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
一、人物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是他的老师。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二、人物事例
（一）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二）
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曾到建设中学任教，并在那里结识了施松卿女士。这个比汪曾祺大两岁的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开始在物理系，后转入英语系。1946年，两人来到上海。正值内战期间，环境恶劣，因为找不到职业，汪曾祺情绪很坏，沈从文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在沈从文的鼓励和帮助下，汪曾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差事。
汪曾祺一生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最大的坎儿莫过于1958年因为指标不够，被“补打”成右派了。连他自己都解嘲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1958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一呆就是四年，在位于高寒地区沽源坝上的“马铃薯研究站”，终日画《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这样寂寞单调的生活，他却回味无穷，感叹道，“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而且，“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铁凝特别为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感动，她说，一个对土豆这么有感情的人，他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汪老从容地东张西望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抚慰着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可惜，《中国马铃薯图谱》这部奇特著作的原稿在“*”中被毁掉了。
（三）
这天，老太太拉着脸高声喝道：“汪曾祺！”汪老立刻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心里直打鼓，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还琢磨呢，最近没偷着买酒喝啊，又咋啦？正纳罕间，只听见老太太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难：“你不但在家里公开喝酒，炒菜的时候偷料酒喝，还瞅机会到宴会上去喝个痛快，现在居然敢自己跑到小酒馆去喝！”汪老赶紧辩解，没有的事啊！老太太立刻拿出汪老刚发表的短篇小说《安乐居》，戳到老头儿鼻子尖下面，质问到：“还敢嘴硬，有小说为证！没喝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啊！”这下老头儿哑巴了。
汪曾祺一辈子创造美文，制作美食，奉献美。他不是那种只会吃不会做的半吊子美食家，而是既会吃又会做，喜欢粗菜细做，特别是拌菠菜。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老悠然写道：“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代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招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汪老还自我发明了小吃“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脆，真可声动十里人。”
如此有声有色，真是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汪老做菜很简单，跟写小说一样，就一个主菜，四碟小菜。1996秋天，他请何镇邦吃爆肚，那时，何镇邦住亚运村，给汪老打电话说：“老头儿，我打车过去80元钱，在这边什么吃不到啊，偏要吃你一顿爆肚。”汪老说：“我这个爆肚可不是随便吃得着的，你看着办吧。”11年过去了，过去对爆肚没什么好印象的何镇邦，至今还记得那汪氏爆肚的美味，真个是唇齿留香。
三、文学特点
（一）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二）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别看老头儿恬淡，其实有着异常刚性、清醒的一面。当年，邓友梅、林斤澜被打成右派，平时与邻居打个照面都不敢搭腔，而彼时的汪曾祺正被江青赏识，成为样板戏《沙家浜》剧本改编的主笔。逢年过节，汪曾祺把林、邓二人接到西郊自己家中，亲自下厨，做几个菜，招待老朋友。邓友梅就问汪曾祺：“你现在是大红人，和我们俩搅在一起，不怕沾包儿啊？”汪曾祺说：“咳，江青用我，就是用我的文字，我心里呀，跟明镜似的。”邓友梅后来感激地说，在那个年代唯一接待我们俩的就是汪曾祺。
生逢乱世，怎么可能没有苦难和窘境，实际上，是汪老将一切青云与低谷完全看淡了，举重若轻，而不是真的人生如坦途。平淡是个很不容易实现的境界，大部分人都是误将平庸当作平淡，即便经历丰富，也是庸庸碌碌了此生。问题的关键在心态。
汪老这个人，很通感，这样说不知是否合适？但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他敏锐的触角，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可爱地伸来伸去，传递着几多眷恋与多情。创作的时候，他经常用美食作比喻，比如，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而在苦闷生活中，他常常用超然的艺术美来愉悦自我。他把批判当成是在出演一部荒诞喜剧，他把检查材料当成一篇篇美文来书写。平淡是汪老的压轴菜，让人从中品出人生的隽永。c
汪老这辈子最讲究的是意境，他这种追求渗透到生活中的一颦一笑，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寻出美来，自得其乐。他的文章，读来好像都是些家常话，从来没有什么口号，却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我最欣赏这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别致的老头儿，是个在一地鸡毛中，也能够做到诗意栖居的大家，是个对人间烟火充满了世俗趣味的出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