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瑶：浮动的能指——对央视春晚观看的“观看
作者简介：王辰瑶，传播学博士。本科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博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论文：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文本，已经在很多场合下被不同背景的分析者加以“细读”过了。尤其是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的分析，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揭示”出央视春晚华丽能指之下的民族国家的内核。本文则想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探究被一直认为蕴含了宏大意义的央视春晚文本在家庭的实际收看中是如何被实践的？换句话说，央视春晚丰富而瑰丽的符号能指在现实语境中到底会指向何方？
一、观看“观看春晚”（田野观察的情况）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0位同学在2008年除夕夜，记录了他们与家人收看春晚的情况。这些家庭分布在陕西、湖南、北京、江苏、海南、湖北、浙江、四川、辽宁、河北、河南、新疆等12个省市自治区。从所属经济地位看，既包括较富裕和较贫穷的农村家庭，也包括城市工薪家庭、下岗职工家庭、城市知识水平较高和较富裕家庭；从民族看，大部分为汉族家庭，也包括少数民族家庭和韩国移民家庭；从家庭组成看，有一家三口收看春晚，也有大家族一起过除夕。此外，还有一位同学到父亲所在部队，和士兵们一起看春晚，提供了一个与“家庭”环境相对照的案例。这些同学在记录前均受过一定的田野调查的训练，他们对亲友收看春晚的田野观察以及对部分亲友的深度访谈，构成了一个“观看春晚”的文本，而本文就是对这一“观看春晚”文本的“观看”。
央视春晚在屏幕上营造了一个欢乐祥和的祖国大“家庭”。在欢乐祥和之下，有着严密的秩序。比如，围绕着一定的中心（歌颂伟大的祖国，展现幸福的生活，展望光明的未来），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身份的“家庭成员”一一登场，在舞台上扮演“中心”期待他们表现的角色。而在屏幕外，观看这一想象中的中华大家庭的现实家庭却是非秩序化的。
（一）家庭成员“缺席”。调查发现，因为种种原因，核心家庭成员不能在一起过除夕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有父亲或母亲回老家过年的，子女与另一方父母过除夕，或未婚子女中有人打工或当兵未归的。至于不能实现大家庭团聚的就更多。所以电视中热闹的家庭团圆民族团圆的情境，与相当一部分现实家庭无法对应。
（二）家庭成员“离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虽然是在一起过除夕，但家庭成员并不都相聚在同一场景下。比如一部分家人看春晚，另一部分家庭成员去邻居家打牌或聊天，或上网，或发短信，或去另一个房间看别的电视节目（大部分是看球）。男性成员主动选择另外一种娱乐方式的情况较多，尽管这意味着与其他家人不能共享度过除夕的同一个“场景”。另外一种常见的“离席”方式是“睡着”，大部分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看到半途起身去睡觉，或就在电视前睡着，家中老人和父母出现这种情况的较多，年轻一辈很少。母亲这个角色也经常处于“离席”状态，离席的原因往往是做家务。总之，春晚屏幕下的观看场景并不如屏幕上的那样“团圆”，人人都能在场。实际上，在观看春晚中，家庭成员常常主动或被
动缺席或离席，处于一种相对离散化的状态。
（三）在场家庭成员的非中心化。即便是共同观看春晚的家庭成员，也与屏幕上展现的中华大家庭不同。一是家庭成员退出或进入观看场景都很自由随意，二是从发表评论上看，也很难找到处在核心位置的发言者。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位记录员观察到的部队收看春晚时的“秩序”——当指导员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起立而不管电视上正在放些什么。
由此可见，央视春晚自始至终贯穿的“家”的想象，与现实家庭的收看场景并不能对接。央视春晚表现的“家”是团圆美满，也是高度秩序化的，而屏幕之下的家庭观看场景却是离散的，去中心化的。而对于央视春晚的观看实践就是在这样一种现实的语境下展开。
二、“所指”的虚化 （家庭观看实践中的解读策略）
观察发现，被很多分析所揭示的春晚的“意义”在实际的收看环境中并没有被接纳。分析者，也许也是文本的创作者所假定的“所指”似乎并没有显现。几种家庭收看中最为常见的观看策略轻而易举就消解了一个想象的、厚重的“所指”。
（一）能指狂欢。这是家庭观看过程中最常见的话题点，也就是对演员外形、服饰、演技等“外在”的东西更感兴趣，无视节目的内容。比如几乎没有人关注章子怡那首精心制作的满是“花”的《天女散花》到底在唱些什么，反倒是对她的巨大的裙子、脸蛋、妆容、身材、嗓音、唱功饶有兴趣。如果说章子怡这个节目的“能指”太过强大，必然会吸引大家的注意。那么在一些明显要求观众更在意其“所指”的节目中，不少观众也“顽强地”拒绝进入故事之中。有一些观察员发现他们的妈妈看春晚一点也不“认真”，她们尽看些“外面的东西”，比如一位观察员的母亲在看春晚时不时提醒女儿某演员的发型，另一位母亲则在看军嫂上岛的时候和儿子讨论起男演员的海魂衫。央视春晚是一个能指极为丰富的文本，从布景、舞美、明星、包装、演技、音色，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更何况一些节目明显就是把能指置于突出的地位如《激情爬杆》、《花式篮球》，这些在形成能指狂欢的同时，也把“所指”推到了较远的位置。
（二）通向新“所指”。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春晚文本的能指会进入个人记忆、经历和观点，从而在一个个性化的情景中，迅速而随意地建立起通向新“所指”的连接。例如，对临时准备却又十分重要的诗歌朗诵《温暖2008》，大部分观众对众多明星的汇集一堂感到惊喜，他们热衷于“辨认”某明星的名字，演过什么影视作品，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会因为辨认出“和绅”、“徐文强”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能与家人分享交流自己的观看经历。有的则能由此联系出更多的话题，例如有一个家庭在父亲辨认出扮演和绅的王刚后，迅速在家里掀起了一个讨论演员偶像派与实力派问题的小热潮。《温暖2008》宣传片里闪过国家领导人的镜头，一位父亲马上询问李克强是不是儿子所在大学的校友。当然也有符合既定“所指”的联系，例如一个河南农村家庭在观看了《天地交响》中嫦娥一号拍摄的月球图片和航天员的亮相后，全家热烈地讨论起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来。但更多的联系是通向新的“所指”，而这些细小、随意的联系，往往是置那个被期待的宏大的“所指”于不顾的。
（三）“断裂”的快感。一个容量庞大的文本，难免会有一些内在的断裂。观众对这些“断裂”处决不客气，阅读这些文本“断裂”本身就带有了解构文本内在神圣性 的快感。例如，黄晓明在关于雪灾的诗歌朗诵时突然忘词，这让不少观众一怔，并哈哈一笑。正如一位母亲笑
着和她的女儿说，“妈呀，忘词了”。这一镜头也在后来的亲友聚会中被提及。同样被敏锐地辨认出来的还有花式篮球中的慢镜头和章子怡演唱时的口型。当然，不少家庭并没有辨认出这些断裂，但辨认出断裂的家庭即便是批评却都带着一丝兴奋和愉悦。就像一位观察者记录的，春晚开始前，她的两位表哥一边贴春联，一边愉快地说，“今年的主持人可别再像去年似的，搞黑色三分钟啊”。愉快地看待这些“糟糕”的地方，正是在消解那个神圣文本的一致性。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观看策略，如次民族主义认同等，因为时间关系不再赘述。
三、现代“火塘”
上述这些家庭观看春晚的策略，实际上是远离期待中的“所指”的。当然，不能说期待中的所指完全落空，但至少在现实的语境中它已被大大地虚化了。家庭观看春晚，更多地是在享受能指，通过能指建立与新的所指的连接。80年代的春晚，人们普遍反映更好，正是因为80年代的春晚能指对观众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从而能轻松地吸引观众。正如有些观众在深访中谈到的，过去看春晚能几个小时“不动地方”。而现在在春晚观看中，频繁地“离场”、对文本“断裂”处的敏感都说明观看者从春晚的能指中获得的快乐在下降，这种变化招徕了不少批评和抱怨。但是，一边骂春晚，一边期待春晚的情况说明，现在的春晚并非没有价值。只不过，春晚在家庭观看中从过去的实实在在的观看的中心转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中心。这种象征性表现在：
（一）春晚喜庆丰富的能指构成家人在除夕夜相聚的背景。在观察中发现，大部分家庭的收看是不“认真”的，但是围拢在电视旁聊天或吃饭，间断地看看春晚，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来了温馨的感受。例如，一个北京的家庭在外面吃完了年夜饭后急忙赶回去看春晚，没多一会，家人就开始抱怨不好看，没意思。家中的奶奶说，其实也不是为了看春晚，就图大家团在一起坐坐，热闹热闹。春晚好比是一个现代的“火塘”，人们可以不去关注火塘本身，但是围拢在火塘边的交流不仅可以享受到“火塘”的温暖明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火塘边的相聚带来了快乐，尤其是当相聚很难得的时候。
（二）不仅作为背景，春晚还能给相聚在一起的人们提供很多交流的话题。观察中发现，观看者给春晚能指赋予新的所指，往往引发了家庭内部的交流与分享。例如，在春晚出现的年轻的演员往往会引起家中老辈人和年轻一代的交流。有的老人会发出“噢，他就是周杰伦”的评价，后辈则介绍明星的背景给老人听。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老歌联唱等节目中。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伴随着家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因此发现观看春晚人数较多的家庭，观看中交流较多的，即便讨论的话题可能完全解构了春晚期待中的意义，但整体的气氛仍然较愉悦。而那些成员不多，还有家庭成员离场的家庭，因为没有或很少形成交流，所以往往到最后会产生一种无聊和怅然的感受。
在南方一些家庭中，春晚并不是除夕夜唯一的“火塘”。麻将桌、牌桌同样扮演了这个角色。一位湖南的观察者记录，几乎家家过年都打牌，电视就一直开着，但没人关注，只是偶尔地看上一两眼。打牌带来的快乐不仅是游戏性的，而且也同样提供了一个相聚、交流的平台。“春晚”则成为背景音乐，或是成为另一些不打牌的家庭成员相聚的“火塘”。从某种意义上说，春晚确实增加了家的温馨和凝聚。08年春晚观看调查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部分家庭因为罕见的大雪而停电，度过了一个没有春晚的除夕。例如，江西某镇在除夕前供电
局领导特别讲话，要大家省点电，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看上春晚。但实际上除夕夜该镇还是没有供电。因为没有电，大家早早吃完就睡了。此后，观察者经常听到小镇居民的感慨：“唉，可惜连春晚都看不到！一点不像过年。”这种遗憾是因为没能在特定的时候体会全家人相聚在火塘的归属、认同和温馨的感受。
四、暧昧的勾连
观察员中有一个韩国留学生，他的家庭已经移民中国多年，但仍保留了韩国自己的文化。除夕这一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在教堂参加慈善活动。他们从来没有要收看春晚的意识。今年，在观察者的恳求下，家庭成员勉强观看了春晚（只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而且对节目的形态很不能理解。例如，看到《温暖2008》时，母亲认为现在怎么还会有“诗歌朗诵”这种古老的形式，对这种直白的方式表示惊讶和难以接受。这个例子提供了一个对中国家庭观看的对比。尽管不乏批评，但大部分中国家庭能够“理解”春晚文本的高度意识形态性。无论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实的观看——离散、非中心化的观看环境，还是灵活的解读方式，又使中国观众远离了那个意识形态中心，获得关于“家”的温馨和快乐。因此，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暧昧的勾连——接受者理解甚至尊重传播者的意图，但是在现实的观看中又通过自己的解读获得远离那个意图的快乐。这种勾连，有它的稳定性，而年年骂年年看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发言内容为作者参与的潘忠党、陈韬文主持的春晚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欢迎批评。由于研究尚在进行中，此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转载、引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