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待人的胸怀
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还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则立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
周恩来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我们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这件事对外事工作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人至今难忘。
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压迫的苦难。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深深懂得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和主权。这就是新中国坚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的深厚思想理论基础。说话算数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他曾经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这是他自己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遵循的格言。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就朝鲜战争问题向他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命令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这样，中国人民言出必行，被迫奋起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
我国过去曾经欠了苏联一笔外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火而形成的债务。对此，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既然欠了债，就一定要讲信用，就一定要还。即使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还债。到1964年12月，周恩来宣布，“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周恩来的这一宣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说话算数，已经给许多国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严肃的作风，维护了我们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实事求是的精神
外交活动的严肃性，不仅要求我们要说话算数，而且也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处理问题。而周恩来也是实事求是办外交的模范。
让我们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看看周恩来的求实精神。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分析
了搜集到的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他又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加以研究。可以想像，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花费了他多少精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并且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他一定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或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们的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力求挽回对外的不良影响，维护我国对外政策的严肃性。1967年8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煽动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多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被烧坏的房屋修好后，周恩来特意接见英国代办，对他们搬回去表示庆贺，并且指出，代办处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得知后都一一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周恩来还最讨厌弄虚作假。当他知道有关部门曾在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专门布置一些青少年打扮起来装作在那里游览时，他当着外宾的面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
对于苏联领导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周恩来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明词里应该提到运用了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经验。
周恩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的国际交往中，形成了新中国独创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广交朋友的态度
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人民。周恩来最善于打破各种隔阂，广泛结交朋友。他总是强调，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增加往来，才能发展友好关系。思想一致的，也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友好交往，才能增进友谊，否则还会有隔膜。思想不尽相同的，或者一时不理解我们的，更是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往来，才能彼此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即使暂时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注意同那里的人民开展友好往来，认为这将会促进官方友好关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一生为中国人民结交朋友之多，是难以数计的。
周恩来把广泛结交各国的朋友当做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把来访的各界外宾称为“送上门来的老师”。为了不放过求教的机会，他可以放下其他工作，挤出时间来同外宾长谈，有时从午夜谈到凌晨。他认为这种谈话对他是“很好的学习班”。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但是，我们从不忘记曾经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饮水不忘掘井人”，对长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老朋友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周恩来远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识的一些美国朋友，到70年代中美关系打开后，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提到他们。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卫士长的美国人马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访华。周恩来在访华外宾的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宇，立即接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生前最后几次会见的外宾中，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还念念不忘在万隆会议时结识的老朋友们，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代为问候。
周恩来曾把他1956年底至1957年初的亚欧11国之行的目的，概括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和寻求和平”。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风格。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盛赞他的高尚品德，同时指出，世界主要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示外交工作者，要不断地总结外交工作，把我们的经验科学化、系统化，使它成为一门学问。他号召外交工作者研究外国的有关著作，同时强调地指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实际上，周恩来创造性的外交实践，就是新中国外交学的一部辉煌巨著。（作者：许怀熔 作者单位：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