既可以热情地颂“美”，也可以冷峻地写“丑”，既可以精致巧妙，“形散神不散”，也可以“散”得自然从容，等等。
［三］
随着１９７８年以后政治环境的改变，散文创作也随着其他文学类别日趋繁荣。
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许多作家和非作家纷纷执笔撰文，缅怀悼念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迫害革命者的血腥行径。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也有不少文质俱佳之作，如《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痛悼傅雷》（楼适夷）、《刑场归来》（公刘）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对民族伤痕的哀悼，而是很快转入了反思和追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对“*”的性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切的反思：“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人到中年》）哀悼亡妻的长文《怀念萧珊》，把深切的反省、痛苦的内疚、真挚的怀念交织起来，更是感人至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不少新人。所谓“新人”，并非简单的“年轻人”的同义词。具体说来，包含了如下不同类型的作家：第一类是被平反以后复出归来的老作家，如萧乾、黄裳、吴祖光、邵燕祥等；第二类是各方面的学者、艺术家，如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周汝昌、吴冠中等；第三类才是散文新人，如贾平凹、梁衡、余秋雨、史铁生、赵丽宏等。
新时期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和文体的多元化发展。以散文的具体样式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矛盾，报告文学空前繁荣，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很有“轰动效应”，如８０年代初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等。由于拨乱反正对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了新的历史评价，加上我国向来有“以史为鉴”的宝贵传统，遂使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蓬勃发展，给了读者崭新的启示和强烈的震撼。而传统上的抒情散文、游记、随笔等散文形式更是如同雨后春笋，生机勃勃。随笔类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绚烂至极。这类散文继承了五四时期“小品文”的传统而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身边琐事，而是琐事不琐，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由近及远眺望人间的窗子；表达方式不再是一味的絮语和闲话，而是综合运用了叙事、摘录、议论、抒情等因素，显得格外活泼多姿。
杨绛的《干校六记》一书写自己随丈夫“下放”干校的种种遭遇，所用的几乎全是叙述的语气，对外界的一事一物之微，内心的一喜一惊之状的描绘，都显得具体逼真，历历在目。孙犁写了不少寓至情于平淡的佳作，在对往事旧人的回忆中，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痛切感慨和饱经忧患的“残破”意识。
从思想感情的表达和语言行文的风格来看，杨绛、孙犁等老作家所继承和发扬的是五四时期“立诚”“写实”的宝贵传统，是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主流，而又显得更加详尽绵密（如杨绛），苍劲淡泊（如孙犁）。
梁衡的散文追求“大气”。他爱写历史人物和山水游记，且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等，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忧患意识。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系列散文，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陕南商州一带的历史传统、地理形胜、风尚变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余秋雨是年轻一代学者文化散文的代表。１９９２年，《文化苦旅》由知识出版社结集出版后，一时风行海内外。随后，他的《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掀起了“余秋雨散文热”。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在博大的文化视野和强健的文化精神下，瞩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兴衰荣辱和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变迁，其文上溯五四散文的理性精神和启蒙传统，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理性精神的回归”中，“卓尔不群，后来居上”（楼肇明语）。
［四］
台湾散文作家多半来自大陆或为迁居台湾同胞的后代。其中如林语堂、台静农、梁实秋、苏雪林等人，赴台前即已卓然成家；稍微年轻的也在大陆接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吮吸过新文化运动的乳汁，如琦君师承夏承焘，余光中心仪朱光潜。更年轻的张晓风、三毛、席慕蓉等随亲属赴台时尚属少不更事，但他们的故乡之情却一直不能忘怀。
台湾的优秀散文可谓目不暇接，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抒情言志、状物写景之作分量最重，佳构最多，其中尤以思乡怀旧的作品最为刻骨铭心。“心悬两地”（指北平、台湾）的林海音忘不了北平的四合院，长期辗转于长江以南的余光中录下了江南连绵不断的“冷雨”，琦君“想念的是故乡矮墙外碧绿的稻田，与庭院中雅淡的木樨花香”（《琦君自选集》）。 总之，离乡愈久，思念愈切，此中苦楚非外人所能知，一旦发而为文，自然真挚幽怨，别具一番风致。第二，台湾散文家多半学历较高，视野较宽，对于经济起飞后人情冷漠、生态破坏的一面感受尤深，王鼎钧、琦君等人在这方面均有佳作问世。还有的远涉重洋，如余光中、陈之藩、三毛等，以中华学人绘异域风光，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之作。第三，有些作家鉴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心的浮躁，便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的意识流手法，一改从容道来的传统文风，特意加快了行文的节奏，增强了语言的密度。余光中参观纽约帝国大厦的《登楼记》，便是一篇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代表作。
香港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代表作家有董桥、梁锡华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