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半月谈《半月评论》
第2期：叩问土地
过去人们常讲：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农村。今天我们要说：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当下中国。 土地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多少问题在生成，多少力量在博弈，多少歧途在伸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希望。而时下许多地方的“统筹”恰恰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夺。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土地的快速升值，也给农民带来了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难逢机遇。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却在违背农民意愿，以种种堂皇的名义，公然动用行政强制力量，攫取农民的财产收益，剥夺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牺牲农民的未来生计和发展空间。“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强迫农民以放弃自己的土地权利为代价，来换取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本应全部返还当地农民，试点时却大多被弃置一边；拆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常常是对农民一场可怕的掠夺。
转变发展方式，是突破资源瓶颈的路径。我们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污染和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恶化的倒逼、挤压中，开始重视起能耗问题。但是，在许多城市工业项目已经难于落地和农村18亿亩耕地红线屡遭撞击的困扰中，为什么看不到与能耗同样紧迫的地耗问题呢？在摊饼式的城市扩张中，在运动式的空城制造中，粗放型、浪费型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不去从集约式土地开发中寻找新的空间和出路？ 抑制贫富分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点。中国的暴富神话和返贫故事，往往都围绕土地而发生，而展开，而进入高潮。随着房价暴涨，少部分人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无房户们则会被轻易甩出财富积累的大门。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权贵资本膨胀、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有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维护社会稳定，是营造和谐生活的前提。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是征地拆迁，城市民生的焦点是住有所居，背后都是土地问题。看一看全国每年由此滋生了多少社会冲突？甚至引发流血自焚。以农民工、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正在城市大山般的房价压力下，艰难地拼搏着、坚持着，为了眼前那一线奋斗的希冀，头顶那一缕理想的阳光。如果一个个竞相崛起、美轮美奂的城市，放不下这一最有希望人群的最卑微的期求、最单纯的梦想，那对社会、对明天，意味着什么？
政府调控地根，是平抑市场风险的杠杆。但这一杠杆常常是调而不灵，控而不动。如抑制房价泡沫，国务院接连推出新政，甚至是“史上最严”，也一再遭遇市场反弹尴尬，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因为，土地中生成着暴富机制，土地出让金业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土地是民生幸福的一个痛点。中国当下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土地发生的联系，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求解的秘道。
我们像流水一样奢侈地享用、贪婪地透支土地。“但有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那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我们已经过早地遭遇到“成长的痛苦”。“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竟是“缺地”。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向何处落地生根？
在市场化的波诡云谲中，在城市化的呼啸前进中，多元利益主体借助土地的流转和整合，分享着一场财富的盛宴。在2010年的土地市场上，政府获得的出让金总额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这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又收益几何？
土地，对于芸芸众生的意味，不仅是物质的，工具的，而且是精神的，价值的。是土地，给了我们生命丰润的滋养，赋予我们人生幸福的意义。今天，在不少地方轰轰烈烈的拆村运动中，在许多城市一浪一浪的肆意扩张中，土地被折腾，被流失，这是社会最纠结的矛盾，家园在凋敞，在沉沦，这是我们最痛切的悲伤。
土地是深化改革的一个起点。回首沧桑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场重大变革，中国人民的每一次重新出发，几乎都是从土地开始。当下中国，还得把土地问题读懂，还得把人地关系理顺。 最重要的，是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在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诱惑之下，必然导致所有者缺位。应当探索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改变单纯行政化倾向，向市场机制配置稀缺土地转型已是当务之急。农地的流转和入股，农地的征用和补偿，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一些地方通过“地票”交易市场，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纳入城市扩张之中。应当警惕的是，防止变相剥夺农村。
化解土地矛盾中的利益冲突，理顺土地变革中的利益关系，政府应当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这就需要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在改革中形成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达通道和平衡机制，维护大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人们享有体面的生活和人格的尊严。 杞人忧天，我今忧地。
第3期：呵护亲情
春节团聚，人伦亲情的话题不断升温，“摩托妈妈”思子心切千里单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民。
道德进退，家庭伦理的建设渐成热点，“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生动地诠释着人间至爱、草根亲情。
养老修法，传统孝道的规范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人们热烈地争论起儿女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和限制“啃老”的明文规定。
每一个家庭．同一个社会，如何去呵护亲情？这既是生活幸福的召唤，也是国家文明的标识。 家庭日常．是亲情凝聚的摇篮。
在社会的流动和人口的控制中，中国的家庭愈来愈小型化、原子化、空心化。一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家园，在轰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中，在风驰电掣的城市化进程中，也难逃被历史终结的命运。如何去坚守这历史变迁的基石．去凝聚这社会细胞的灵魂？ 节日文化，是亲情滋润的雨露。
快节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节日文化经受着冲击。电视“春晚”的出现，曾经带给人们些许激动。但是，很快就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疲惫和失望，蜕变为商品和广告的狂欢盛宴．，如何去复原传统的节日活力，去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 社会生活，是亲情沐浴的阳光。
市场力量在催生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挑开了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尤其是弱势群体，在贫穷的窘迫中，亲情的向往和表达，甚至成了生活的奢侈和人生的重负。因为金钱，因为遗产，亲人之间可能反目成仇。肆意泛滥的物质欲望，侵蚀着传统深厚的亲情，腐败着人生原初的意义。如何使社会生活的阳光，穿透这重重物欲，带给亲情更多的温暖？
呵护亲情，我们还当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远的关切。 亲情的凝聚，源自家庭的濡染，也承接国家的关怀。
当春节来临，当亲情呼唤，我们如何将踏上归途的千千万万农民工顺利、平安地送回内陆、乡村那一个个温馨的家园？舒适，快捷，穿越梦幻时空的高速列车，帮人们省却了旅途的困顿和漫长的等待。但是，随着普通列车尤其是绿皮列车的纷纷淘汰，高铁票价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农民工在春运选择回家的途径时，开始用脚投票，或徒步长途跋涉，或参加摩托大军，更多地改坐长途汽车挤上普通列车踏上归程。他们在心里很清楚：“有这买高铁车票的钱，够过年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了！”当高铁的时速越来越快、高铁的里程越来越长，我们如何去满足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中国式大迁徙中普通民众的需求？ 亲情的滋养，源自文化的涌流，也有赖经济的润泽。
社会“啃老”话题的兴起，背后是城市房价的连年高涨。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就业是难题，住房是更大的难题，“房奴”是他们的自嘲，“蚁族”是别人的镜像，“胶囊公寓”是他们自谋生存的写照，“逃离北上广”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挤压中无奈的选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相似的境遇。他们宁可在城市的流浪中寻找机会，也不愿回到乡村回到土地，重复父辈们那走不完循环往复的沉闷日月。这些大学生，农民工，要凭一己之力在城里安身立户，何其艰难！可贵的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依然还要向着人生的太阳走去。除了执著自己的奋斗和坚持，除了冀望政府的保障和公平，只有求助于父母。尽管父母已经给了他们人生太多，尽管父母也未必都是富有。
贫穷永远不能湮灭亲情，但贫穷时时可能压抑甚至扭曲亲情。
亲情的生长，源自生活的环境，也热望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制造了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问题。
亿万农民抛家舍业，只身闯进城市的大门。他们是坚韧的，像螺丝钉一样，把自己紧紧地拧进一条条日夜不停的流水线，默默地承受着就业的风险，抗争着资本的贪婪。他们是幸运的，凭借打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把握着生活的希望。同时，因为亲情，他们又是心灵最沉重的社会一群。看一看他们身后的留守老人：饱尝空巢中的孤独，病痛中的无助，抚养孙子孙女的艰辛；留守妇女：上有老下有小都需悉心照料，家务事田间事都当事事亲为，还有感情生活的平衡，社会关系的应对：留守孩子：远离双亲，缺少父母的关爱，尤其是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的断层和缺位，给孩子的知识学习、人格培养造成了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守问题的严重后果，就是乡村老人自杀现象、妇女离婚现象、孩子犯罪现象显著增多。这是中国打工农民家庭最难以承受的悲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最引人注目的疤痕。
如果说留守问题的积累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必然承受的历史性阵痛和代价，那么，留守问题的缓解应该是推动当下中国求解民生、转型和改革三大社会课题的制度进步。
亲情，是人类社会最为朴素、本真、绵长的情感，也是我们当下最应珍惜、呵护、陶冶的情感。 呵护亲情，关爱家庭，就是呵护我们的心灵，就是关爱我们的社会。
2011年半月谈第四期半月评论：改革，当奋然前行
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
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撤村并居”、“占补平衡”、“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
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
2011年半月谈第5期：半月评论 努力创新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为了给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和谐有序安定的环境，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应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而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服务”之中，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理念的创新。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与理想目标是服务不是管理，不是把社会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管理实践表明，稳定不是死气沉沉，秩序不是鸦雀无声。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以城市管理为例。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小商贩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一种就业。为了城市美观和交通秩序需要依法依规对摆摊加以管理，但在实行管理之前首先应该提供服务，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的地方。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探索。
——创新社会管理关键是提高服务水平。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更需要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如何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就要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服务水平了。是否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调解复杂矛盾，有效保障群众权益，直接反映着我们服务水平的高与低。
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通过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动态性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的社会信息，并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综合分析和研判，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切实提高社会预警能力。我们还要从矛盾纠纷多发、有些判决难以定纷止争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统筹化解矛盾纠纷。
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协调，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时可以调解，正当权益可以有效保障。
——创新社会管理根本是夯实公共服务的基础。
社会管理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就管理谈管理。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些年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这种矛盾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社会管理问题。
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和谐就有了坚定的基础。
所以，在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最为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半月谈2011年第06期【半月评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由于推进城镇化任务艰巨而复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要做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任务，也是针对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比如说，目前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的统计中，包含了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产业支撑、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问题。所以，“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观念，少走弯路，逐步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要大力发展
二、三产业，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而相对充足稳定的就业是城镇化的基础.要让农民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最基本的条件是能够就业、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这就要避免盲目的城镇化，不能以为圈了地、建了城区就是城镇化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是非农产业集聚和发展的结果，必须有产业、能就业，使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真正转为非农产业劳动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
第二，做好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统筹，其中首先就是要求做好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推进城镇化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环境、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地扩大城镇的建设规模，不能以为大就是好，不能以为大楼高、马路宽就是城镇化，城镇除经济功能外，还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功能。
第三，要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的体制.除了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藩篱，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城乡间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才可能变得自然。
第四，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教育、看病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在现阶段，还不能急于割断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将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个条件。
第五，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必须认真执行现行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规定，不能以城镇扩张为由去侵占农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探索，但是不能违法侵权。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探索农村非农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途径与机制。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应严格执行政策(国务院2010年47号文)，不能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违反“增减挂钩”具体规定。
第六，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的战略和工作要求，既要克服冒进、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真正促进“三化同步”发展。
努力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
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社会心态问题日渐凸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确实，我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健康的社会心态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良的社会心态则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困扰，甚至拖后腿。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应该说，目前的一些社会心态状况并不能令人乐观。因为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思进取的心态有之，因为看不到成功与进步的可能而放弃进取的心态亦有之;一些富起来的群体、一些有权有势的群体骄横狂妄、肆无忌惮的心态有之，一些弱势群体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的心态亦有之。至于说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件，竟然让偌大的中国一度出现盐“慌”，非理性抢购行为反映的，正是背后浮躁、焦虑、不淡定的虚弱心态。
我们固然可以恨铁不成铜，去指责、去痛惜国民的这种心态，但一定要认识到，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不良社会心态折射出的，是我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来，社会阶层有固化的倾向，赢者通吃、弱者无助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阶层与群体间也存在一些疏离隔阂，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不同阶层相互流动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有变化、能流动的社会才是有希望、有活力的社会。这些年来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可是上大学的“收益”却越来越渺茫，以至于有人提议农民的孩子既然改变不了命运就别再上大学了。这样的提议固然荒谬，也让社会舆论不能接受，但这个提议中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吗?再看我们的一些发展行为。GDP的增速举世皆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可是民众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像经济增长那样快、那样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仅不同步，甚至还呈现负相关态势。一些政府官员津津乐道的是漂亮的数据、看得见的高楼大厦，老百姓牵挂的却是孩子幼儿园的赞助费又涨了，老人在医院的住院费该交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国民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又该如何培育健康的心态?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深知，社会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健康的社会心态不可能仅仅在期望中生长，在口号中形成。消除不健康社会心态滋长的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根本大道。
我们要为奋发进取心态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在大家常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那就要让公平正义的光辉普照社会的每一个地方。公平正义不能仅仅是理论准则，更要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成为真真切切的实践。公平正义的社会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付出就有回报，让奋斗者有收获，消极者受鞭策;让强者有得，弱者亦有获。在这样的社会中，奋发进取自然会成为社会心态的主旋律。
我们要为理性平和心态营造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通过发展民主、建设法治.使得社会公众能有序参与政治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诉求与愿望能在民主的制度下得以实现，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公正解决：违法必须受到惩处，不存在“法外施恩”，不能搞“下不为例”。让“潜规则”不再管用，让“小圈子”不再嚣张，让“我爸是李刚”不再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能理性平和。
我们要为开放包容心态营造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阶层群体多元化是事实，是趋势，但是某一个群体的发展不能以影响其他群体的生存为代价，所有社会群体都要在同一个社会中生存与发展。你可以走你的阳光道，但你至少必须给我留下我可以走的独木桥。我们以住房问题为例。在房地产发展中，如果不能满足老百姓居住的底线要求，又如何让老百姓包容那些逐利的过分欲望?当指责老百姓存在“仇富”心态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深究，一部分人的一些暴富行为是不是已经影响了老百姓的基本生存?
最后需要说的是，社会心态的培育亟待高度重视，但也不能急于求成。紧要的是，我们把社会环境营造好，并附之以科学的导引，使健康的社会心态在我们的社会中生长并形成气候。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呼唤顶层设计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十二五”规划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对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做了总体规划。提出顶层设计的要求，具有战略学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来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重视顶层设计，社会管理和创新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曾经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由于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现成的方案可搬，所以必须坚持试验，逐步探索，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成功道路。但这一思想并不排斥对改革进行总体上的思考、研究和设计，更不排斥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
事实上，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在上下互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先后作出了许多有关改革的重大决定，发布了很多重要文件和方案。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改革方案。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根据新形势、新课题和新特点，进一步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通过顶层设计，可以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使各方面的改革更加稳步、有序地推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形势下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这样一项任务，具有非常鲜明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广泛性
一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政策涉及几乎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都要通过顶层设计精心谋划，必须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切不可有少许大意或疏忽
二是主要的社会政策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没有这种顶层设计，而由各个地方自行其是，不平衡就会非常突出，缩小各种差距的要求就很难实现。
三是社会领域的管理、服务、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花钱。如果没有整体性、系统性的谋划，没有全局和整体的观念，没有比较统
一、统筹兼顾的政策，钱的来源就不好解决，有了钱也不一定能花好。
那么.怎样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顶层设计呢?
中央已经对此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另起炉灶，凭空设想一套所谓的方案。而是要按中央的部署，进一步通过顶层设计加强社会管理以及加强社会体制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注意研究总结以往改革设计的经验教训。30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已经设计过无数的方案，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的经验教训都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走了30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二是为顶层设计提供组织保证。即要把硕层设计的任务分别具体落实到有关机构，原来的国家体改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顶层设计的任务。现在体改委没有了，但顶层设计的任务不能削弱。根据现有机构的职能，有关机构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而且要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防止各行其是或互相扯皮。
三是处理好顶层与下层的关系。顸层设计，还不完全等同于整体设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涉及广阔的领域、广大的地区，方方面面，包罗万象，不可能都靠顶层设计出无所不包的全部方案，顶层设计只是一种总体性、原则性的设计，或者是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设计，起的是导向、示范、引领、规范、提纲挈领、带动全局的作用=所以，它不是取代下层各个方面的设计，而是要把它与各个层面的设计衔接起来.使顶层设计与下层设计构成一体。
四是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规范的关系。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鼓励基层组织和群众敢闯敢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应该鼓励群众和基层组织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不能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限制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探索创新，要继续坚持上下互动，一方面积极鼓励基层创新，一方面及时总结和吸取基层创新的经验，将它们上升为全局的政策举措。
(此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半月谈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社会建设创新论坛暨中国社会建设创新奖推选活动启动仪式上的演讲。) 2011年半月谈第9期半月评论：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
当今社会，稍微年长些的人，都是唱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长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好，社会管理也要好。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值为特征，并且被“资本”异化了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善于管理资本，而且善于管理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也亟待加强和改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然而，发展会打破旧的平衡„，产生新的矛盾;车跑快了难免颠簸，树长大了就要招风。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的时间里都集中表现出来了。
这倒也好，“长痛不如短痛”。但是，不管长痛短痛，处理不好也会“痛”出毛病来。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民收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提升时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人们心理容易失衡的“阵痛期”。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管理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加快发展、更好发展来解决。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一个快速奔跑了30年的巨大经济体送上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无疑需要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更为深刻广泛的变革。“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任务很重。走过这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我们的社会实现了全面小康、建设得更加和谐、管理得更有活力，《社会主义好》就会在世界上唱得更响。
社会问题大都有个累积一突发一扩展一变异一沉淀的过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深入到具体问题中去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改进方法。
首先是社会问题的累积，量的累积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找准社会矛盾容易累积的部位，对症下药，早期化解。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要高度关注、有效化解这一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要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调解并进，发展、稳定统筹。
偶然的小事，星点的火花，或因互不相让迅速升级，或因处置不当激化矛盾，或因当报不报、当断不断贻误时机，小事变成大事，大事酿成乱子。针对突发事件，要加强危机管理，建立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结构完整、功能全面、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
其次是社会问题的扩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总会受到大家关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被高度关注，一旦有事，容易蔓延。信息社会中的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更加速了这一扩展进程。如果说经济管理要注意管好流动性，社会管理就要注意管好扩展性。对互联网，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社会问题的变异和转化，情况就更加复杂。有些社会问题因矛盾性质发生转化.是非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有些社会问题处理不当，非对抗性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一旦发生转化，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最后，社会问题的处理要避免表面化，避免处理不当沉淀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中去。这就要坚持不懈地做好疏导和化解工作，加强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矛盾宜疏不宜堵。
当然，总结经验勿忘基本经验，改进方法不丢基本方法。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始终：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始终：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一定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始终
2011年半月谈第10期【半月评论】: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
很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目前，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显紧迫。
众所周知，经济建设是最重要的，是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新中国成立62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是建设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社会结构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但相比较经济建设而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社会结构还不尽合理。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两者互为基础、相互支撑。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阶段水平，但社会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初期水平，两者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这两个结构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目前很多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要实现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光有建设经济现代化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而且必须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建设社会现代化既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
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现代化(包括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社会保障现代化等等)、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观念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现代化等等。
可见，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建设社会现代化，既要统筹协调好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间的各种关系，也要统筹协调好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关系，使之能够全面、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我认为，社会现代化的建设大致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的现代化建设阶段。这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先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
这个阶段同时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发展。
第二个阶段就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体制现代化的阶段。现行的社会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要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现在看来不搞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动力就会不足。
我们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政策;要通过改革推进新型的城镇化建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要通过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渐进的社会结构。
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到那时我们经济更加发展，社会建设不断进步，社会体制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日益完备，并最终形成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建设社会现代化必将是一个复杂、艰难的长期历史任务。
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的认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加强各项投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加大了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因为历史欠账太多，社会建设亟须更大的投入。今后我们一定要调集各方面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能办大事，能办成大事的优势，争取有更多、更有效的人财物的投入，逐步扭转并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大对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组织投入。
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导向。现在关于社会建设的考评指标已经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同的科学合理的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这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制定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导向。
实践出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必然要经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关于社会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认识，也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必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壮丽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陆学艺)
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
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
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
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
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
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
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
鉴于人才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在选拔人才上必须尊重特点，承认差别，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绝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总之，对待人才我们应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胸怀，网罗众家，博采众长，努力促成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动局面。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四大因素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90岁的生日。中国共产党90华诞，理应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盛典：只有伟大的党，才能团结带领伟大的人民不断前进;只有伟大的人民，才能哺育伟大的党不断发展壮大。
党成立90年的历史，浓缩起来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人民紧紧跟随党不断实现自己利益的奋斗史。无论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贯穿党一切活动的红线。是党，自觉肩负起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
一、从受人欺凌到扬眉吐气的伟大变革，人民从此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是党，领导人民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艰苦不懈地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中华民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尊、自信和自豪。
为什么人服务，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什么样的纲领路线，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识不断深化、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一不是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止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期待没有止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就没有止境。
在90年的奋斗历程特别是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不断顺应人民的新期待，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同时要看到，党和人民都在与时俱进，党和人民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今天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是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今天的人民思想观念更丰富，价值取向更多元，权利意识更高涨，利益诉求更纷繁，工作生活的流动性更大，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改革开放之前、之初相比，同样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社会面临转型，思想观念激荡，各种矛盾交织.国家和民众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速度加快。这三个历史性变量，为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也提出了紧迫任务和严峻挑战。如何更好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推进为人民服务永无止境的伟大实践，在建党90周年的新起点上书写为人民服务新篇章，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极端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新起点上书写为人民服务新篇章，需要深刻把握时代特征，致力于从传统中发展出适应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党群关系。在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关系塑造中，党必须也应当居于主动地位，把握实践主动权。党和人民血肉相连，是基于历史真实的历史结论，那么，在历史场景发生了变化的今天，人民对毫不动摇地坚守根本宗旨的党有什么样的新要求、新期待?人民对与自己发生广泛联系的党员干部又有什么样的新要求、新期待?只有做到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才能使保持发展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大命题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从前，人民对党怀有坚定信仰和深厚感情，是因为那时的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跟党走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利益，才有光明前途;那么，如何使今天的人民对党从历史认同和情感认同，上升为真实利益代表认同和价值主张认同?至关重要的一条，是要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更系统、完整、坚定地体现公平正义原则，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做到这一点，关键要坚持群众路线，更高水平地执行这条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积极回应人民的诉求，真心尊重人民的意愿，以人民的疾苦为疾苦，以人民的幸福为幸福，多做有益于绝大多数人的事，不做只有少数人获利的事，严禁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不必讳言，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并未完全消除。比如，“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在少数地方依然盛行，人民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不鲜见。应对新形势新变化的挑战，发挥党的创造力无疑十分必要，恢复和发扬党在各个时期形成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样重要。好传统好作风的生动再现，可以极大地增进人民对党的认知和认同。向一切政党和组织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方法，同样有利于把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做得更好，进一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在新起点上书写为人民服务新篇章，需要深刻把握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态，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致力于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水平和能力。当前，社会形势比较复杂，社会事件的关联度高，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仍在发展，直接与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对党驾驭复杂局面、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样一件事，十个人可能就会有十种看法、十种诉求、十种态度;出台一项政策措施，一百个人可能就会有一百种不尽相同的意见。这些变化，用消极的眼光看是不好的，用积极的眼光看则正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化解新矛盾，破解新难题，关键还要靠强化服务意识，转变服务方式，增强服务本领.为人民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在出台之前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就能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从源头上消除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中，更应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而不能以“我”为本、“管”字当头。广泛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果引导得好，同样可以成为党领导的服务人民大格局中的积极力量。说到底，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个普遍真理任何时候都适用、管用，任何时候都不可抛到脑后。只有激发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党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广阔实践中，以自身为人民服务的有限力量唤起人民力量无限的自我服务。党是靠做群众工作起家的。哪里的群众有不平，哪里的群众有困苦，党的组织都应该耳聪目明地洞察实情，党的同志都应该快马加鞭地奔赴现场。不可否认，现在有的同志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甚至不屑于做群众工作，对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一问三不知，这样下去，服务工作固然做不好，也很难避免盲人骑瞎马的危险。尤其必须注意的是，不善于、不屑于做群众工作，往往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视为敌我矛盾，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导致矛盾激化和社会局部震荡。
在新起点上书写为人民服务新篇章，需要以勇于改革的精神，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建设好一个有近800万党员的政党，带领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走向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j既要结合自身长期执政实践，深入思考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同时要正视并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积极回应人民对党的新期待。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人民永久的拥护，都无法逃脱执政权力带来的严峻考验党的执政权力应当也必须用于为人民服务：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需要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要更有力地推进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建构实践，否则，权力也不是没有可能被用于只为少数人服务，甚至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权力在所有可能被异化的领域实现异化，使源自人民的权力脱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由它的组织系统和全体成员集成，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同样如此。目前，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由于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落实，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有力保障，既存在独断专行的现象，也存在软弱涣散的现象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既出过“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之类的腐败分子，出过“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之类的糊涂虫，出过“领导就得骑马坐轿”之类的时代落伍者，也有被群众批评为“不像个党员”的党员以非先进甚至落后的言行消解党的先进性。坚持和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重大任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古人身上是难得一见的境界，对广大共产党人来说，则应是严肃而平凡的情怀。党之所以自觉、自信地担负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使命，正是因为有一代代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荣辱，薪火相传、接力前行，才得以超越生命个体的局限，永葆生机与活力。在建党9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同志都应以身为这组织中的一员而自豪，更应在党为党、居安思危，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共同书写无愧于先烈、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历史新篇章。
文化也是民生
近日走进重庆，吸引我的，不仅有市民“唱读讲传”的热情，更有乡村“文化民生”的勃兴。
从乡村“三进三同”回来的同志特别推荐，地处渝、陕、鄂交界处的巫溪县.是三峡库区移民开发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以“文化民生”推进“乐和家园”建设，带来了乡村全新的气象。
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当下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也是广大百姓的热切期待。但是，什么是民生?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经济加速发展、设施加速建设和财富加速积累。可是，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期待和心理需求呢?一时还难以进入地方政府的执政视野，难以提上乡村建设的议事日程。“改善民生并不只是吃红烧肉、穿漂亮衣服就够了，健康的精神生活也很重要。”重庆市委领导的提醒是讲到农民的心坎上去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早已为我们熟知。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人的需求是有一定层次的。但是，“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这一假设则未必符合实际。即使是乡村贫困人群，也是既有生存需求，也有发展需求，既有温饱需求，也有文化需求。
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的呼啸前进中，正承受着沉重的冲击。乡村的凋敞，文化的失落，已是新闻舆论接连不断的警示。我回老家探亲，看到年轻人差不多都离开了，散落到一个个遥远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全家的生计，寻找人生的前途，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村庄给人的感觉是空虚的，尤其到了夜晚.邻居们早早就入睡了，偌大的村庄笼罩在沉沉的夜幕中，没有灯火，也没有狗吠，一片沉寂。“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这是文化人的表述。我在心里反复追问：这些留守的乡亲们，属于他们的歌声、太阳在哪里?因为发生了富士康骇人的劳工悲剧，因为出现了珠三角连续的劳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环境、文化生活、精神健康、城市融入等问题，已经被社会一再聚焦。可是，留守在乡村的人们，同样需要文化的滋润，需要生命的阳光。在单调、枯燥的日子里，除了思念亲人的冷暖安危，除了等待亲人的汇款家书，他们的公共文化生活在哪里?
乡村发展在单——GDP导向的轨道中，路也是越走越窄。尤其是贫困地区，贫穷所意味的匮乏，不仅是物质，还有心志，能力，权利，自由，尊严。传统的地方戏曲、民间节会，在不少乡村已经绝迹。迅速普及的电视节目中泛滥着的消费文化，跟农民又相去甚远。“媒体创造了需求，我们迷失了方向。”于是，我们看到了乡村赌博风气的急速蔓延，农忙时节一过，打麻将赌博几乎是唯一的消遣。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宗教势力的乘虚而入，村民们从新建的一座座教堂里，寻找聚会的场所和机会，弥补心灵的寂寞和空虚。如何以先进文化去开启民众生活的智慧，去激活民众发展的渴望，去拓开民众精神的天地?一批批肩负使命的民间志愿者，奔赴乡村，从事平民教育，从事文化建设，把知识和理想播撒在农村的土地上。重庆巫溪县与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牵手，创办乐和书院，建设“乐和家园”。对于巫溪农民来说，这是改变自身生活的一场社会实验，这是他们参与重塑自身生活生产方式的一场文化变革。巫溪的主政者曾再三思考：经济统计数字的增长与民众生活幸福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关系?一味的经济发展，在不发达地区的意义到底何在?怎么才能避免GDP走到生活的反面?这个地方太贫困了，没有办法逼出办法，从而在“乐和家园”的建设中，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希望。
乡村关系在社会流动、利益分化的浪潮中，显现了原子化、陌生化和丛林化的迹象。在无所依傍的农民对权势的依附、对财富的崇拜中，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在解体，守望相助的道德传统在动摇，乡规民约的道义资源在流失。乡村社会的重建，需要文化的支撑，意义的证明，农民也要为自己的生活找到目标和说法。巫溪“乐和家园”的建设，就是要让农民在集体的文化活动中重新组织起来，找回心理归属，重建社会资本，品味生活情趣，体验人生价值。有村民说：“大家伙每天准时自发到院坝来报到，一起跳坝坝舞，唱乐和歌谣，做乐和操，学学政策，听听新闻，麻将也打得少了，大家说话也客气了，邻里关系也好了，扯皮打架的也少了。哪家有点什么事，不用他开口，我们每人搭把手，就帮他解决了。
文化民生，这样的文化应是有根的文化，根在传统，根在民间，根在发展。不是简单地以乡村之外的城市文明去置换、去消解原来的乡村文明，不是简单地以乡村之外的先进文化去否定、去替代乡土文化，而是在与城市文明的撞击中，在以先进文化的导引中.更多地重视传统文化的承接和转化，重视广大百姓的参与和创造，重视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建设新乡村文明，生长新乡土文化。
文化民生，这样的民生应是丰富的民生，超越经济指标的单一取向和财富积累的唯一尺度，寻求的是生活的色彩斑斓，是幸福的阳光普照，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发展，领导科学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当然也应该是科学的。所以，提高科学化水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中，以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向全党发出了谆谆告诫，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时代课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这为我们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指明了方向。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什么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论?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丢老祖宗，丢掉就是忘本，就是挖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必须说新话.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求真务实、不能与社会脉搏同步、不能与群众期待合拍，就会被时代、社会与群众抛弃。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现代社会发展进步最宝贵的就是人才。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这正是基于对“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才荟萃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积聚什么样的人才，再一个是如何积聚人才。“德是才之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选用人才要以德为先，政治品格、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是先决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才现于四海”，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集聚人才要广开人才之源、善于发现人才，要打破老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要营造创业平台、提供发展空间，栽下梧桐树方能引得凤凰来。
90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革、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纵有千难万险也能逢凶化吉，纵使山重水复也能勇往直前。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改革动力衰减，发展助力消减的现象?就是因为一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群众，就会有心无力，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仅会失去发展的支持、甚至会失去执政的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法宝，作为最大的政治优势。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我们要真心去联系群众，真情与群众交流，真正为群众服务。以心交心.自会心心相印;我们心中装着群众，群众也会在心里装着我们。
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是水火不容的。腐败盛则事业衰，腐败除则事业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政党建设实现科学化的重要标志。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态度是鲜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反腐败的态度与决心虽然不是反腐败工作的全部，却是反腐败工作真正开始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也是求真务实的，遏制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现象，切实打击群众意见较大的腐败行为，既可以纯洁党的肌体，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可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反腐败也绝不仅仅止于“反”，而是把“反腐”与“倡廉”结合在一起讲，进一步明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的力度，做到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
邓小平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提高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制度是保障。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从有制度到好制度”的新阶段。执政党要通过制度、体制创新，培育更好的制度环境，为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提供科学、健康、规范的制度保障。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制度理念，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拜人民为师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这段讲话，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流行语了。有人做过统计，在不长的“七一”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100多次。其情切切，可见一斑。
这不禁让我想到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文中，毛泽东把解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甚至生小孩等问题，都与能否构建革命的“铜墙铁壁”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人对此表示疑惑与不解，甚至觉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事业与这等琐碎小事完全不搭界。朱德为此发出了一句格言式的感慨：好多同志恐怕都忘记了，我们不是为了革命去找人民，而是为了人民才革命!
的确，革命与人民，这个次序是万万不可颠倒的。人民为先、人民至上，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初衷，筹谋一切事业的本源。对于这一原则与宗旨，是真正地承认它牢记它信奉它遵从它，还是对它半知半解半信半疑半依半就，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会产生天壤之别。忘记了人民的所谓革命，只会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一
实际上，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尚处于非执政党地位时，这个道理很容易讲得通也想得通，因为那时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旦脱离人民群众，随时都有生命之虞。但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当党已处于执政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当党已经历史地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推动者和管理者的时候，人民至上这个道理，在历史角色发生转变面前，它的紧迫性往往在新的实践中容易被疏忽、被弱化。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党的成员。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知识结构、人文素养上已经有了相当大提升的时候，能否紧紧地依靠人民、能否老老实实拜人民为师，则是一个时时需要警醒的课题，是一个须臾不可松懈的考验。
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执政党，她的联系群众的基本内容和自觉意识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是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到的两点。第一点是“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第二点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两点又都可归于五个大字，那就是“拜人民为师”!
拜人民为师的自觉，说到底，来源于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性认识。而脱离群众从根本上说，则来源于英雄史观、救世主史观。只有从本质上认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才会成为人民群众恭恭敬敬的小学生、
具体说来，首先是要牢记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切社会管理者、组织者在社会运行中所计的利弊得失，都必须用一个标准来加以检验与衡量，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与之相背，所有英雄豪杰都会黯然失色。而人民群众恰恰就是这个“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尊重实践，其实就是尊重生产力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而拜人民为师，就是拜实践为师，拜生产力主体为师，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历史必然吗?!
其次，拜人民为师，也是为了向人民的美丑是非观学习。执政时间久了难免懈怠，当官时间长了有可能失聪。在知人善任与人才选拔上，最令人苦恼的就是“识”人这一关。如果说对学历与技术的考察还可以有硬杠杠.那么对人的品德与操守知晓，几乎无章可循。忠奸贪廉很难识别，最有效的识别明镜，就掌握在人民手中。革命导师列宁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写到：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总而言之，人民是生产力的主体，人民是社会首创精神的本源，人民是鉴别真伪的试金石，人民的实践是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隐于其中的载体。正因为如此，只有真正地尊重人民，只有真诚地拜人民为师，中国共产党人才会获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执政根基。这是比任何政绩都重要的大道理!
把根扎深
翻开报章，重庆的“三进三同”全面推进，湖北的“三万活动”进村八户，云南的“新农村指导员”实事实干……一时间，干部下基层热浪阵阵，扑面而来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须炙不可忘却的根本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忽略的危险如何去培固根本，抵御危险?如何把干部下基层的传统激活创新，把下基层的路子走得更加坚实更加宽广?
日前在重庆采访，记者结识了一位亲历“三进三同”的市委干部攀谈起这段实践，他的感受丰富真切，在偏远贫困的巫溪县，有“乐和家园”，有“文化民生”……话题如泉涌而来，还热心提供新闻线索，邀请记者深入采访从他深深的关切牵挂中，我读出了一个“新巫溪人”的责任和情怀，也读出了重庆“三进三同”活动中蕴藏的一些深意和启示
没有发展理念的转换，就难有深入基层的动力。毋庸讳言，这些年来，经济建设上去了，生活水平提升了，但是，不少地方的干群关系却疏远了，矛盾冲突却增多了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一些官员的发展理念出了问题：目中有数，胸中无人，在GDP第一的发展主义导向中，“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下去不下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于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更多地看到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改革初期那种热气腾腾、风生水起的群众性创造很难再现我们在官员交往中更多地看到“傍富商”成了时尚，当年那种访贫问苦“结穷亲”的情景不复多见，我们在区域发展中更多地看到做大城市的澎湃激情而少有复兴乡村的扎实功夫 一些干部下乡了，讲起话来也常常是一口的“洋腔洋调”，不会讲百姓的方言土语，不会拉百姓的生活家常，这样，如何摸得到群众的脉搏，贴得近群众的心窝，学得到群众的智慧?总以为自己有了“硕士”“博士”的文凭，有了“去过许多国家”的经历，对世情、国情可能知之甚丰，但是，对乡情、民情又吃透几分?有作家讲，在世风浮躁的当下，要学会用皮肤去感受生活?对官员言，更要学会用心灵去体验民生群众中产生着日益丰富的新的需求和新的期待，需要我们去倾听、去满足，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进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去呵护、去开发
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发展转型，对于“三进三同”是一个倒逼.也是一个动力。
没有执政伦理的建设.就难有深入基层的自觉。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政府利益意识的凸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日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日见增多的利益冲突。无疑，在企业改制的进程中，在“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引发的征地拆迁冲突中，付出最大成本、承受最深阵痛的，是普通民众。一些地方与民争利、利益倾斜的政府作为，正悄悄地侵蚀着民生关怀的执政文化，疏离着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一些基层官员“雷人”语言层出不穷，竞成官场一大景观：“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一个群众就打我电话?”“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权力傲慢已到如此地步，何谈对百姓的鱼水之情和敬畏之心?
德性重于才干.良知先于发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还得从根上问起，扎根、深根，首先还是寻根。我们共产党人、各级干部的思想深处，永远不可颠倒：是人民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是人民创造着发展的奇迹，是人民哺育着我们的成长。永远不可忘却：只有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才有蓬蓬勃勃的生机，才有无限光明的前景。脱离人民，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伤害人民，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每年都要多干几件实实在在的事，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这就叫„积德‟。”重庆市委领导提倡的“积德”观，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执政伦理。 .
没有干部制度的跟进，就难有深入基层的长效。重庆市率先开展的“三进三同”活动，一开始就在“红头文件”的规范下进入常态化轨道：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访一到两次。最为关键的是，市委将“三进三同”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多年习惯的单一对上负责的工作思维开始转换，多年倡导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加快进程。什么叫政缋?什么叫优秀?下基层的干部解读得更为真切，体会得分外深刻。我们过去也讲充分尊重民意，也讲扩大公众参与，但是，群众不了解你，不相信你，不亲近你，何来真实的民意?何来有效的参与?当然，防范、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的治本之道，还在于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只是，我们也应清醒认识，从现实出发，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干部制度的跟进，探索新型社会管理方法，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接上地气，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去培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建设“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文化，同是执政之要，也是当务之急。
人民群众是深厚的土地，共产党人就是生长的大树。把根留住，把根扎深，才能风摧不倒，雷也难轰。
《半月谈》2011年第17期：“制度休眠”现象调查
好制度不落实，深负民望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相关部委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一次性购买1万元及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应进行实名登记。
除了实名制以外，《意见》还指出，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购买，不得使用现金;不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5000元。
出台这种规章制度，被认为是遏制购物卡行贿这种特殊类型腐败的一种尝试，公众对其寄予厚望。然而，《意见》出台至今已近两月，记者在郑州市部分大商场、超市采访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郑州市场上预付卡买卖仍然很“自由”。
在花园路一家大型商场，记者问导购员：“单位发福利，想买一些购物卡，需要什么手续?要不要带身份证进行登记?”导购员对于记者买卡的金额等连问都没问，就很热情地回答：“去四楼的团购部直接办理就行了，现金、刷卡都可以。不需要啥身份证明，也不用登记。”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人民路的一家商场里。在购卡柜台前，交钱、开票、拿卡实行“一条龙”服务。整个购卡过程中，记者并未观察到有索要消费者身份证明的情况。
对于为什么《意见》出台后购卡与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疑问，郑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团购部的负责人笑着回答：“虽然现在确实有关于„实名制‟„面值限额‟等的要求，但并没有什么部门来严格监管，这种情况下，你说难道商场、超市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显然，如果执行不力，无论规章制度出台的初衷有多好、设计有多严密，都不会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值得注意的是，与商业预付卡有规定却执行不到位相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时有发生。而好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很容易引发民众的疑虑和失望。
前不久，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公路收费问题，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等单位制订的《河南省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在2012年5月之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
《方案》规定，未经省政府批准设置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点)、超过省政府批准期限收取通行费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点)、已还清建设贷款的政府还贷收费公路、2009年1月1日后批准立项的二级收费公路等8种收费公路项目将被制止。
看到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记者采访的一位郑州市民表示自己既喜且忧。喜的是，有关部门再次出台红头文件，表示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对收费公路进行专项清理，如果目标能够实现，那么车辆的通行成本肯定会大大降低;忧的是，不知这一政策能不能真的落地，很担心它会像之前的一些政策一样，因不被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
2008年2月27日，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的结果显示：总投资1.78亿元、号称“亚洲第一大公路桥”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1996年已经全部还清贷款，但仍然继续违规收费14.5亿元。
这项调查结果公布后，在河南引起轩然大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多次对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收费合法性提出质疑，揭露其管理混乱和收费不合理之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截至记者发稿时，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仍在继续违规收费。
“制度休眠”表现多样，危害巨大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任何社会要有序运转，都必须有一套规则、制度。在我国，这一套规则和制度包括法律、规章、政策等多个层次，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保障民众权益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一些部门和人员执行不力，好制度的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导致“制度休眠”，以至于有时老百姓发出这样的感叹：“有些制度看得见却摸不着。”
“制度休眠”有种种表现。
一是落实不力，让惠民政策在有的地方成为“空文”。
好政策还需落实好。近年来，中央出台的惠民、利民政策很多，社会反响强烈，百姓纷纷叫好。但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情况复杂、利益关联等原因，有时会发生变形走样的情况，惹来民众的怨声。
二是监管缺位，让一些规章制度在有的领域凌空蹈虚。
相关部门出台的一些规章制度很有针对性，往往是为了整顿、清理当下的一些不良现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规章制度有不少沦为“应景之作”，严重损害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权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具体执行部门没有真正履行职责，发挥应有的监督、检查作用。
三是办事人员相互推诿，“躲、拖、推”，让百姓诉求成为“皮球”。
群众利益无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对攸关群众利益的事情推诿塞责，不闻不问，这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漠视，更是对党的执政理念的漠视。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如果解决不好，服务不到位，就会动摇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现阶段，社会进入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群众利益诉求复杂，许多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往往都是肇端于不起眼的小事。各级行政部门如果不能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按照各种规章制度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各种矛盾就难以消解在萌芽状态。
落实难原因复杂，亟待重视
一些制度为何执行起来那么难，好制度为何患上“肠梗阻”?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干部有“官本位”思想，在工作中养成了只对上负责的习惯，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棘手问题，能推就推。
南京市纪委督察办副主任甘继勇表示，一些地方干部对领导的批示，执行起来往往很坚决。但如果单单只是群众的诉求，没有来自领导的压力，那么办理的积极性有时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宁愿让好制度“休眠”。“你有你的制度，我有我的解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这样形容少数基层干部的心态。
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制度休眠”的重要因素。
专家表示，在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矛盾冲突方面，已有不少渠道。一些制度“休眠”、“梗阻”的背后，其实是部分地方干部片面追求政绩带来的。在这些人眼中，如果中央的一项制度执行后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利，那么就会积极主动，反之，有时就会敷衍了事。甘继勇认为，长期不能很好解决的群众诉求，一般都是难办的麻烦事。如果对干部缺少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考核，不能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那么一些“懒政”的官员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惹麻烦就尽量不惹麻烦，这就必然造成互相推诿现象的出现。
与此同时，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有时也会成为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
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宇表示，近年来，一些地方因征地拆迁引发了诸多矛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盯住了土地市场的巨大利益，从而置国家法规和政策制度于不顾，搞大面积强拆强征。在拆迁的过程中，有时也不按照相关补偿标准的要求，给予被拆迁居民合理补偿。江苏省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坦陈，一些信访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因为职能部门不能真正从群众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斤斤计较于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得失。
广西师范大学宣传部长张艺兵则认为，在分析“制度休眠”的原因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某些领域，基层确实存在着执法人员不足、执法经费不够、技术装备缺乏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监管成效，影响了制度执行的效率，应当想办法予以解决。
受访专家认为，传统观念一般认为“只要制度好，还怕管不了?”其实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光有好制度还不行，制度不会自我执行，必须强调制度的落实，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对此认真负责。当然，制度执行的环境如何、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如何，这些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有改善制度执行的环境，努力规避各种容易让好制度“休眠”的不良因素，才能让好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让好制度发挥最大效益、如何破解“制度休眠”困局?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
建立正确的政绩导向
从目前各地的考核来看，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往往过于注重GDP指标和招商引资指标，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通常也是以经济指标为考核重点。这造成一些地方干部把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了“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这必然造成一些为百姓谋利益的好制度落实不到位。
建立检查和考评机制，是提高制度执行效率的关键之举。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制度内容的公开透明，让群众了解，知道哪方面的诉求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科学的考评机制，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将有助于解决各类群众诉求。
据了解，自2006年起，福州市建立了“12345”便民呼叫中心，实行24小时实时互动和全天候在线服务，对群众的诉求统一受理。福州市及所辖县(市)区两级信访局负责诉求件的批转和审核工作，职能单位联网负责办理，效能部门对承办单位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进行实时监督。
福州市效能办副主任李峰说，为避免网上诉求办理流于形式，效能部门加强效能监督，把“12345”诉求件办理质量纳入机关效能考核范畴，群众诉求办理情况成为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
这一平台运行5年来，福州市各级机关为群众办理诉求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行政不作为的数量大大减少，各项制度的执行率也不断提高。5年来，这一平台共受理群众有效诉求达52万件，群众和企业的满意率达92.7%。
专家表示，由此可见，要保证相关制度得到全面、高效落实，就不仅要强化制度执行体系的建设，更要抓住考评这个关键点。有执行、有考评，考评结果与政绩挂钩，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导向，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
加大监督惩处的力度
解决“制度休眠”问题，从问责的角度就是要加大对制度执行不力，“懒政”、“庸政”等行为的惩处力度，警醒那些碌碌无为者，那些只为各自部门、地方和自身利益考虑的执行者。
专家表示，任何规章制度，都要有责任追究机制。要考虑不执行怎么办，谁来负责任，怎么样处罚。
据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介绍，湖南省为解决一些地方有制度不执行，不作为、缓作为等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采取九种方式，处理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严重者将被免职。
湖南省最新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九种处理方式包括：诫勉谈话、责令书面检查、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李利君说，这一处理办法对各种有制度规章却不认真执行的“庸政”、“懒政”等行为开出了极其严厉的罚单。
李利君介绍，问责的范围，包括全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以及经授权、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和机关聘用人员、借调人员也参照执行。
据了解，通过严厉的问责，湖南省各地各级干部作风提升明显，制度执行不力及“懒政”、“庸政”等行为明显减少。
让群众参与激活“休眠”制度
避免“制度休眠”，关键的因素在于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进来，让群众对干部干得好坏有发言权。只有这样，干部才能真正重视群众的感受，改变行政理念。
2011年2月，新疆对自治区职能部门中不作为的干部“亮剑”，群众评议“满意度”成为重要指标。通过评议，在基层干部和群众眼中有“懒”、“庸”、“拖”等问题的干部被“处理”。
据介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会同自治区纪检监察厅、党委组织部采取召开会议、发放评议表的形式，分两批对自治区涉及经济领域的16个厅局26个处室的作风效能情况进行了评议和征求意见，内容涉及依法行政、工作效能等多个方面，主要采信基层干部和群众评议。共收回评议表2857张，征求意见368条。
根据最终的评议结果，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对群众满意度低、总体评价和分项评议的“好”票率达不到50%，以及在征求意见中被反映问题较多单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
群众评议的意义在于树立一种导向，让基层官员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百姓服务。只有树立了这种导向，好制度才不会“休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