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8 月 24 日，鸟巢烟花散尽，北京奥运正式落下帷幕；三天后，即 8 月 27 日，至今 外界依然认为是 “被下课” 的前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向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递交 辞职报告，在这份被外界戏称为“万言书”的报告中，谢亚龙写道： “职业化改革以来足协 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 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 ，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 党组： 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 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 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 [“没有完成任务” ，谢亚龙说的轻描淡写。事实确是，真个北京奥运会期间，足球项目尤其 是男足负面新闻最多，甚至成为一个笑话，给整儿奥运会抹黑。如果真的问责，谢亚龙应该 降职处罚。] 在我受组织委派到足球中心工作的时候，正值 04 年“G7 事件”所形成的一浪高过一浪 的“倒阎运动” 。我认为： “G7 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 观控制权的斗争。 （此处省去 41 字） 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 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 信岌岌可危， 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 当时的情势和现在此起彼伏震耳 欲聋的 “谢亚龙下课” 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 更换一把手， 我们并没有回答这个实质性问题。 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换了几任领导， 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足球职业化出现的乱 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 ，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G7”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对当时中国足协“既当政策的制定者、又扮演执行者”的不满。 从谢亚龙的文中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根本问题。 从职业足球的倡导者王俊生开始，历经阎世铎、谢亚龙、再到南勇，乃至现在韦迪，都依然 面临同样的问题。 谢亚龙在离开中国足协后，曾再一次内部座谈会上做过更为详实的论述： “04 大家都知 道，就是有七家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要求中国足协从中超联赛退出去，把权利叫出来， 成立职业联盟，自己来管足球市场，自己来主张和保障投资人权益。这样又乱哄哄的把我的 前任阎世铎同志哄下课。阎主席下课了，谢主席就上课了！我在几年足球生涯的
感受是：无 论怎么努力，都很难弥合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俱乐部要打联赛，生产自己 的联赛品牌。中国足协要组织国家队打比赛，要集训。你把我的主力拿走，我没法训练，这 不符合市场的规律。] 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搞乱了的情况下，根据足球积弊年深的实际，上任之初我对 做足球工作有几个基本工作理念： 1.近几年足球要以 08 备战为重中之重。要力争足球在奥运会有所表现，这既是国家的 利益，也是足球的核心利益，必须心无旁骛、毫不动摇地高举这面大旗。由此，媒体给我戴 了“谢奥运”的帽子。 [谢亚龙有些无奈，高层决定“一切以 08 奥运为基本” ，在这个背景下，空降至中国足协的 他必须执行高层的指示与精神，王俊生到“阎政治”再到“谢奥运” ，折射出中国足球十余 年的错位发展史。] 2.要充分肯定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职业足球改革的大方向。我国的职业足球改革严重脱离 国情， 最大的两个失误就是公益性缺失和政府缺位。 公益性缺失是指足球已经不再是为国家、为广大群众、为青少年成长服务的运动项目，而成为市场牟利的工具。政府缺位是指体育总 局、地方体育局和各级足协宏观管理失控，足球市场“假赌黑”横行，足球发展信马由缰。 这些年的足球， 已经远远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本质。 但是不是要退回到原来的举 国体制？我认为不可。 当今世界足球项目的职业化程度很高， 其市场属性和资本运营特征十 分显著，经国际足联的反复整合，其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格局已然形成。中国足球要谋求长远 发展，必须和世界接轨，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这符合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走回头路，是没 有出路的！ [这是当前中国体育界推行“举国体制”大背景下，中国足球特有的尴尬。对于足球项目来 说，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才是重中之重；但中国体育界最看重的是奥运会。2008 年，全国 上下、其他运动队全力以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足球却不得不面对世界杯预选赛。如今，韦 迪所率领的新领导班子同样也面对这样的形势与任务。 所以中国足球为什么一直脱不出 “轮 回”的宿命？根本原因就再于世界杯与奥运会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3.要加大足球宏观调控的力度。在当时“全盘西化”和“退回举国体制”的两种议论之 间，我选择了在肯定职业足球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坚决进行调整治理的思路，必须高举对 职业足球治理整顿的大旗，必须毫不手软地打击足球腐败。 4.足球稳定是备战的前提。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足球资源，凝聚各种力量投入 08 备战， 必须使足球
球现有体制和格局基本稳定， 因为任何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都会带了利益的调 整并引发震荡。这就是投鼠忌器，为了保全备战奥运的大局。如果足球乱将起来，象以往每 次大乱一样，空间上波及全国、时间上延绵数月，必然要给总局备战大局添乱，必然拖 08 备战的后腿。 中国足球积弊甚重， 不可能一蹴而就， 不要奢望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起死手回春。 5.足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了，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 济问题、政治问题，积弊甚深，错综复杂，必须选择适当的战机，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 面的改革调整。我判断：无论 08 奥运会打好打坏，都是足球改革调整的大好时机。打好了， 作为足球中心获得了时间、空间和威信；打不好，大环境必然要求改革，也促使各方面加大 改革力度。所以，08 之前的这几年，足球市场处于低谷，足球环境恶化，足球中心要更加 隐忍一些，要卧薪尝胆，要在足球工作的底部全面积累积极的因素，在全力以赴抓备战的同 时，还有全面开展各项工作，要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道路，要抓青少年足球改革，要全面开发 足球市场，要调理和俱乐部、地方足协、媒体、球迷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总之，要居中斡旋， 全面推进，不可偏废。 [足球是社会的缩影。谢亚龙在 2008 年世界杯预选赛 20 强赛失利之后，在巴黎接受采访时， 曾提出一个“系统论”的观点，遭到各界的批评与指责。类似的观点，阎世铎在任期也提到 过，新任足协忠心领导班子也深有体会。解决足球问题绝不是中国足协一个单位、一个部门 可以解决的，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 基于以上思路，我一手抓备战，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深化改革，一手抓治理平乱；一手 抓备战队伍，一手抓全面工作。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把握着足球的方向，求取平稳和协调， 还要积极进取，力争备战任务的完成，殊为艰辛。 在抓稳定、改革和治理方面，在刘鹏局长的支持下，我们和公安部一起制定了联赛治理 的文件，并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批转；加大了对违纪违规俱乐部的处罚力度，果断地取消了 恶性资产运营的陕西国力俱乐部中超联赛注册资格，解散了具有关联关系的四川冠城俱乐 部， 注销了集体弃赛和管理混乱的西藏惠通陆华俱乐部的中甲联赛资格， 暂停了严重拖欠工 资的湖南湘军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作为对 G7 事件的交代，成立了中超公司，调整了中超联 赛中中国足协和各参赛俱乐部的经济关系， 剥离了联赛的经营权和管理权， 改变了足协从联 赛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当行为；恢复了升降级制度，使各俱乐部的
工作开始走向正轨，球员 的利益得到保护；加大了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处罚力度和裁判员的 管理力度。04 年 G7 事件对足球中心备战工作的直接影响，使市场的大幅度滑坡，收入减少近一半（十几年来足球中心 95%左右的支出，要靠市场收入） ，我在整合资源加大开发力度 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市场收入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保证了备战足协工作之需。 [我们姑且相信足协没有从联赛中获得利益，可足协官员个人呢？看看如今在沈阳的“中国 足囚协会”里的大员们吧。] 在备战方面， 工作就显得更加困难。 虽然在抓国家队作风、抓纪律、抓爱国主义教育上； 在协调联赛时间，让国家队获得更大的集训时间上；在构建海外练兵平台上；在增加备战工 作的技术含量上，组建科研技术人员团队上；在加大备战的投入和增加教练员、运动员收入 上； 在建设队委会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收效甚微。 总的感觉是： 市场中的足球资源， 无论如何也很难整合到为国争光的备战平台。 这就是很多职业联赛的国家， 干脆放弃奥运会 的原因，私人资本怎么能生产公共产品呢？实际上，最难整合是人心， “人在曹营心在汉” ！ 我国近几年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成绩斐然。可惜的是，我们在构建职业 足球体制之初，没有这方面的思路，没有坚持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构建职业足球齐心协力 共同托举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平台。这和举国体制所构建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体制截然不同。 [长久以来，关于“谢亚龙是否反对职业化”的谜题，终于在这里揭开了谜底。 2006 年下半年，中国足坛开始出现联赛“南北分区”的传言。到 2007 年夏秋之际，如 果不是因为郎效农“公车上书” ，力主维持中超主客场赛制，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最后一点成 果—主客场制也将荡然无存。而在那期间， “谢亚龙是南北分区赛制的始作俑者”一说最流 行。在这封辞职信中，谢亚龙的观点非常明确，他是支持职业化改革的。 至于“政府缺位” ，其实也主要发生在阎世铎、谢亚龙期间。职业化之初，市场的火爆、球迷的关注，其实都离不开各地政府部门的关注与扶持。从 2009 年开始，各级地方部门也 开始重新参与到足球之中。] 根据我不是搞足球专业出身的情况，我把备战工作分工给其他专业出身的中心领导负 责，自己抓宏观方面。一开始，由杨一民负责抓全部国家队，一年后为了加强备战，改由南 勇分管男足，杨一民分管女足。在 07 年男足亚洲杯失利以后，感到队伍的问题很多，才开 始全
过程跟队。 08 年 4 月女足在多次出现问题后， 到 从调整了杨一民的工作不再分管女足， 由南勇分管女足， 我盯住国奥队。 即使这样， 也还是按南勇分管男足和国奥队不变的情况下， 共同工作。 队伍备战过程是一波三折，动荡和不安。刚到足球中心的时候，总局已经批准了足球备 战计划，男足当时实行“一队两组”方案，由朱广沪任主教练，后来发现“一队两组”实际 没有很好执行，在总局支持下又把国奥队独立出来，这时候备战时间已经浪费过半了。国奥 队成立后，聘请杜伊做主教练，一开始走得很好，队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有了轮廓，然而 后来则没有进一步的细化、深化。08 年正值奥运年，足球又遭遇世界杯外围赛“死亡之组” ， 社会也高度关注。 我们为了回避国家队和国奥队人员交叉的矛盾， 采用了一个总教练统辖两 个队的做法。由于世界杯外围赛没有打好，社会发生了对杜伊的质疑，国家队部分队员把这 种情绪带到国奥队， 加上杜伊错误地总结世界杯外围赛的教训， 使他和队员的矛盾加深直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被迫做出了任命殷铁生做执行教练的决定。 女足和主教练的问题更加明显，在备战过程中更换了 5 任主教练，其中裴恩才、多曼是 因个人的原因离开的， 马良行、伊丽莎白则是因和足球中心干部工作方面的矛盾无法继续工 作而离开的。在外界都炒作为是因为和足协乃至和我的矛盾，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作为一 把手，工作没有做好，我应该向组织承担全部的责任。 足球之乱，乱在三点；足球之难，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问题。体制的严重弊病，除了前面说的“两个缺失”以外，还有“两个不尊 重” ，即：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我国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 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 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人的问题。一般人认为，足球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 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 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体制问题”是老生常谈，这不是哪一任足协主席可以解决的，基本也不是体育总局可以 解决的，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倒是“人的问题”有点新意也切中要害。从现在这场反黑 风暴中所涉及到的人数之多，就
足以看出中国足球从业者的素质之底。 可现在看来谢亚龙这话十分具有讽刺意味， 反黑的工作重心就在中国足协， 涉案人员已 经多大 9 人；谢亚龙支出赌球是中国足球的“毒瘤” ，他自己本人却在这次“反赌”被案侦 查。] 第三，大环境问题。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 多，给予者少。媒体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获利者，运动成绩如此低下、良性新闻资源如此贫乏 的足球项目，竟养活了偌大几个媒体集团和数千名专职足球记者（最高时达八千人，竟和整 个体育记者人数相当） ，没有“靓点”就卖“污点” ，假新闻满天飞，使足球界黑白不分，是 非莫辩，搞乱了人心，污染了社会。 [这一观点令人不敢苟同，中国媒体与中国足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2002 年首度闯入世界杯时，当时确实是号称有 8 千足记。但自那以后，随着中国足球的日 益下滑， 《南方体育》《21 实际体育》《球报》《羊城体育》等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先、、、后纷纷倒闭体育周刊，到现在只有《体坛周刊》两三家专业媒体，其实也是受累于中国足球 的不景气。] 球迷是足球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大多数是非理性消费，多是抱定去发泄情绪的，贾平凹 称足球场是城市“公共痰盂”不无道理（在某公共场合，谢亚龙曾称贾平凹为最具代表性球 迷——编者注） 。我国的球迷群体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可以骂、可以 叫、可以任意发泄情绪的地方，是一个经常发生极端行为乃至暴力和“球迷骚乱”的地方， 是一个产生“足球流氓”的地方。 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 因为世界五大联赛都是公开赌球的， 纳入国家的管理 范畴，而我国法律是禁止赌博的。这种不接轨，造成了境外赌博公司和境内地下黑庄的巨大 利润。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 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我们对付这个问 题更是软弱无力，而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 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 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 我们对它的危害还懵懵懂懂， 对于它的了解、把握、控制， 还相当无知和无力。 在足球大环境中， 不得不涉及到国际足联和亚足联， 他们是职业足球的控制者和获利者， 他们和国际资本集团合作， 千方百计地整合各国的足球资源并攫为己有， 千方百计榨取各国 足球的利
益。我们在形式上走了职业化道路，但在实质上没有加入到这个大的利益集团，尤 其是运作方式上和这个国际一体化的大市场格格不入， 这就导致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吃亏。 当 我们世界杯外围赛没有出线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 中国足协是因为没有和亚足联开发公司合 作而获罪于亚足联，这个说法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 我时常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 足球应该是应该什么样的模式？ 关于今后的足球工作，我向党组建议： 1.长远打算，埋头苦干。奥运会没有打好，今后还会掉得更低。我对足球的基本的判断： 十年内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 我国足球长期急功近利， 总想用成绩说话， 总是毕其功于一役， 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忽视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忽视了青少年的培养。现在国奥 队的队员是足球举国体制的末期和职业化的初期所培养出来的，那时候还有青少年业余训 练，后来青少年足球完全走了市场化道路，基本没有培养出人才。竞技体育的竞争，关键是 人才的竞争，目前核心的问题是后继无人，这是我国足球未来十年内将更差的根本原因。再 加上体制问题、人的问题和大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历一个 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谢亚龙认为中国足球十年内很难有起色，这个判断听起来很悲观，却是符合实际的，不像 后来韦迪那么盲目乐观。谢亚龙看到了危机，即青少年人才的断档，他甚至支出了断档的原 因。可见谢亚龙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的足球“门外汉”或“昏官” 。] 2.抓紧进行班子调整，向社会打出新形象。班子一任一任地换，这次还换不换？我的想 法是换。奥运会毕竟是举国瞩目的一场大仗，足球没有完成任务，应该奖罚分明。虽然我工 作得很苦， 虽然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 但党组既然用了我， 我就该给组织上分忧， 我就该站出来承担责任。如果由一个人的下课，而换取全局的主动，这个决心应该下！ 3.抓紧打出青少年足球改革的牌。在我的主持下，五月份完成了全运会赛制改革的报告 并报了总局，至今没有批准。我希望党组抓紧研究批准，打出这张抓青少年足球的牌，这是 足球体制改革调整的重要的步骤，是“还我半壁河山”的重要举措，也是以此打出总局对足 球的主张，着手进行足球体制改革调整的重要信号。 [2008 年 10 月份，国务院已经通过了中国足协提出的通过竞赛促进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 计划，即在全运会增设 U16 年龄组的比赛，且金牌数多算。去年开始，中国足协也已经展 开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