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酒 同 步
关于酒
酒，用粮食或水果发酵而成的一种饮料。谁是酿酒的发明者有着多个版本。传说最早酿酒的是远古时代人类始祖伏羲氏，也有传说杜康是酿酒的发明者。有记载的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卜辞有“鬯（chang）其酒”之句，“鬯”是商代用黑黍酿造的好酒。究竟谁是酿酒的发明者似乎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酒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临淄战国墓出土的各种盛酒器、饮酒器也足可以证明酒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悠悠酒韵。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最高境界。
对酒的褒贬，历来众口不一。有人说酒是圣物。酒的醇香沁人心脾，不喝酒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威猛的烈酒最容易使人陶醉；入口绵软，回味悠长的酒同样不失为美酒。如此说来，人们把好的诗文比作美酒并不无道理。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节日庆典，亲朋相聚，有助于加深感情，增进友谊。举着酒杯，最能够把祝福祝愿抒发尽兴。临战之前，激励将士，凯旋归来，设宴庆功，同样需要酒。按医家言，适度饮酒有益于健康。酒创造历史与浪漫，历代文人墨客、贤达志士对酒的吟颂简直数不胜数，李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贾至“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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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还有，假如把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中有关酒的章节统统去掉，那将少了许多精彩，根本不可能成为四大名著。
再试想，社会发展到今天，请客送礼，商贸洽谈，婚丧嫁娶，宴会宾朋，假如没有酒，又会何等清冷！
对酒的褒扬肯定，很难一一说明，倒是外国友人总结的《酒有十德》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便于接受：“百药之首，延年益寿，旅途作伴，御寒代衣，馈赠佳品，解忧消愁，结交贵人，解除疲劳，万人同乐，独居之友”。细想，也确是那么回事。
也有人视酒为万恶之源。“酒色财气”，把酒列为人生“四戒”之首。有史以来沉溺于酒色，因酒致祸杀人的无道昏君不在少数；酗酒闹事，酿成人间悲剧，遗恨终生者更是不胜枚举；酒后无德，丑态百出，“说错话，进错门，上错床”的也同样有例在先。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已经为民众的酗酒问题而深感困扰。以慢性病来说，高血压、糖尿病与酗酒引发的身心疾病，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求诊原因。就我们国家来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已成为无法根治的沉疴痼疾和党政干部腐败落马的诱因。酒色之徒，此其谓也。
在红太阳升起的韶山冲，有毛氏家戒《酗酒》一章：“世上是非，多起于酒。加以贪杯，愈丧所守。乱语胡言，得罪亲友。甚至醉时，胆大如斗。酗酒放风，裂肤碎首。醒后问之，十忘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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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何如节饮，免致献丑。”这种规劝比较中肯、更富有人情味，且道出了酒的罪过，不象有人说酒：“酒啊，看起来象水，喝到嘴里辣嘴，喝到肚里闹鬼，走起路来绊腿，半夜起来找水，早上醒来后悔。”这无疑是亲身体验，却过于轻描淡写。
说酒论酒，古已有之。但酒的功过是非至今难以定论。愚以为主要在于正确的饮酒态度。孔子无愧万世师表，“中庸之道合理”。孔子对酒的态度令人信服：“为酒无量，不及乱。”喝酒多少不要紧，以不喝醉为标准，不要酒后失态。“不为酒困”，饮酒同乐，要适可而止，不要在酒上纠缠不休。不仅这些，《论语》中还定了更细的规矩，“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一乡人共同聚会饮酒，老人先出来，其他人才出来。这样的规矩，也只有在不喝醉的情况下才能恪守而不逾规。
适量饮酒本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不一定非要表现“但知人间有酒，不知酒能醉人”的豪气和一醉方休的精神。白居易有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天气，独自一人也好，三两挚友也罢，小酌几杯是何等惬意！相比之下，“一日三餐酒当水，三拳两胜定输赢”反倒没了意思。
酒的初级阶段
对于我来说，以酒为题，大发议论，多为纸上谈兵。因为对酒的理解和接触，不深不透，只能算作皮毛。记忆中，祖父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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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节俭，终年为生活所累，攒钱也是为臵田地、开油坊，从不在家中设场喝酒。听别人说，有人婚丧嫁娶，爷爷、父亲同样滴酒不沾。那时村上似乎也很少有人喝酒，只有村东头一个姓宋的老汉除外，这人是个终身未娶的光棍汉，妹妹、妹夫在外工作，时常接济他一些零花钱，一旦有了钱，便好喝两盅，只是一喝就醉，醉了便骂街，说些不三不
四、很不上讲的话，我们一群小孩子躲在一旁偷听偷看，起初感到好玩，稍稍懂事便觉得可怜。
我第一次喝酒是为了治病。八九岁上患上胃病，且比较严重，三日两头犯。一旦犯了胃病，疼起来碰头打滚，毫无办法。为了止疼，村上有人出偏方，让我“白酒冲枪药”，就是找来子弹，把弹头拧下来，倒出里面的火药，那是些略带蓝色黑乎乎的方块状小东西，用手托了倒进嘴里，赶忙用一杯酒冲下去。除了酒的辣味，再无别的邪味。治疗效果很一般，除了该怎么疼还怎么疼，还感觉晕乎乎的，我知道这是酒的作用。
再次与酒接触，是哥哥结婚的时候。嫂子的两个弟弟送亲人出嫁来到我家，因为年龄差不多，便让我来陪这两位小客人。我既不会喝酒，更不会劝酒，甚至连话怎么说都不知道，坐在一旁发呆。本家大爷见状很不满意的说：“看这孩子，怎么能这样陪客人……”我硬着头皮强喝了半杯，可眼泪马上就跟着下来了，再不管客人喝与不喝。那年我不满十三岁，喝的是散装白酒。
步入青年之后仍然无喝酒的经济条件。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能挣工分的劳力少，母亲有病，长年求医问药，日子过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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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巴，吃穿都成问题，不可能有闲钱喝酒。高中时候，心境用一个“愁”字足可以概括：愁母亲生病，愁一家人吃穿，愁无钱来交学费、书本费……哪象今天的中学生，抽烟、喝酒、进网吧，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毫不心疼。
1971年我成了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除了拿同等劳力的工分，另外每月还有三五块钱的补助。不知是教学精力过于集中，腾不出时间，还是收入微薄、手头拮据的缘故，反正极少凑堆喝酒。记得一次晚饭后我们一块教学的几位年轻教师来到村代销点，谈笑间打起了赌。一位本家兄弟将了我一军：“你若一气喝了这瓶红果酒，钱由我出上！”红果酒产自淄川，每瓶七角八分，酒精度好象是18度，心想区区一瓶红酒，喝下去料也无妨，激将之下，我决心一赌。随手接过别人递上的白碗，开瓶倒上，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下去。起初还凉丝丝，甜滋滋的，一会儿便感到不对劲儿，刚跑回家便全吐了上来，苦不堪言，最后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现在回想，实在说不出算的什么帐。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喝酒，也是第一次醉酒。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自己不是盛酒的家伙。
再后来我被调到林家联中教学，这期间接触到了几个喜欢喝酒的。一个是校长，经常与联合办学的几个村打交道，喝酒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校办工厂的邢师傅，会白铁手艺，钱来得还算容易，隔三差五在家设场喝几杯，有时邀我一块参加。还有一个是学校食堂做饭的郝师傅，常喝，但酒量很稀松，喝了酒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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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说的都是很上口的大实话，比如“墙上画狗不咬人，蒜臼子和面当不了盆”、“黄连苦，黄连苦，人穷更比黄连苦”、“天上星多月亮少，借钱欢喜还钱恼”……开始，老师们都以为是喝多了顺嘴说出来的酒话，后来才悟出，很大程度上是“话里有话”、“借酒说事”。象“借钱欢喜还钱恼”，分明是讨要老师们所欠的伙食费了。
1978年秋，民办教师转正后我被调到临淄四中，教高中语文，任班主任，送毕业班。当时就有学生家长请校长喝酒，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带上酒菜来学校。校长高了兴，也让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参加。因此便多了些喝酒的机会，但通常是白天上课，晚上有自习，还要备课、批改作业，从不敢多喝酒。仅有一次恶作剧式的喝酒例外：那是春节后开学不几天的一个晚上，学生上了自习课，我跟同办公室的董老师出来抬水。抬上水路过宿舍时，我说：“从家里带来了一瓶白酒，还有炸肉之类的东西，进去坐一坐吧！”进了宿舍，我拿出炸肉，打开一块一毛钱一瓶的“益都串香”，平均倒在了两个玻璃杯里，没用几分钟便干了出来。接着抬着水桶回了办公室。酒是偷着喝了，脸却不由自主地红起来，只好提前回了宿舍。还好，这次没有吐酒。
酒的兴盛时期
我真正学会喝酒是离开学校，进了机关。
1986年8月我被调往区委宣传部。先是在办公室，很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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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新闻科，负责通讯报道工作，经常陪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采访。开始我不喝酒，也很少说话。领导见状，便不再让我作陪，发出的稿件，也就不再有我的名字。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失落感。我明显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学会喝酒。结果一试，也就那么回事，除了红脸之外，并无多大不适。我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先是几小杯，后来二三两，直到动动七八两。有次去孙娄镇参加一项活动，情急之下竟然喝了一斤多，然后骑着自行车，平平稳稳地回了20里以外的农村老家。从此以后，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后来干了新闻科长，再后来又干了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酒量与日俱增。在陪客人喝酒的过程中还学习和创新了一些劝酒的技巧和辞令。有时喝起酒来近似撒野，三两三的酒杯，一口一杯，并且直接倒进了腔子里，往往使客人目瞪口呆，称之为绝技。客人喝不下便伸长脖子，瞪着牛眼说：“不喝给我倒了眼里！”活脱脱一副无赖嘴脸，平素的斯文气荡然无存。当然，这种情形在陪上级领导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
1994年5月，组织安排我到区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科员，主要分管文字工作。意味着要跟区长们朝夕相处，这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慌。我决心在酒的问题上“改邪归正”，重塑个人形象。好心的朋友们也一再劝告：“与政府领导打交道多了，可不能整天喝得脸红红的。”起初也确实小心谨慎，后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政府办公室接待更多，跟领导出席作陪，见平时不喝酒的领导有时也不得不喝，并且十分投入，作为服务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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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公室主任们，在酒桌上“献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区政府办公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写作之前，分管文字的主任总要带着综合信息科的同志们去外地考察一番。我曾带同志们先后去过胶东沿海和江苏连云港等地。去外地一般都是当地的政府办公室负责接待，交谈之后，无一例外的是酒桌上相见。“天下办公室是一家”是最好的措辞，坐到一起是客人也是主人，直到喝得东倒西歪，两败俱伤。各地接待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水平，那档次，不只干教师十
五、六年没见过，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八年也并不多见。
1989年2月调任区文化旅游局局长、党委书记后，作为部门一把手开始独当一面。群众文化、文化市场、文物保护和旅游这几块业务，注定了要跟社会上各色人等打交道。只要上边来人，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得出面，有时还要拖上区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就象有人戏说的“上边来只兔子也要当狗接待”那样。接待成功与否的焦点在于酒桌上的气氛，而气氛如何则全在于喝酒的多少。
原先的文化旅游局在各部门、个单位中属于弱势群体，动辄就要求人。请客招待、表示意思是平常不过的事。由着个人的脾气性格，“不为五斗米折腰”，将会一事无成。坐下来，除了违心的说些感谢的话，发泄的主要方式就是劝人喝酒，你喝，我喝，咱都喝，灌倒一个是一个。请不要误会，朋友来了绝对以诚相待，“舍命陪君子”。常用语是“你随便，我干了”，力求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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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事，我和局里的同志曾经去北京请过客。见客人说话实在、喝酒痛快，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这种场合一般会超水平发挥，即使醉了，心里也感到高兴。
基层部门接待外国友人的机会不多，不过几次接待日本客人却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2004年12月，中井一夫、梅原章一等四位日本学者来临淄进行考古研究。当时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内容是描述日寇残害中国劳工的事，看后令人心理极度压抑。这个时候跟日本人坐在一起喝酒，很有些泄愤的意思，全然不顾区领导们同意与否，一连几大杯，直到喝得这几个上了年纪的日本学者晃晃悠悠，说不出话来。实际上，来人既不是剧中的“岗田”，也不是心狠手辣的“山花”。事后细想，这种偏激的做法，确实欠妥。
还有一次是2007年春节前，齐都临淄汉代铸造业国际研讨会召开，有十多名日本学者参加。在欢迎宴会上，同清水康
二、川村佳男等坐在同一个桌上。白酒、红酒、啤酒一齐来，语言不通便打手势，在友好的气氛中喝酒不少。那个叫做清水康二的学者第二天参观的时候没有露面，据说醉了整整一天。当时只是觉得好玩。
2007年3月我已从区文化局提前离岗。从不喝酒到喝酒，从少喝酒到近似酗酒，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喝酒告一段落，所庆幸的是身体尚无大碍。在这期间，我目睹了喝酒档次越来越高，喝酒的人越来越多。细加分析，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何尝不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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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一种发展与进步？众所周知，吃喝消费需要有钱，假若社会不发展，生活都困难，那还谈什么喝酒，恐怕只有喝西北风的份。 说酒、论酒、喝酒，酒的功过是非仍旧搞不清楚。依我看，还是留与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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