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合伙人
新东方“三驾马车”再次聚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2009年3月5日，离开新东方3年的徐小平先生已经53岁，与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在北京盘古大观超五星级酒店吃饭。他流着眼泪对俞敏洪讲了他经常做的一个梦。
“我说我天天夜里梦见你，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一起玩。”徐小平对《人物》记者回忆这次会面。这个富有的投资人露出委屈的表情，讲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一群大孩子一起玩，我跟着追他们，他们见到我就走了，不愿跟我玩”。
徐小平反复申明这个梦是真实发生的，“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他用“梦魂萦绕”等语意强烈的字眼儿表述自己对新东方的热爱，并两次强调：“俞敏洪没有回应我。”他此后声称的事实比“没有回应”更为糟糕，据他说，第二天，他又去新东方见了俞敏洪，后者脸上明显写着拒绝。几个月后，徐小平写信给俞敏洪，“收回了我当时的请求”。
“有一太平洋的话要跟俞敏洪说”
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3天后，俞敏洪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徐小平和王强。约会是提前就定下的，与电影无关。席间，3个人只字没有提及这部被外界解读为“新东方创业故事”的电影。
在和《人物》记者单独进行的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三人分别表达了对电影的看法。
王强和徐小平都声称这部电影很了不起。5月31日早上6点多，王强
1 一个人溜进电影院又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回想往事，想着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第二天，他仍然沉浸在当年意气风发的友谊回忆里，淡化了那些因为利益和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痛苦争吵。
徐小平则一次次借用别人的好话来评价这部电影。“陈可辛看完剧本以后说，徐老师，你这个剧中和中国电影都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你这里面3个男主角都非常高贵，非常可爱，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是因为俞敏洪公开表达对电影的不满，他急于展示这部电影对原型的刻画是多么正面。
在一间杂乱的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穿着灰色T恤的俞敏洪对《人物》记者重申他对电影的反感，甚至不愿意评价。这个50岁的中国最富有的教师语态温和，为调节气氛会主动开些玩笑，但说起电影来每个字都是严肃的。这种反感自一年多前徐小平第一次将剧本送给他就开始了，他当时就表示反对，“一个字也没看”。此后，电影的导演陈可辛将修改后的剧本送给他，他仍然没有看。
“搬上银幕这件事本身就引起我的反感，电影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也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的生死。”这名中国最大的教育机构的董事长和总裁说，至少有两条理由让他不愿意被视作电影的原型。他不承认电影中刻画的窝囊个性，“否则我不可能做出企业来”；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生活的人”。
他始终避免对电影本身进行价值判断，但他仍然忍不住对某些细节提出了批评，承认“有几个场景还是挺委屈我的”。这些场景包括他在创业成功后提议给自己分51%的股份，“这样两个合伙人当场就会走人，完全不符合
2 企业家的逻辑”，以及电影中的主角成冬青为了阻止上市一个人增30%的股份，“你找死啊，商业中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永远不可能的，当场拿刀子把你给捅了”。
“这表明陈可辛他们对商业真正的逻辑其实没有真正的理解。”俞敏洪说。他也认为，“整个电影中把我描写成土鳖，我是土鳖一点不假，但是实际上我并不那么土，要那么土的话就不至于有新东方的今天了”。
这是他首次公开指出电影的不足。《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他的手机一天就收到1000多条短信，来自朋友和那些看过电影的学生。他“出于无奈”，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公开回应，但关于电影本身态度模糊。
徐小平对这篇博客文章很在意，声称要写一个自己版本的文章，讲述来龙去脉。他依旧充满了委屈。
“当时陈可辛说要拍兄弟内斗，我说如果这样我就不搞了。”他说，“在写剧本的两个多礼拜里，我脑子里只有两个人，俞敏洪、王强会怎么看这个剧本。我写的剧本要经得起友谊的审查。”
这些态度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企业界富有传奇色彩的三个朋友、合伙人之间如今的关系。他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友谊，每年抽出空闲进行两三次聚会，偶尔给对方写信。但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话不谈。徐小平和王强肚子里装着很多话，对《人物》说了很多对俞敏洪的告诫、批评、感激或思念，又常会声明，这话从未、也不会当面对他讲。
维持这份友谊完好如初的印象是3个人共同的需求。接受采访时，徐小平再三强调，他不希望报道看上去像是他跟俞敏洪的PK，在表达了对新东方如今政策的忧虑后，他也会补充说，这是一个独立的评论者“对一个伟
3 大企业发出的一种杞人之忧”。
但失落是藏不住的。当徐小平眼中的新东方不符合他的发展期待时，他“有一太平洋的话要跟俞敏洪说，但一滴都不想滴出来”。“一滴水见大海，那我得把整个太平洋倒给他，我依然需要这样做，”徐小平说，“问题是，俞敏洪是不是有这个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容纳我波浪滔天的献言献策。”
“现在的友谊中缺少某种宝贵的东西。”徐小平说。
往日那种毫无顾忌的批评、争论的关系仍然会向现在射出投影。2010年10月，徐小平到哈佛演讲时，给俞敏洪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他在信里说：离开新东方以后，不给你写信，是体贴你；今天当我看到新东方有问题的时候，再不给你写信，就是背叛你。
据他说，信写得很尖锐，以至于他的太太和部下都问“俞老师会不会跟你决裂”。过几天，“俞老师回信说，读你的信如沐春风”。又过了几天，有人跟他说，俞敏洪在有上百名高管参加的会上读了他的信，并“呼唤新东方要有这种徐小平的精神”。
透过这封信，他们似乎可以回到2000年前后新东方那些烟雾缭绕、间或传出摔打声的会议室里。
正确朋友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经常将彼此的性格不同称作“互补”。这只是事实的一面。
徐小平充满激情，他的演说自30年前起就总能激起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喜欢战略，用王强的话说，“新东方当时的很多战略都出自徐小平”。 王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显得冷静。他读书量惊人（刚刚出版了一本谈论阅
4 读的新书），“喜欢务虚”，思考理论问题，是新东方创始人中最不愿意接受“励志”教育的一位。
相比之下，俞敏洪并不是那类让人惊艳的精神领袖。他生性温和，坚韧，更加现实和谨慎。一个例子是，他“至今不懂得拒绝”。他承认自己“软弱”、“优柔寡断”，并且知道这对企业管理有害。
这样的“中国好人”性格往往让另两位受西方文化和现代企业规则影响颇深的合伙人无法忍受。王强说：“我从国外回来办的第一件事，不是教学，是帮助老俞开一个他希望他走的人。我非常明确地问你是不是目的是让他走，他最后告诉我是，那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最后经过3个小时的唇枪舌剑那个人还要发问，俞老师王老师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吗？俞老师说是，他终于走了。”
俞敏洪性格中流露出明显的现实主义。他能跟不喜欢的人合作，“通常不会露出让对方感觉到我不喜欢他。”他说，“我处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分明地表露爱憎，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做新东方了。”
自从1996年先后从国外回来参加新东方之后，徐小平和王强一直希望俞敏洪变成一个“正确朋友”——从善如流、忍耐、伟大。“你不仅要成为柳传志，还要成为蔡元培。”这是王强回国之前对俞敏洪提出的期望。
他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俞敏洪的“正确朋友”。他们实现的方式是直言不讳甚至是刺耳伤人的批评。他们为自己的批评从道德层面上和公司治理层面上找到了合法性——中国式的“诤友”原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式的政治表达，以及现代企业治理法则。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批评会对俞敏洪带来什么打击，但理论信心让他们得以避免愧疚和苦恼。
他们的批评内容既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如何进行股份制、如何治理企业，也包括对来自江苏农村的俞敏洪进行“农民”、“土鳖”一类毫不留情的攻击。直到2006年新东方上市以及徐小平、王强退出新东方为止，这样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吵不断发生。
有一次，董事会为一个高级职位的任命争执不下，俞敏洪坚持要用某一个人，徐小平和王强等人则觉得不该用。那一次，双方从晚上9点钟一直吵到早上6点钟。最后王强对俞敏洪说：如果你觉得董事会反对没有道理，你也说不服我们，你就解散董事会，俞敏洪马上说，他接受董事会的意见，不进行任命。
“王强这句话是民主之魂，”徐小平说，“老俞的这个决策是妥协之花，没有这种坚持和妥协，新东方可能就是个平庸的企业。”
徐小平与王强分别提起范冰冰说过的一句话：“能经受多大赞美，就要承受多大批评。”而他们指向的对象俞敏洪却是个自称对演艺明星毫无兴趣的人。这种反差无处不在。他们分别多次强调自己批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用徐小平的话说，批评建议“我会发很多条短信反复说，那些把他折磨死的建议，我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提”。
沉默寡言、“从没爆发过”的俞敏洪，努力在言辞中淡化这种苦恼：“我对人的批评很快就会忘掉，也没有说有多严厉的批评，大不了就是他们天天骂我土鳖，农民意识，完了没有眼光，对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算比较严重的。”
他也会流露出一丝懊恼，“把朋友请回来，完了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弄回来以后最后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的确是明星，的确是屌丝
1996年，俞敏洪艰苦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收入已经在2000万左右，利润数百万。当他准备出国拜访已经几年失去联系的徐小平和王强时，脑子里想着的是两人的才华和耀眼光芒。
“没有他们两个的话，我认为新东方会做好，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不会有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因为他们两个从本质上来说比我更加理想主义。”俞敏洪说。
俞敏洪和王强1980年一同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两人住相邻宿舍。两人风格完全不同，王强多才多艺，后来成为新组建的北大艺术团团长，是“绝对的风云人物”，而俞敏洪出身农村，对城市生活充满陌生感。因为都喜欢读书，两个人交往密切。
1983年，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徐小平来到北京大学团委任文化部长，担任艺术团的指导老师，3人随后产生交集。徐小平至今还记得那个“意气风发”的大三学生站在北大团委的筒子楼门口与他交谈的场景。
王强与徐小平都处在舞台的中央。他们至今相信自己当时是耀眼的主角。而俞敏洪很难举出什么辉煌的事迹，他为人和善，人缘不错，很长一段时间内包办了全宿舍的打水任务。他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本诗刊，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俞敏洪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迹除了上佳的酒量以外，只有艰苦学习英语的韧性，以及娶到了一位被称为系花的太太。与其他两人不同，他的故事是一个苦孩子奋发图强的故事。
多年后，俞敏洪回忆：“他们习惯了我听他们的意见。”而王强和徐小平也承认，他们对俞敏洪的打趣、挖苦，那时就开始了。
毕业后，他们常来常往，友谊进一步巩固。俞敏洪仍然是圈子里最沉默寡言的一个。“我谈不出思想来，跟这帮朋友在一起永远只有他们说话的份儿，我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听众。”
俞敏洪唯一组织的集体活动，是带着大家到他租住的农村附近的运河里游泳。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之后，徐小平和王强出国。如今，电影《中国合伙人》又让王强找回了当初的生离之痛，“我当时也是立志不回国了”。王强回忆说，徐小平是最早走的。徐小平珍藏了作为任何一个学生很难想象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为了获得飞到美国的机票到处拍卖。有一天他终于卖出去了，用一半的钱请好友在西门一个火锅店吃了火锅，最后大家挥泪离别。“从此我步上小平的后尘，我也要到国外去，老俞也想步我们的后尘，但是国外暂时不需要他”。
国内这头藏着一个文艺青年痛下决心改换命运的故事。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是他扔掉了自己的所有诗稿。他曾在演讲中将此夸大为“付之一炬”，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他说，那是一种演讲需要的修辞，事实上只是扔掉，“扔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真正像林黛玉把诗一页一页撕下来扔掉了，那个太有诗意了。我不会这么做的。” 他认为自己经历了最痛苦的转变。他为了攒钱出国创办新东方英语学校，门口的卫生、社区里的纠纷，以及替新东方贴广告跟别的学校发生冲突，他不得不出面解决。跟公安局、居委会打交道，“那些是我不擅长也不喜欢做的，但我也意识到，那些问题不解决，学校就办不下去，想赚钱就赚不成”。
如今，俞敏洪已经可以从容地分析自己的转变过程：除了克服心理上
8 的障碍，还要经历语言的改变，从知识分子的语言变成跟公安局交流的社会语言。他被扔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办法认识公安局的某一个人，再认识其他人，然后跟公安局的关系好起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吃饭聊天喝酒都很习惯，像朋友一样。”他说，但又补充道，很艰难，“谁要不信，就让北大的教授、老师去跟公安局打交道试试看”。
俞敏洪将此归因于生计所迫。但王强相信，俞敏洪天生具备与别人打交道的才能，一个例子是在大学毕业后，俞敏洪住的是单人宿舍，而其他老师住的则是双人宿舍。
毕业已经十几年，等到俞敏洪再一次出现在王强面前时，王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普林斯顿，我看学生都能认出他来，觉得很受刺激，他是有名气了。”王强说，“在北大的时候，哪有人认识俞敏洪，但是到美国没有人认出我来，只认出老俞，这反差太大了。”
他说，这刺激不是嫉妒，而是“心里的震撼”。“从言谈话语间，我觉得他不是大学的他了，说起话来逻辑清晰流畅，滔滔不绝，这不是我以前印象中的他。”
“新西方”
当俞敏洪到加拿大时，徐小平处于失业状态。1993年到1994年，徐小平曾回到国内，创业办音乐学校，但失败了，又回到加拿大。这期间，不得志的徐小平甚至没有联系过旧日朋友俞敏洪。关于二人在加拿大的重新相聚，徐小平讲述的版本是“我哭着喊着求他带我回来一起做新东方”。俞敏洪的回忆则略显平淡：“他发现我在中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在国外生活得也不如意，如果你还想搞音乐的话，
9 你回来，我给你30万块钱。”
按照过去流传的故事版本，王强在美国的生活算是成功的。他出国后改读计算机专业，年薪7万美元，因此，甚至在王强表明回国的愿望后，俞敏洪还劝他仔细考虑。“这说明他对我负责，怕耽误我，我很感激他。”王强说。
事实是，王强此时早已厌倦了在美国的生活。在俞敏洪到美国的半年前，他在书店买到了上海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蔡光天的自传，里面讲述了他创办“前进英语学校”的故事，学校办得生龙活虎，“经营的数字令我吃惊”。王强说，这本书也许至今还在他美国的书房里，“若干重要段落全用红笔勾勒出来了，内容是蔡光天是如何致富的”。
“我至今还没跟老俞谈过，小平也不知道。这是我今天第一次透露，真正最早让我做出选择的实际是上海前进蔡光天的所谓创业史。这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强对《人物》记者说。
在租来的两居室公寓的餐桌上，他告诉俞敏洪：我决定回去跟着你一起干了。王强描述，俞敏洪当时既兴奋又迟疑：“喝完酒以后我说咱们严肃地谈谈这个事。一开始他展示新东方非常兴奋，等到严肃谈，他反而沉闷了，因为他心里也没准备，把我们这样的人物叫回来，他人生面临什么？”
真实故事比电影更精彩。为了打消俞敏洪的疑虑，王强在俞登上回国飞机之前的一刻直截了当地向这位老同学“明志”：“当时我也是刺激他，我说老俞你要考虑，你一定要让我去新东方，咱们3个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半年以后我一定会在你的校门对面建立一个学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长
10 叫王强。老俞一听，沉默片刻，他说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东方3个字下做吧。”
徐小平几乎是紧跟着俞敏洪回到了国内。俞敏洪结束与一个加拿大人的合作，将留学咨询的业务交给徐小平，“小平这下要大干一场了。”友谊和事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蜜月般的融合。电影中的一个经典细节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俞敏洪当着我老婆的哥哥说，‘小平很快会让我嫉妒的’，他真说过。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对我那么深厚的期待和鼓励，那真是无比温暖。”徐小平说。
监管俞敏洪
那是一个好友重聚的喜悦时刻，俞敏洪和先期回国的徐小平带着一束花去机场接王强。3个人不约而同对《人物》记者讲述了同一个细节。就在从机场回俞敏洪家的出租车上，王强突然严肃地问俞敏洪：“你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如果将来我们比你赚得多，你能接受吗？”
在俞敏洪看来，这意味着信心的宣讲。而在王强和徐小平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展示：他们不会是俯首听命的打工者，仍然是大学时代不假辞色、充满质疑和拷问的挚友。
3个人的纠结关系就此埋下了种子。一方面，“我跟王强有个特点，我们高度地认同俞敏洪的经营管理能力，五体投地地认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无条件地臣服俞敏洪的作为CEO的领导，无条件。”徐小平说。
另一方面，大学时代的交往习惯顽强地保留下来。“可能老俞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始终无法建立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我很难想象突然毕恭毕敬地叫他‘俞总’。我们摆脱不了大学时对他的印象。我宁可自杀，或
11 者他杀。别人可能完成这种职能（身份）转换，但我们3个从来没这习惯。”
徐小平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曾将对俞敏洪的批评与国家政治中的监督相类比，“一个国家的活力是靠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辩论来实现的”。与他一样，王强也自如地在3个合伙人的关系与政治博弈中的关系间来回切换。
“我在西方社会生存那么多年，觉得那个社会井井有条，原因就在于监管，一切都在于游戏规则。所以在企业里，监管是必要的。”王强引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来为自己辩白：“没有任何监管，你再牛的一个人也会膨胀。”
王强又一次阐述了自己对于朋友的理解。他表示自己“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哥们儿义气”，因为那是中国人情中虚伪而无实质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在治理企业上不如俞敏洪。“我对权力真的没有欲望，但是我对监管权力有巨大的欲望，我的乐趣更在于监管。” 王强在新东方的会议室里推动了两件事，一是要求手机关机，一是禁烟。
禁烟是王强感到满意的事。起初，新东方很多工作人员抽烟。开董事会时“看不见对方，云山雾罩”。他第一次发难引发了争吵，王强使用了他此前此后多次使用的摊牌术。他要求董事会投票，要么禁烟，要么他离开会场。俞敏洪也使用了他的惯常方法解决这一争论，用王强的话说“各打三十大板”，既肯定了王强的意见，又说这次会议并不正式，抽一抽也可以。
王强制定了禁烟措施，第一个罚款对象是俞敏洪的母亲。在新东方初创时，这名早年的万元户、自小对俞敏洪严加教育的农村妇女进入新东方协助儿子。王强因俞母在走廊抽烟，罚了她两百多元钱，然后马上作为典
12 型在全公司推广。“但我忘了是老俞他妈给的钱还是老俞给的钱。”
这次看似并不关键的禁烟行动的始末，事实上可以被视作俞敏洪、王强在新东方急速膨胀时期的几乎所有矛盾的缩影。有西方文化、抽象理论等原则支持的批评者王强不依不饶，“坚硬如铁”，而面对着庞大团队和现实难题的俞敏洪温和、不会拒绝。新东方需要解决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多，最终在2000年5月新东方推出股份制改革前后达到顶峰。
长达几年的“改革”针对的问题之一是“家族问题”，其实质是“母亲问题”。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李八妹神奇地将新东方下游产品的含金量开发了出来—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李八妹将新东方视作俞敏洪的家族企业，在人事和经营问题上多有干涉，甚至经常像过去在江阴家中那般训斥俞敏洪。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1997年夏天，“三驾马车”在李八妹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时，俞敏洪听见外面散座处母亲又哭又闹，徐小平和王强都看不下去了。王强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叫了一声“妈—”， 然后当着屋里屋外的一大堆人，“扑通”跪下了。
流着眼泪，殊死博斗
徐小平当年就曾经批评：“我们是在与俞敏洪共事，与我们所倡导的北大精神、新东方精神共事，不是与俞敏洪家族共事。”
“那个时候大家遇到的问题和在公司过程中体现的东西是非常的，第一个大家从来没体验过的，比如友情和规则的冲突，这样一个东西在我看
13 来，整个从1999年以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一直到大概接近2004年左右，这么多年大家都非常痛苦。”王强对《人物》记者回顾说。
2001年8月27日，副校长王强请秘书给俞敏洪送去一封辞职信，抬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以这封信开始，新东方遭遇了现代企业转型刚开始之后的严重危机。此后的3个月里，围绕着人事安排等议题，包括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元老在内的小股东与大股东俞敏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是俞敏洪遭遇的来自王强、徐小平的批评与挑战中最严重的一次。在那段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作家卢跃刚应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书，完整地见证了这3位合伙人最真实、最激烈的争吵过程。3个人无论是辩论、吼叫还是静默、流泪，卢跃刚都坐在旁边，开着录音机记录。有时候，3个人也会分别找他征求意见，坐到天明，流着眼泪。
这是新东方的“黑色时期”：面对学校产权瓶颈，规避产权风险，整合资源，进行公司化转型。出现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两大利益集团—小股东利益集团和俞敏洪的剧烈冲突。由于经验不足，制度设计缺陷，“东方人”公司失败。新东方团队迷茫、困惑、痛苦，失去了方向。不管是私下里，还是有外人在场，小股东利益集团都猛烈攻击、批判俞敏洪，像俞敏洪母亲一样地不给俞敏洪面子和尊严。
王强说：“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
徐小平随即递上“辞呈”，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他的发言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回溯新东方的历史，批判俞敏洪；二是如果
14 新东方还有救的话，也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新人”。
一向优柔寡断的俞敏洪这一次采取了王强善用的方式，一方面用友情和实质的改革承诺挽留王强，另一方面，要求股东大会投票决定，他和徐小平究竟谁留在董事会。最终，这场**以徐小平离开董事会收场。
“俞敏洪既聪明也厚道，”卢跃刚告诉《人物》记者，“但聪明是排在厚道前面的。”
王强在投票中选择支持了俞敏洪。他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没有像俞敏洪那样选择弃权，事后王强向徐小平解释，当时剑拔弩张的局势必须要降温，我在董事会还能代表你的观念。但他承认，“当时投完非常痛苦，这使我一辈子始终在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圆滑一点，但是我的性格在那个刹那，没有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
徐小平则对两人都展示了一个高姿态的回应，他认为用现代企业制度作出决定是他长期在新东方推动的转型，哪怕这样的决定对自己不利，“俞敏洪战胜了我，然后我走过去就拥抱俞敏洪。抱完了我就走了。为什么呢？我斗的不是多拿钱，我斗的就是一个制度，就是这样”。
妖怪
徐小平没有如愿回到新东方，而王强也拒绝再走回头路。徐小平曾向俞敏洪推荐让王强重新回新东方董事会，俞敏洪说“小平感谢你解开我一个心结，以前我都得把你们两个人一起考虑”，言下之意，两人一起回变动太大了。但王强在电话里直接拒绝了俞敏洪的好意，他甚至逼迫徐小平，“如果你还想着回新东方董事会，我就不跟你一起做‘真格基金’了”。
2010年，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并邀请王强成为联合创始人，两人都感觉重新找到了方向。俞敏洪也参与了对“真格基金”的投资。他将此视为3人友谊延续的证明之一。
王强和徐小平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新东方和俞敏洪。王强在离开管理层之后的4年为新东方开了几百场免费讲座，“你想除了友情还有什么解释呢？我要以一种问心无愧的方式离开这个舞台。” 2012年7月，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唱衰新东方，许多大投资人询问徐小平，“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说，买！买！绝对没问题！事实上，听我话买的人都赚钱了。”
俞敏洪不在的时候，俞敏洪经常成为徐小平和王强的话题对象。甚至讲起俞敏洪“发火”的故事时，王强也带着开心的语气。他说，有一次，俞敏洪被母亲惹得生了大气，在外面发火扔了手机，还砸到王强的车上。
“你看他非常理性。”王强说，“老俞是有超人的掌控能力，他的车也在旁边，怎么会扔到我的车上？手机没摔坏，我的车倒受伤了—又不是因为我刺激他。”
在俞敏洪看来，跟以前相比，徐小平和王强对他的批评与之前变化不大，“王强比较含蓄，徐小平比较直白，因为徐小平他就一直是以批评我为他的乐趣”。但现在这些批评听起来更容易接受，一方面“会更客气一点，因为没有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再夹杂很多个人情绪。
对此，他的两位好友和昔日合伙人的态度未必如此淡然。
“我在微博上发了很多话，关于那么多知名企业因为战略失误错失了发展机遇，都是给‘那个人’看的。”徐小平说。他后来又说，有些话“只
16 要那一个人听懂就行了”。
目前，徐小平和王强两人只担任着“新东方研究院”院长这个虚职，和另一位院长3人共同在新东方大楼拥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养老院长”，徐小平苦笑地定义。他认为新东方上市后俞敏洪没有进行大规模并购是一个失误，但过去7年中只跟俞敏洪谈过一次，“如果我在董事会，一定会拳打脚踢、声嘶力竭、动员逼迫、鼓励辩论，走并购之路，但我并不在董事会，我并没有职责这样做，当没有职责的时候，这样做就变成胡搅蛮缠”。王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既不在管理层也不在董事局，对新东方的发展只能关切地问一下，也不方便了解。”
另一方面，徐小平带着失落感说，“哀莫大于心死”。
这3个人仍然不时强调已维持了30年的情谊是多么重要，话语风格各异，意思如出一辙。“结果是好的，过去的争执就不重要了。”这是俞敏洪的说法。王强形容3人的友谊，“就像一个少女通过结婚变成一个少妇一样，她失去了少女的那种单纯的美，她可能获得了少妇的这个成熟的美”。徐小平则以特有的激情洋溢的言辞称俞敏洪是“我尊敬的企业家，我热爱的朋友”。他说，友谊“建立在打造新东方的烈火真金的锤炼之上”。
“小平的身上体现一个什么叫做大的爱字，这是我从他身上学会的。老俞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毅，百折不挠，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的时不时要回在脑子里的这么一个标杆。”王强说他今天在“真格基金”觉得非常快乐，这缘于徐小平率真的性格，“我是30年少见这样的人。我坦率地讲，这一辈子，如果我这一生，要有一个最重大的事情要托付给一个人的话，在朋友中我可能想象的第一个人，或者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小平。他真
17 是没法掩藏。”
“那俞老师呢？”《人物》记者问。
“我不会托付给俞老师。他思考太多了，我读他很费解。”
王强感叹，在看完《中国合伙人》之后，他终于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关于这份友情的看法。
“友情跟荷尔蒙一样，特点是野性、没有原则，友情的野性需要与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与强大、冰冷甚至残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否则，友情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治理，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在这个前提下接受驯服，他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
事实上，这段关于友谊的富有文采的总结，远不如采访结束时王强的一句话，更能让多年来缠绕在新东方3位合伙人之间的妖怪显影。
“想想老俞也挺心疼的。”王强突然说。他强调，这句话，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当面告诉俞敏洪。
（刘君萍、邓丽虹、李欣对此文亦有贡献）摘自《人物》杂志29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