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源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在这部书的引导下，系统读过了《论语》，《庄子》，《老子》，《周易》金刚经，心经，坛经，分别是 杨伯峻，安德义先生译注论语，陈鼓应先生译注老庄，黄寿祺，张善文先生译注周易，至于佛教经典，皆是大德作注。书并不多，从中体悟万千，很难讲是正解正念，但跟随先贤，总不至于过于偏颇。 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总体上可用两个字概括“通达”。儒家入世与出世的徘徊，道家遁世离世的执着，佛家则是在永远的淡定和超脱中寻求心的宁静，不用假以外道，仅以明心见性之大智慧便可以求得大快乐。总体三教，都是在内心上做功夫，至高境界都是万法圆融的通达和寂静。 后代儒学，发至微末，本已式微，总体是为了便于统治者控制民众，因此，礼法和教条越来越严格和繁复，相反，离圆融通达的本源越来越远。先秦儒学，是我比较推崇的，仅观论语，便可知，孔子原也是位本性率真，可爱好玩的老先生，一点也不见酸腐，一点不见呆板。老先生不如意时，会自谑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看到别的小伙子优秀时，会说“可以妻焉”（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先生正经时候的言论，也大都中正平实。先生陶醉于周礼的完美之中，一生企盼克己复礼，把社会回复到周朝时“天下归仁”的状态，先生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追求大都以失败告终，然即使如此，老人家还高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能有这样气度的人，怎会是一个整日唠唠叨叨，教导我们什么“忠恕仁孝”，“三从四德”的怪老头呢？ 那这样的话，儒家的精神又在何处呢？在我看来，儒学讲求顺应天道，（实质也是汉儒附会天人感应之便宜尔），其天道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自然过程，一是人心向背。儒学对于个人来说，要顺应天理，自然是处理好两种关系，和客观世界的，和周围人的。儒学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以下的品质：仁，义，礼，智，信，再加之行事中庸谦和，便可以顺应天道，圆融自在，同时，当一个人具备以上的品质之后，自然会升起对别人的慈悲，同情，（即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自然会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诸多做法，当一个人在进行这样的行为同时，亦即在修身，进一步，扩展行动范围，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入世之举。所以在我看来，这些行为，不过是我们要到达通达境界的必经之路，只有一个内心纯净，中正平和的人才可以顺应天道，圆融于世，而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时，往往已然没有那样纯净的内心了，此时需要一个双向的反馈作用，修心的同时也是在入世，入世的同时也是在修心。所以，从此观之，儒学，绝不会抱残守缺一些故纸堆中的教条，所有这些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在于修心，修心的目的在于走向通达的天道境界。 明白此理，即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儒生，往往是俊秀飘逸而超脱的，比如：颜回，苏轼，范仲淹。其实，我亦很难举出太多，后世儒学成为通往名利之门的必由之路，因此，真正在这之中读出“圆融于世，通达天道”这几个字的，并且知行合一，始终如一者大抵不多。这就是我理解的儒学精神，至于后来什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在我看来，大多糟粕大于精华，不过是，儒学的细微和某些特定命题被不顾前提的发挥到极致的产物，大多是为了是读书人变得易于管理，且易于蒙蔽。因此，对那些不顾一切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尽应传承和光大的民粹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如果顺应自然的灭亡，就应该让其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