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烧钱乎缺钱乎
2017年9月23日，在西安举办的“一带一路”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校长论坛上，演讲嘉宾澳门大学校长赵伟一席并不“主流”的发言博得了满堂喝彩。这位认为“在澳门开出租车的司机也是人才”的澳门大学第八任校长，自2008年任职以来，十年间成功带领澳大跻身世界高校前列。
人才不一定是全才
一提到人才，行业顶尖才是普遍认知中的“人才”。在这个似乎被普遍公认的标准驱动下，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流动至北上广深，不少人以“成为最好”为奋斗的唯一标准。但事实上，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群往往只是极少数人，而大部分个体仅仅可能只是“平凡”的存在。面对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心理，如何调整？针对这个问题，赵伟校长表示：教育的本质可能就在于自我发现。
在谈到澳大如何帮助学生发现自我时，赵伟校长详细介绍了“书院制”的巨大功用。近年来，两岸四地高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其中一项很独特的做法，是在大学里成立“书院”。书院制借鉴了西方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也承袭了中国书院的古老传统。学院集中精力搞好专业教学和科研，书院则承担起学生全面发展的工作。澳门大学现已有书院10所，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拓展到12所。
“要自由，先自知”――澳大的教育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我想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这看起来是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是困扰许多学生的问题。帮助学生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澳大重要的教育观念，发现自我是所有人生规划的起点基石。
《大学生》：上次您在西安出席校长论坛时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您说马云全世界只有一个，您觉得在澳门开出租车的也是人才，基于这一点，我们想知道您任职期间想培养出来的澳大人才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澳大的人才观是什么？
赵伟：现在我们都喜欢谈创新创业，谈人才，但这其实无形之中可能会有误导同学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常常一谈人才就会想到全才，就会想到所谓的领军人物等等。这反而给年轻人造成了无形的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压力。
事实上，这个世界是由多元的人组成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爱好，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合适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我这么说有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现在我们讲互联网经济，大家几乎都在欢庆进入互联网经济赚钱有多快，但其实互联网经济背后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其导致的是赢者通吃的经济，也就是说你要做就必须做到最好，不能做第二，这就给我们的年轻人带来这样一个挑战：你必须做，你能做成最好的那个事，而不能勉强地去做其他你做不好的事，那么哪个是你能做的最好的？这成为大学教育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们得认识到阿里巴巴需要一个马云，马云可能需要两个副手，这两个副手也很重要。实际情况是马云可以做一把手，那两个副手可以做二把手，可能底下还有技术员，还有工程师，说得直白一点，可能还有司机，他们都是重要的。所以澳大就提出我们的培养目标――希望同学们通过四年的教育能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想做什么事，我能做什么。
书院制的取与舍
《大学生》：书院制是不是澳门大学贯穿“发现自我”这一教育理念的一种有效形式？
赵伟：书院制是发现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澳大推行四位一体的教育制度。具体来讲就是在课堂内进行专业教育（Discipline-specific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在课堂外保持研习教育（Research orInternship Education）和社群教育（Community&Peer Education），
一方面，我们有专业教育。客观来讲同学能做什么，至少你毕业能做的事情一定跟你的专业所学有关，而且在学专业的过程中，你才能对这个专业有充分了解。比如你报考了电脑专业，当时是朦朦胧胧的，你认为你喜欢电脑，但是在?W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了电脑专业本身也分硬件、软件、分编程等等。专业教育是让学生明白他能做什么，而且他需要有这个知识才能分别专业喜好。
比如在杂志社，从采编开始做起，最后成为一个主编，但其实一本杂志，领导团队是需要的，搞后勤也是需要的。你究竟哪方面好？哪方面更强？这个就是通识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只通过这些，我们认为达不到学生充分认识自己这一目的。
因此我们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研习教育，本科生要做科研要做实习，这个和刚才说的学专业相辅相成。我学电脑专业考试得了一百分就行吗？你可能到了机器上具体操作，发现你不行，所以通过科研和实习可以进一步夯实学生在专业方面的能力。
我们希望澳大的毕业生们慢慢拓宽人生道路，那么书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书院就在人的素质上，让他充分认识自己。比如领导才能、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宣传能力；对国家的认识能力，对文化的欣赏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客观来讲，我们大部分专业课可能挨到一点，但不可能在专业课上去教，这一定要通过很具体的活动来体现。
所以澳大现在就仿照牛津剑桥等大学，我们办了10所书院。通过书院办的各种活动，让学生认识自己。比如一个学生可以写一页纸的报告给院长申请一百块钱，礼拜五晚上给同学包饺子。在澳大，包饺子不是为了包饺子吃饺子，学生写报告的时候得注明这100元的用途和目的，比如目的是要找五个人来看一看自己的领导能力，我能不能指挥张三擀皮，李四买陷，王五烧水。另外一个同学可能也申请一百块钱包饺子，他可能说我的目的是要考察下自己的宣传能力，能不能找五个外国学生来给他们讲讲饺子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些，我就能知道自己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如何。组织完这个活动以后把锅刷了把饺子吃了，厨房收拾干净，他还得再写个报告，他可以写说我发现领导能力不行。这不是失败，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客观来讲，书院500个学生如果有50个领导能力很高，我认为就很了不起了。450个领导力差的，有些可以说我发现自己还有改进空间，可以再努力再试试。所以通过书院组织的这样一系列活动，当然有同学和同学互动，同学和大师的对话等等。最终希望四年后毕业的时候，同学们能知道“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大学生》：看到一些澳大学生的评论，谈到贵校的书院制，有同学说书院制是学校在给学生花钱，有的却说它其实挺烧钱的，您怎么看待这些评论？
赵伟：我很高兴您问这个问题。可以说澳大有钱，也可以说澳大没钱，任何校长都可以说我的钱永远是不够的。实际上，大学昂贵的。大概两三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评出来的世界前200名的大学，生均预算是50万港币，排名400位的大学平均的生均预算是30万港币。这些数字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至少从统计平均值来讲，好的大学，花钱就是多的。澳门大学现在在全世界排名400，生均预算大概不到25万港币，实际上我们花的钱比全世界平均值低。
要办好一所大学，我觉得在给定预算情况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澳大立志成为世界一流名校，所以我们不是简单地在复制别人的做法。书院是需要花很多钱，但我们的书院花的钱等于一个化学系。澳大在几年前筹建新校园的时候，我们是有过考虑的，哪些专业要办，还要把它办好，哪些专业我们不得不取舍。我如果在澳大办个化学系，花的钱跟今天十所书院花的钱是一样多的，每年出20个学士的学生，但是内地在化学方面很强，北京大学的化学专业是世界第一，它已经是最好的，我应该有骨气跟它争，但是我要争得比它还好，这个力气恐怕需要耗费的多得多。在书院方面，两岸四地相对来说都很弱，那我就要异军突起。
澳门大学学生的平均费用大概是20万港币，我们在书院所花的钱大概不及这个的1/10，剩下9/10，我们花在了专业教育、科学研究、校园管理等方面。
《大学生》：您刚才也提到澳大的书院制其实是借鉴了一些世界一流大学，那咱们自己的特色和不同在哪里？
赵伟：在几个方面不同。由于我们很执着地相信认识自己是一个很基础的目标，知识灌输不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希望同学积极参与书院的活动，可以说全世界现在可能只有澳门大学这么做，即我们对四位一体的四个方面都做强制性要求。也就是说在澳门大学，如果你上课全部得A，GPA是4.0，下了课书院活动你就不参加，你也不包饺子，我请你来你也不来，叫你组织你也不去，这样的人我们叫做学霸或者是书呆子。显然他的知识可能非常丰富，但我们认为他的大学体验，他对发现自我这个过程做得不好，那对不起我们学士学位不给他。在澳大，同学们可选择参加各种活动，但“不参加各种活动”不再是选项。
《大学生》：您平时这么忙，还有机会参与这些书院活动或者跟学生亲密接触吗？
赵伟：我觉得澳大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说是无层次无阶级的一个大学。从校长到副校长到我们各层的管理人员和学生的关系互动都是非常紧密的。比如我自己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我每个月会选某一学院的十几个学生，比如这个月约商学院的学生吃一顿午餐，这是至少的。
然后每个学期我会和研究生，大概四五十人一起坐下来聊聊天，我们叫茶叙。他们会说说，“校长，我现在科研任务很重，还要谈恋爱怎么办？”我也是从研究生做过来的，也讲讲做研究生应该怎么来考虑这种关系。
现在的老师要做科研，要写论文，要教书，工作量很重。在澳大，我们对老师宣布，当然校长也是老师，在每位老师40小时的工作制中（其实老师的工作80小时都不止），有1个小时强制要和学生做互动。每三年老师要提交一份报告，在规定的和学生互动的150小时时间里，你做了什么？比如某位老师可以说150个小时，我花两个小时跟学生吃一顿午餐，三年间一共吃了75顿饭。他也可以说我指导学生辩论队。虽然我们并不会十分严格地去审计这150个小时，但至少也给了老师和学生更多互动的机会。
要有大博大雅
关于中西方教育，赵伟校长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机器和人一同服务于整个社会，这也意味着就业市场的重新洗牌，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的教育模式也应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培养有特点的学生才能更好地适应竞争。澳门的大学乃至中国的大学都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拥有不一样的目标和不一样的策略也是澳大不断成长进步的重要理念。其次，无论是大陆教育还是港澳台教育、亦或是西方教育其实可以共同上升。
同时，赵伟校长从社会结构方面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上大学其实是给穷苦学生向上流通的一个重要通道。一个好的社会，这个通道一定要通顺。”“如果我们觉得应试教育应该改，但改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条通道还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大学生》：在跟海内外一些高校的校长接触中，您觉得中外的教育理念现在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在教育趋势上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赵伟：我们简单地靠知识来武装学生，使得他能够胜任职场，这其实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教育在做的事，我不敢说这是过去式，但至少需要有进一步地改进和提高。
现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说在很短的将来，但是这个趋势已经逐步体现，机器至少会代替一部分，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人的脑袋。某种程度这已经引起一些恐慌。这确实会对同学就业造成压力，因为这意味着职业市场的重新洗牌。过去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大学一毕业就能从事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大趋势下，高等教育机构，无论澳门大学，无论是中国内地的大学还是西方的大学，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澳门大学强调要认识自我。这也是为什么澳门大学强调除了大楼大师，要培养学生大博大雅。
《大学生》：您怎么看待澳大或者说香港的一些大学，与内地在教育模式上的差异和优劣？
赵伟：差异一定会有，优劣是个主观的说法。比如说内地的大学，祖国这个平台非常大，他们在一些大项目上有非常好的发挥机会。神舟上天、量子卫星等等这些项目我们也想参加，我们也努力参加，但毕竟我们不在平台的中心位置。但反过来讲，像澳门大学、香港的一些大学，从传统角度来讲，我们和国际沟通比较多，我们的国际化程度??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