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辅导员 大一“转型”应合理规划
大一，是大学新生从高中步入大学的“转型期”。学生如果成功转型，则大学生活会成为一生的财富；而如果转型失败，那么就有可能陷入颓废的深渊。“大一学生的学习误区通常体现在，高中时被动的学习模式，没有及时转变过来。有部分同学容易在宽松的环境中，迷失自我，丧失前进的动力。”华师大中文系辅导员汪彦说，有些学生刚步入大学时，充满好奇，一下子报了很多社团，参加很多活动，结果又‘因噎废食’。此外，对于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而言，大一亦是考验。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家，寝室中的集体生活也需要沟通艺术。”
因此，对于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来说，对于即将来临的大一生活应有清晰认识，并做到合理规划。汪彦建议，准大学生首先需要调整心态，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主动了解校园文化，并在和同学的交流中，逐渐提升人际沟通能力。其次，要确立人生方向，避免过度放松、缺少自我约束导致学业荒废等问题。而初为成人，则更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知道“责任”两字的内涵。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校园，
那时觉得校园很大，怎么走都走不完，
觉得教学楼像迷宫，会把自己走丢，
觉得校园里有很多树、很多水，很美，
后来当我们渐渐熟悉了她的一草一木，
闭着眼睛也不会走丢的时候， 发现她其实也并不是那样的美好；
那一年的开始，我们在太阳下暴晒，
我们挥汗如雨地一遍遍练习立正稍息齐步走，
心里早把万恶的军训制度骂了千万遍，
却在结束后含泪争着和教官合影留念；
那一年，我们带着青涩走进学校，
见到很牛的学长学姐会觉得很崇拜，
当时不知道以后，
我们以后也会成为别人的学姐学长；
那一年，我们对大学生活充满向往，
觉得那是一个新鲜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跷课上网打游戏荒度时光的时候，
觉得周围的一切渐渐无聊；
那一年，我们对大学的恋爱充满了幻想，
幻想着自己的美丽邂逅， 在某个黄昏午后在图书馆遇见自己的王子公主，
后来才知道现实并不总是像想象般那样美好；
那一年，我们热衷于各种晚会各种社团活动，
兴致勃勃地去参加，
后来我们渐渐提不起兴趣，
开始认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那一年，我们会积极地认识许多人，
在路上和很多人打招呼觉得这种事情很骄傲，
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的世界很拥挤其实也很空旷；
那一年，我们为自己定下很多目标，
对自己说我要干很多事情，
但是当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付诸行动，
慢慢的我们再也找不到最初的梦想；
那一年，我们觉得大学会很轻松， 课程可以有选择的去上，
老师不会步步紧逼催人去读书，
后来才发现大学生活也会烦恼多多；
那一年，我们血气方刚踌躇满志，
后来我们慢慢被磨平了棱角，
向着大多数人发展的方向发展；
那一年„„
承载着我们最初的美好时光，
那样青涩的岁月，
我们会在经过许久物是人非之后，
还会想念起那些人，那些事。
提要
社会心理的成长，和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境。一个人要是长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为执政党，你要让民众知道，探索过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正确是革命党的思路。当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建立起应急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要能紧急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阻止问题的发生。 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高发的今天，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正成为当前中国各界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打造有力的信仰。”在众多试图寻找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的学者中，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建钢教授的观点，显得格外新颖而深刻。
《群体心态论》、《经济政治学》、《论公共社会》„„近年来，黄建钢教授每一本著作，都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曾有媒体这样评价——“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
日前，黄建钢教授赴京开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他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交流中，他向记者详细阐述了他的群体心态理论、公共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并运用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入剖析。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
中国青年报：据我所知，您研究群体心态问题已有20多年了，当年您在北大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群体心态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什么选择并一直坚持这个研究角度？
黄建钢：我开始研究群体心态，与我当年在北大的工作经历有关。我在北大工作了18年，有15年都在做学生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对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我发现，问卷调查的结果总是与学生们的实际行为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试图解释这个差距的时候，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的问卷结果只是当时大学生主观意识的反映，大学生在填写时，把我们的问卷当成了试卷，只想着怎样回答才是“正确”的。而当我们把调查结果作为大学生想法的客
中国青年报：有什么价值？
黄建钢：一切社会危机都由心理引起，都可以视为心理危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就提出，很多社会极端事件中都有着群体心理作用的痕迹。群体心理就像汽油，有着一点就燃的性质。在群体中，个体的理性往往会被群体的非理性所裹挟，使每个个体心理都陷入烦躁和急躁的状态，使很多事件发生“化学式”的反应。
中国青年报：具体一点儿，您怎么看当前社会的心理危机？
黄建钢：在我看来，当前社会最大的心理危机，就是信仰危机。具体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社会运行当中没有方向，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打个比方，当生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况，你会相信谁来救你？有人会想到耶稣或菩萨，而许多人可能谁都想不到，只能等死，心理就会很烦躁。像日本“3·11”地震后发生在国内的“抢盐风潮”，身边不少人劝我也去，我就说不可能没有盐。但很多人什么都不信，觉得只能靠自己，于是就去抢盐。
心理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信任危机——“老百姓”正变成“老不信”，“老不信”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程度也逐渐加深。当信任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危险的发生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下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并未阻碍人们公共意识的形成”
中国青年报：您2009年出版的《论公共社会》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们感觉，公共社会更像是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是这样吗？
黄建钢：公共社会已经存在。新中国的前30年，实际上已经是公共社会，只不过比较低层次。从党的十七大开始，特别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社会原则上又在恢复改革开放之前的很多东西。比如社会保障、民生问题等。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社会在现实社会已经存在。但大家还缺少公共意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青年报：当下正是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培育出人们的公共意识，可能性有多大？
黄建钢：拿原子弹和氢弹来说，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方向正好相反。氢弹的研制一定是在原子弹之后进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裂变”，是社会的矛盾和分化，而分化的同时又会有一个凝聚的反作用力，最终会形成“聚变”。
当下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并未阻碍人们公共意识的形成，甚至会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越来越关注某些公共问题，例如民主问题、官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这就是公共心理的集聚。政府一定要非常重视公共心理基础的建设。如果政府不重视这一块，让它自由地集聚，就很容易出问题。
中国青年报：政府应该怎么做？
黄建钢：政府要做的事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物质上的公共基础设施；第二是制度层面的公共法律制度；第三是公共意识，这也是最重要的。
你看西方社会，他们有两大公共意识：首先是宗教意识，他们把单纯的宗教变成了社会的公共的宗教，这很关键，比如美国总统在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第二是国家意识，他们使国家意识的范围从政府走向了社会。
中国青年报：我们国家的公共意识正处于什么水平？
黄建钢：我们的公共意识发展还不很充分。公共意识一般来源于信仰和国家意识。就宗教信仰来说，我们国家主张“无神论”，近来更逐渐演变成为“无信论”。“无神”和“无信”不是一回事，“无信”就是什么都不信了。信仰缺失的本质是价值缺失，价值缺失进而会引起标准的缺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有效的标准，只追求个人利益时，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
就国家意识来说，建国初期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比较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个性、个人利益、个人领域的发展得到鼓励，国家意识近年来也出现淡化的趋势。
毛主席说过，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信仰领域也一样，人总是要有所信的，信仰不可能出现空白。与其让人们饥不择食、救命稻草随便抓，还不如打造有力的信仰，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中国青年报：眼下大家经常会讲到“信念”。“信念”是不是“信仰”？
黄建钢：信念，是当下的东西。信仰，要仰望未来。人们对待信念是现实与实用的态度，对待信仰是敬畏与崇敬的态度，二者不能同日而语。
“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
中国青年报：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发生的社会矛盾、挫折和困难？
黄建钢：一个个人、民族和国家经历的挫折越多，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强。中国社会在经过6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后，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范围和力量都增大了。
社会心理的成长，和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境。一个人要是长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像发展中的困难、自然灾害等，都是一种挫折教育。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为执政党，你要让民众知道，探索过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正确是革命党的思路。当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建立起应急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要能紧急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阻止问题的发生。 中国青年报：但我们身边很多人，一遇到问题就很焦虑，觉得社会都要崩溃了。要提高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关键要做什么？
黄建钢：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结束前好得不知道多少倍。但许多人觉得社会危险比那时候大，是为什么呢？因为近些年的发展，给大家灌输了一种“私”的意识，什么都从自己出发去衡量，没有宏观考虑。
心理危机的解决需要心理管理，心理管理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社会不良情绪得到及时宣泄。很多社会冲突，都是由社会不良情绪集聚而生。与其让不良情绪越积越危险，还不如提供日常的宣泄渠道，只有这样，人们的心理才能回归健康，社会才能回归稳定。如何建立这样的渠道，是考验执政者执政能力的关键。
中国青年报：日常状态，我们有哪些情绪宣泄渠道？
黄建钢：众多渠道中，体育的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发展体育，就是要把专业体育、贵族体育变成大众体育。大众体育的特点，是公众能亲身参与或围观，实现情绪的疏导、激化和疏通，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我们要打造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体育赛事，并打造体育品牌，像篮球的NBA、足球的世界杯等。现代社会，你看一个城市是不是良性化运转，就看那里的体育比赛有没有人看。
当然，像电影大片、演唱会等，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以前的国庆游行，人们都很振奋，作为一种群体情绪的宣泄，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电视业很发达，但大家都宅着看，没有群体的互动。应该鼓励大家都去电影院，甚至免费去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这个投入非常值得。如果你不给人们提供类似的机会，他就老有宣泄的需要，冲动压抑越久，力量越大，一旦有了口子，就会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就不可控了。
“国家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 中国青年报：您曾把中国青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青年以理想主义为基调，后30年的青年以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调。您预计，后30年的青年仍将回归理想主义。这似乎和很多人的实际感受不符。
黄建钢：人类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间摆动发展。我们前30年是理想的状态，后30年是现实的状态，之后30年又会回到理想的状态。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青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青年身上。以网络为例，网络是当前最大、最充分、最自由的公共空间，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在网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参与程度都非常高，说明了他们这方面的强烈需求。
中国青年报：但现在年轻人只在网上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意识，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公共事务则显得比较冷漠，很少主动参与。这之间的矛盾又如何解释？
黄建钢：这两种现象其实并不矛盾。现实的冷漠是“意识”的反映，网上的热情则是“潜意识”的反映。当他们独自面对着电脑屏幕，没有周边人的压力时，他们的确有着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正是因为年轻人有这种需求，他们在现实中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并不意味着平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情绪爆发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只在虚拟状态下满足年轻人的需要，更要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们提供渠道，疏导情绪。
当然，说年轻人在潜意识层面有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公共意识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公共意识。
中国青年报：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公共意识？
黄建钢：想要提高年轻人的公共意识，国家就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大学教育思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精英式的大学教育，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培养技术特长；第二种是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公共意识与公民意识。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主要是第一种思路，你学了技术，这技术以后是可以挣钱的，所以要收学费。第二种思路不同，目的在于培养出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意味着国家需要，而非个人需要，费用自然应该由国家承担。
举一个例子，在日本的书店里，日本地图都是可以免费拿取的，因为把地图拿回家，也是国家意识教育的一种形式。而我们的地图都需要人们出钱购买，这就只会发挥地图的实用功能。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都应该免费。现在博物馆都免费开放了，就是在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也属于国家意识教育。
事实上，年轻人是最具有公共意识的人群，他们最少关注个人利益、现实利益。我特别主张在大学里推广公共意识，把大学打造成一个小公共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