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封建社会以及“*”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因当时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
故称。元朝就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
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蒋菡先生在《“臭老九”考》里指出:“抗战 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 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改革开放后，人们认识到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分子逐渐被重视，终于摆脱了“臭老九”的恶称。
批斗“臭老九”
“臭老九”早可见于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对知识分子的谑称。 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故称。 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毛泽东老人家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
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
一、官（政府官员）。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
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
五、医（医生）。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
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
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还有人说，*搞批斗，首先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然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排到第九就是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个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应祈求某个集团或领袖的开明和恩赐，而应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能力和品格。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首先得从提高自身入手，向社会讨公道则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