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
1998年，我受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先生的委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负责筹建微软中国研究院。同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宣布成立，迄今已整整一年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不仅使微软中国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且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现在，全院员工正充满信心的向既定的目标迈进：在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一流、亚洲最高水准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
比尔·盖茨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微软研究院的工作。在他的支持下，研究院的成长非常迅速。从1991年成立到今天，研究院已从最初的1个人发展壮大为拥有450位研究人员的世界知名的基础研究机构。 微软分布在全球的四个研究院都是通过我的老板 – 负责微软研究院事务的雷斯特博士直接向比尔汇报。这在整个公司中独一无二。
在微软，能向比尔·盖茨直接做汇报被看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因为紧张的工作日程使他没有时间与每一位主管面谈，也无法过问公司每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对于研究课题，尽管他情有独钟，但每年也只能考察其中的八到十个主要项目。而即便是对于这些项目，他通常也只会在项目开展两年以后，到项目有突破性进展时再听取汇报。
因此当得知我们将有机会直接向比尔作述职报告时，我深知这对于我和微软中国研究院都至关重要。我必须全力以赴。
比尔对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关心
比尔是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倡导者。自1990年以来，他先后6次来中国访问，深刻体会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最终促成微软在北京开设了其在海外的第二家基础研究机构。
研究院成立之后，他一直通过不同途径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在一次公司全体会议上，比尔向在场的三万名员工特别提到，“我们在北京设有一家研究院，它的研究开展的非常好。” 在另一个高层战略会议上，比尔自豪地告诉其他高级主管，“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上个月，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专为比尔制定微软战略的高级副总裁Craig Mundie的电子邮件。Craig说比尔要求他尽快来微软中国研究院看看，因为比尔已从各方面听到了中国研究院的出色表现。所以微软的战略必须融进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情况。
以上所有的情形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一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日理万机的工作状况下， 仍然尽力在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这使我深信公司和研究院的未来将无限光明。
我将全力以赴
我对这次汇报的准备十分认真，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到公司总体的研究策略。国庆休假期间，除了十月一日参加国庆观礼外，我利用余下的几天时间撰写了汇报的第一稿。同时，我与美国雷德蒙研究院的同事也通了多次电话，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建议:
从一个项目说起，说明该项目面临的挑战及它对微软的重要性。
· 详述我们工作的创新性 （与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同，比尔了解几乎所有的技术细节。当然，不能太细化，因为比尔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 随时准备回答比尔提出的“尖锐”问题。
· 因为比尔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你别想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蒙混过关。
· 当然，比尔对研究工作非常支持，他会抱着对我们工作的高度信任而来，除非我们自己证明我们不配这样的信任。
我还准备了会上需发放的材料：讲稿、背景资料、剪报、报章评述和我们的研究成果清单。
我有一小时的时间向比尔作汇报。我想讲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现状和工作进展；第二，我们在寻求更好的计算机中文输入方面所做的工作。
1999年10月18日，我同从北京来的其他6位研究员，来到赫赫有名的“比尔湖”旁8号楼的董事厅，向比尔·盖茨作汇报。
我的汇报
关于研究院的发展、建设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我向比尔介绍了我们的6“p”策略。这6个“p”分别是研究人才（people）、合作项目（programs）、学术著作（publications）、发明专利（patents）、技术原型（prototypes）和技术转移 （prodUCt impact）。
比尔对这一节的介绍很感兴趣，在我已进入其他主题时，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我提供的有关人才方面的背景材料。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比尔对人才的爱惜，这确实是微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在介绍过程中，比尔问道：“尽管我们想从中国的大学招到最好的人才，但与各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我们也同等重要。你们是怎样平衡两者间的关系的呢？” 借此机会我向他介绍了我们与国内各高校和学术机构进行的有关合作。如软件捐赠计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订的联合基金协议、今年六月举行的“21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访问研究员计划以及暑期短期学生实习计划等。比尔认真地做着笔记。特别是在谈到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时，负责微软研究院事务的副总裁雷斯特博士评论到，“很遗憾其他国家没有象中国这样开明的基金委领导。” 我感到我们向比尔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变的又一生动的例证。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人员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留在中国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招聘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比尔还详细地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户口。我一面惊讶于比尔对中国的了解，一面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想要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改革开放已使人们能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告诉比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28篇论文，并将出版第一本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论文集。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在国际及本地学术会议上作了11个主题演讲，计划提交49项专利申请。比尔十分仔细地听着，并详细地做了笔记。
接着，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 - 技术原型。我向比尔阐述了其在基础研究中的诸多重要性。我认为技术原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将前沿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产品，造福普通百姓。这方面，微软中国研究院凌小宁博士带领的软件开发小组所从事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们的方法是，以COM架构为基础设计所有的技术原型。研究人员只需侧重于有关研究方面的各项问题，并用COM模块实现他们的研究算法。开发小组与研究员一起清晰地定义这些模块的ApI，负责解决有关用户界面和系统方面的问题，并将有关的COM模块用系统的方法集成起来。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1) 它使研究人员只需做他们最擅长做的研究，而不是开发； (2) 它提供了清晰的ApI，使不同的研究小组可以协同工作； (3) 它使未来的原型开发和产品转化变得更加容易。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拿出来放在自己一边，并特别做了笔记。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外企，雇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
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问道：“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 (MS Audio)，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他特别询问了北京与美国雷德蒙研究院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情况，并特别强调，美国总部应该充分利用北京研究院在多媒体人才方面的优势，主动去克服距离所造成的不便。他认为整个公司应该有一个总体地利用各种多媒体技术的规划，并希望北京能够以其在多媒体人才方面的优势，使公司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在汇报过程中，我向他详述了我们为改进输入而在语言模型、用户界面和语音识别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当我谈到拼音输入的自动纠正时，他马上问道：“为什麽我们不能用语音技术搜集数据，并对打字错误建模？” 而这个方法，正是我讲稿的下一页要提出的新算法！由于这方面的汇报涉及到许多产品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尔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得出来，他对中文输入十分感兴趣。
我还向他谈到应该寻求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彻底改进计算机和信息家电的用户界面，最大程度地体现人类自然语言的发展。
比尔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他深刻地理解世界不断变化的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穷商机。在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兼容和获取利润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他深刻地理解到要作出好的研究，我们的双手不能被现有的方法所束缚，我们必须有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自由。当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类似的研究大约需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对主流市场产生影响时，他看起来非常有耐心。
我告诉比尔，由于我们刚刚起步，现阶段我们离技术转移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已经有10多个产品小组对我们的多项研究成果表示出兴趣，一些技术在三至五年内肯定可以转化为产品。
比尔最后的评价
汇报接近尾声时，雷斯特博士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一小时末准时结束会议，比尔说 “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 45分钟”。 我想我们一定占用了他的午餐时间！
汇报结束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Super Impreive! (太出色了！)” 这句话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总结和最大鼓励。 在我离开会议室时，他亲切地问我，“能够聘用那么多杰出的人才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一定是其乐无穷吧。” 其实，这正是我在微软工作所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