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为什么不能再中国变成现实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在这三大思潮中，激进主义以其昂扬的气势、痛快彻底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英雄主义的精神感召力量，赢得了最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历史遗产格外丰厚的中国，保守主义也天然地拥有比较宽广的社会基础，博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惟独自由主义，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几万万中国民众的“悲惨经验之间几乎存在着无限的差距”，因而与广大民众相疏远、相隔膜，虽然开出了花，但却结不了果。本文作者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来源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政治气候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作了宏观扫描，有助于读者比较清晰地了解这一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又未能“结果”的社会思潮。
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并为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自由主义，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理论遗产和思想教训。回顾这一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的生命历程，并探讨其中的原因，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任务。
一、变异的思想种子
就自由主义的运行而论，同样是思想引领社会运动。只不过在西方是社会运动孕育思想，思想反哺社会；而在近代中国则是社会运动寻找思想，思想干预社会。孕育，则生命机理自然流畅；寻找，则带有强烈的功用方面的考虑，无暇也无须顾及理论的圆熟与平允。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落入中国大地之初，其品质和基因就与原产地的正宗母本不相一致，正所谓“橘逾淮而为枳”。
二、贫瘠的社会土壤
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生机勃勃的、与社会生产方式血肉一体的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仅仅是数量极少的、与社会生产方式基本隔离的精英知识分子。这些人一般拥有良好的西方现代教育背景，留学欧美，但与本国的社会经济运动格格不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背景是由古希腊文明延续而来的民主传统、竞争观念和个体价值原则，而中国自由主义所面对、要改变的则是数千年来大一统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伦理系统所养成的民众的帝王情结、中庸意识和家族本位观念。
在欧洲，自由主义是中产阶级向封建贵族、王室及基督教神权争取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利的历史运动的自然产物。无论是萌芽破土，还是大树参天，它那生命的根系都扎入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与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壮大和政治要求的拓展休戚相关。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牢固根基和旺盛活力。与之相较，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所植根的土壤，近乎一片荒漠。20世纪初年直到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举步维艰。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官僚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产阶级实力的扩张。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有可以放心依靠、凭借的物质供给和精神供给之源，这是最根本的缘由。
三、不宜的政治气候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尖锐剧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路艰难而曲折。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没有力量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激进主义恰逢其时，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军事对垒、唇枪舌剑的文化交锋是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和主流形态。在这样的气候下，
温文尔雅、理性至上的自由主义，自然得不到现实的青睐，只能落得个孤芳自赏的下场，甚至比这更糟。
“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在活泼的舆论环境下，“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自由主义得到短暂的“自由”抒发的宽松条件。但是，1927年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确立，意味着自由主义“黄金岁月”的终结。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爆发，万众一心，举全国之力抵御外辱是最大政治主题。“不信狄克推多制的”胡适，也暂时放弃了自由主义思想斗士的身份，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这一时段自由主义低落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进入了这个痛苦的战争、政治萎缩、内战与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胡适所持有的那种认为改变历史进程的最终力量是理性和理性的人的宁静信念，也存在不下去了。”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进入政治、军事的全面决战阶段。一方负隅顽抗，一方志在必得。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潮流演至顶峰。自由主义者却误以为自己一展身手的时机来临。民盟等自由主义政党“误读”了美国的用心，勉力鼓吹“第三条道路”，精神亢奋。胡适更是异想天开，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痛下决心，放弃武力”。精明睿智如胡适者，竟然提出如此不着边际的“建议”，只能表明自由主义者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气候的规律和趋势，缺乏起码的认识水平和感知能力。从这一点看，徐志摩当年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正是自由主义政治盲点和思想短路的绝妙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