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海派作家施蛰存
作者生平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主要著述
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
散文集
《灯下集》—《待旦录》
编译作品
《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後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男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以写作《鸠摩罗什》
为契机，之后有意的运用精神分析学来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遂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合流。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历史题材故事新编在前，如《将军的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梅雨之夕》、《狮子座流雨》、《春阳》这些篇什，心理分析更从尘封的故纸堆之深入到现在都市，深入到女性的世界中去。应当说，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地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有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收入《梅雨之夕》集、《善品女人行品》集。这种文学主要推行到市民群中去，势必要以新奇的趣味来取胜，所以，她的小说又不断改变手法，尝试新技巧，显得十分的不安分。他写潜意识，写出了《夜叉》，写出了《魔道》受爱伦坡的影响写了《凶灾》，类似一种心理探秘，自己也跌进了“魔道”吃了一惊，很快开始转向。她的《小珍集》里的一些优秀之作，就显示了某种回归写实、探索心里现实的新路径。
作为一个海派都市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他栖身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屋存焉，这是他的文学“后院”。她的早期小说有赖于对江南小镇的回溯，已经显出她与穆时英、刘呐鸥的相异。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脱去模仿的痕迹，成熟的代表作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的那种文化碰撞结构。《春阳》写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一个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的框架，却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其他如《雾》、《鸥》等，也是同样的结构。到他写集外的《黄心大师》等作品，乡村的和民间的影响，便再一次的浮现出来。可以说，施蛰存的城乡统有的“情结”，贯穿了他的文学的全程，并保证她的创作拥有一贯的气息。踏实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之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这是公允的说法。
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内心深层的情感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欲望着手，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人的潜意识的概念。认为潜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梦就是潜意识在人睡眠时乘理智控制的疏怠而自行溜号活动。该理论的核心是它的人格构成理论，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构成。本我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1ibido）驱使。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本能的欲望满足；超我相当于社会的检察机关，它按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行事，对不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自我相当于社会的行政执行机关，它按“现实原则”行事，在外部世界、本我与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时时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当外部环境
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本我的强烈的欲望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此外，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还提出男孩有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女孩有恋父情结，即“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complex）。认为人的受社会文明压抑的本能欲望可以转向社会所允许的活动中得到变相的满足，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艺术创造就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这不但对心理学领域，甚至对整个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很快超越了最初治疗精神病变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而冲击到文学、艺术、宗教、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在中国，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真正产生影响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因为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以理灭欲、忌言性色的封建礼教规矩的一种大胆的挑战。所以它的引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性，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契合。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①一文，正式译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写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一文，从弗氏的艺术创造是性本能的升华的观点立论，推断王实甫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导致性变态的人。他还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创作了一批小说。比较典型的是《叶罗提之墓》和《残春》。前者通过一个七岁的孩子与表嫂的恋情表现儿童的性欲心理，后者则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看护妇的婚外情被愤怒的妻子砍杀两个孩子的血腥现实所震慑的梦境，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成理论。鲁迅也早在1922年写《补天》时就尝试用“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小说含蓄地写了女娲的性苦闷。此外，在郁达夫、叶灵凤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暗合之处或说都能找到弗氏理论的踪影。不过，鲁迅应用弗氏理论的创作只不过是浅尝辄止；郭沫若在创作中对弗氏理论的套用则显得生硬，很多情节令人觉得突兀，难合情理；而郁达夫等人则更是在描写人物的性爱心理时对弗氏理论的顺手拈来，而不是刻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和人物进行通盘的设计和构思。弗洛伊德小说取得真正的实绩，是它与文学流派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由十里洋场的海派风气催生出来的所谓“新感觉派”作家，借弗氏理论来打开文学创新的新视野，这种艺术选择，实际上带有地域文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必然性。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被认为所谓“后期浪漫派”的徐，实际走的是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条路径。施与徐是真正从立意、构思到描写都能娴熟地运用弗氏理论，使中国的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