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厅局级领导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研讨班侧记：
“美丽中国”在路上——一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辨论
坛
时间：2013年3月5日 地点：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
论坛主题：“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知与行” 论坛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钱易 清华大学哲学院教授 卢风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严耕 财政部才财科所副所长 苏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陈洪波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
与会者：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厅局级领导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研讨班学员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就在两会召开之际，在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市的省部级、厅局级领导干部近百余人也是济济一堂，就这一主题展开热烈的“知与行”的思辨。
所谓“知”，——用哲学的思辨、文化的心态，理性地思考未来中国生态环境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坐标；
所谓“行”，——用政策的视角、资源的承载，现实地研判当今中国保护环境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路径。
正确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深入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在专家论坛上，各位专家先从哲学和理论的视角，对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清华大学哲学院卢凤教授首先用“文明的冲突”抛出了自己的话题。他说，现在大多数人盼望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能够相融，但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却存在着纠结。“我们希望一边有越来越多的汽车、火车、飞机、公路、铁路、工厂和各种工业消费品，一边又想保住我们的青山绿水，白云蓝天和生物多样性；我们一方面在那里高喊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又在那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阻碍生态文明的建设”。
卢风教授说，建设生态文明，我们有必要修正现代化目标，不能认为现代化就是不断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无限改善。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物质财富的增长肯定是有极限的。虽然社会发展包涵着经济增长，但追求无止境的物质财富增长是和生态学规律一定是相冲突的。
他就此提出“应当走一条非物质经济的发展道路”的思路，比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信息产业、旅游业等等。卢风说，“激励非物质经济的发展，既可以提高人们文化水平，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也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当然，这既需要技术创新，更要有制度创新。要用制度激励人们去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幸福观和生活观，放弃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无止境的追求，促进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发展”，他说。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严耕教授呼应了卢风教授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成果，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解决各种生态危机的途径。
严教授指出，生态文明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发展得到大自然母亲的滋养，也要对大自然予以反哺。要把工业文明的“烟囱“转化为生态文明的“树林”，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要让大自然因为人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具有多样性，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文明才可以发展。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女士则从人类文明史谈了她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她说，生态文明的诞生是一个人和自然发展关系变化额必然结果。人类经过了农耕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这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也都来了，这是工业革命的负产物。
因此，钱易院士提出了“环境伦理观”。她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早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思想基础应当是环境伦理学。
钱院士将“环境伦理学”概括为三条：一是提倡人一定要尊重和善待自然；二是人们要爱护自己，更要爱护全人类；三是发展既要着眼当前，更要思虑未来。她说，环境伦理学其实是与我国古代的伦理学、天人合一论相互结合的。
钱院士说，“自然规律是一个协调规律，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行的”。钱女士还大力赞扬西部一些省市“宁可GDP的增长速度要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生态”的做法，对那些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许多形象工程、标志工程则予以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洪波提出，公正，高效、和谐、人文发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人要理性的，要公正的对待自然。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要抛弃过去低效、粗放，掠夺资源的生产方式，以生态理性为前提，以高效低耗循环科技为手段，以高效资源的利用和环境影响方式从事生产，以绿色节约健康的方式进行生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发展模式。他说，“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和社会形态，应该是包括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应当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
财政科学研究院副所长苏明是国内研究财政方面的专家，近年来更多地研究和思考用财税手段推进环境保护。在论坛上，他细解了我国财政政策促进生态保护的政策力度和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操作思路。
他说，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环境的改善，关键问题还是制度创新，要用体制、机制和政策完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国家在节能减排和环保方面的财税政策框架大体有五个方面。
一是约束性的税收政策。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安排，对企业和社会行为给予约束。比如已经试点的资源税、正在研究额环境税，还有消费税、碳税、房产税等等。苏明建议，现行消费税制度过时了，要根据新情况把新的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像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等高端消费行为要课以重税；再如，中国目前排放二氧化碳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也要针对排放二氧化碳征税。 二是激励政策。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推广、节能服务等等，要通过所得税政策给予扶持。还要有激励性政策鼓励进口环保高端技术设备，对资源性产品逐步退税。
三是财政扶持政策。要加大生态文明方面的支出比重，采用投资补助、政府采购等措施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四是财政体制创新。他说，实行营改增后地方的收入降低了，中央和地方收入比例需要适当调整。要加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要加大中西部地区国家生态建设补偿。
苏明还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更多依靠经济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要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他说，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有规划，但规划不是行政手段；市场准入可能是一种行政手段，但也要更多用经济手段。比如在节能减排过程当中淘汰落后产能如果用行政手段统统关闭，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严耕教授补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关系十分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应用各种有效政策手段，以解决环境保护外部不经济性、生态文明建设额短期性和局限性问题。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一定要科学综合治理
PM2.5，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这是目前媒体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词。这些也自然成为这次专家论坛讨论的热点。
作为国内著名环境问题专家，钱易院士从治理的技术角度，给出了大量非常专业的建设性意见。
她说，近来国内雾霾天气十分严重，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煤炭和化石能源的使用。北京现在有很多城乡接合部还有郊区的农村用煤是用了很多比较低级的取暖装置比较低级，比较差的分散性的采暖设备造成了污染严重。二是汽车尾气造成PM2.5。多数大气方面的专家认为，汽车对于细颗粒的贡献将近30%。三是各家各户厨房、打扫卫生、建筑工地上堆放的建筑材料污染。当然还有气侯因素。
对此，她提出要进行从源头科学地治理。 一是在短期内还不能减少煤炭使用占比情况下，要花很大力气搞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二是要鼓励开采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但对此也要注意可再生能源的生命周期分析。她举例说，“尽管太阳能是绿色的，一点污染都不产生，但太阳能生产的光电板多晶硅有很大污染；现在美国液体乙醇代替汽油做汽车燃料，代替率已达60%，二氧化碳量排放少，但中国也不能学，因为乙醇是靠玉米生产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拿这个我们中国的粮食怎么办，我们要保护耕地，所以，中国要多发展像沼气池”。
钱院士语重心长地告诫，“像雾霾天气的控制一定要在源头控制，而源头控制的办法不是简单消减这个，提倡那个，煤、太阳能等都要搞绿色生产，都要防止负的外部性。
财政专家苏明则从经济角度指出了政策治理思路。
苏明指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要综合考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四方面都应该承担的职责，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拿钱”进行制度安排，要加快推进环境税和资源税，使企业和个人承担相应的成本，政府要拿出专项资金和政策，形成激励约束机制。
钱易院士、严耕教授、陈洪波研究员还分别就地下水污染治理、气候问题、农业生态建设等大家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专业而独到的思路，与在场听众进行了宽广的知识分享。
三个多小时的专家论坛，一环套一环，知识在接力，研讨兴致不断。 但再好的论坛，也有收尾的时候。
担纲这场论坛主持人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占斌教授简明扼要地做了总结。
他说，“知在认同，行在路上。大家用一上午时间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很好的讨论，美丽中国建设是任重道远。话题无穷尽，期盼再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