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殿鸿
张殿鸿，景泰蓝烧焊“老艺人”。1912年10月21日出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半壁街村，1985年3月5日去世。13岁时到北京天坛附近的德润珐琅作坊学徒，开始学点蓝，一年后学焊接和烧蓝，1949年以前在北京比较著名的私营作坊“老天利”、“杨天利”、“德兴成”、“恒年永”、“天义和”等珐琅作坊从事景泰蓝烧焊， 在当时景泰蓝行业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张殿鸿1953年参加了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专门从事景泰蓝烧焊。1954年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55年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荣获“老艺人”称号（现在的中国工艺美术家），待遇相当于当时的大学教授，同年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并连续在北京市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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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1957年被聘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他是解放后唯一一位多次接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景泰蓝工艺美术家。1959年10月26日，他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荣获了劳动模范金质奖章，再一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以后在北京工艺美术工厂景泰蓝车间任技术指导员。 景泰蓝是火中取材的艺术品，张殿鸿练就了高超的烧焊手艺。景泰蓝的烧焊工序是全凭经验操作和眼观火亮、手勤快的活儿，稍不留心就出废品。而张殿鸿却以“火头看得准，手头拣活快，活儿烧的好”闻名。有人问他诀窍，他说是“见景生情”。可见其烧焊的灵活性和掌握火候的应变能力了。
景泰蓝产品的品种繁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简繁千差万别，产品中还有带提梁的、带耳子的、带鼻子的、带腿的……丝工点蓝形式更是多样，有带地的、不带地的、开光的、不开光的，有铜线的和不箍铜线的等等。烧焊时要依据产品的特点运用不同的烧焊技巧，并灵活掌握火候。
在炉火处理方面，至20世纪60年代末，景泰蓝的烧焊工序一直使用煤火，70年代初曾有一段时间改用电炉，后因限制用电，经过技术改革用液化石油气炉。张殿鸿从事烧焊工序时，一直使用煤火炉。他在常年累月使用煤火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规律，记述如下：先用大块煤把炉火引着，作为底火。次用中块覆其上，堵住大块的缝隙，再用乏煤把中块的空隙堵住，让火均匀地沿着乏煤的小空冉冉上升，最后用铁片压住由乏煤垫平了的煤火面，这样待火温达到750℃时就可以进行烧焊了。
烧焊前要排列产品。张殿鸿烧焊技术相当熟练，手底下快得很。在往炉中排列产品的时候按着顺序，先放入炉中的先取出，使每个产品承接火烧的程度一样，保障了产品质量。他比别人排得要多而且毫不混乱，很少发生倒歪现象。
产品的一般烧焊方法方面，张殿鸿也很有特色。一是焊丝。以前焊丝都是一次，这样所用的焊药较多，待药沸腾后，里面的硼砂就会把丝冲走，产生“跑丝”现象。张殿鸿针对这种情况，改为分两次焊。第一次用焊药的三分之一，烧的时间较短，可以稳固住铜丝就行了。第二次用焊药的三分之二，烧的时间较长，以便将铜丝焊牢。二是烧蓝。在点过第一道蓝以后即可烧第一次。这时火要大，烧的时间较长，以便使蓝釉（特别是大面积的瓶里和瓶底的釉料）充分沸腾而达到均匀滋润的目的，直至发出亮光为止。第二次比第一次火烧的时间要短，因为他是烧补充釉料，釉料刚一沸腾就行了。第三火烧的时间更短，只待这些釉料稍一起伏，达到新旧釉料融合的目的就行了，如果烧的时间过长，釉料就会流慢开来。第三次如果烧得不够，还可以再烧第四次、第五次。
张殿鸿很注意对于不同产品的不同处理。这也是“见景生情”式的处理。
例如，锦地、山水、人物、寿字等精细产品大都多碎丝，容易跑丝和并丝，因此烧焊这类产品时他都小心翼翼。筛焊药之前要用喷壶轻轻地喷上水（一般产品放置水中，提前即可），筛药时要匀、要少，用量在焊第一次时甚至不足三分之一。烧蓝方法大致同一般产品。惟在第二火时，因其铜胎较厚（所有细产品铜胎皆厚），火宜大些，可至800℃.又如，小件产品因矮、短、所以焊药要少，烧焊的时间也短；大件产品高、长、所以焊药要多，烧的时间也长。开光产品里光子的边缘——“光丝”，是一根相当长的丝，而且围起来成为一个圆圈，不能有丝毫的凹凸，单单依靠焊药放得少是不能完全防止跑丝的，同时焊药太少了，丝也焊不住。针对这种情况，张殿鸿想出了新的办法——在两根光丝之间安置一些短丝为支柱，待烧完第一火以后剔去，就可以保证光丝无恙了。
他对于“大地活”的处理，也很有研究。所谓“大地活”，就是在产品的正面上的纹样仅有花卉、山水、地子满是釉料，而没有锦地花纹。这种产品因釉料所占的面积较大，容易在烧蓝时发生崩釉或惊裂等现象。经过他的研究，焊前，在大地处，也就是没有纹样的空白处，均匀地撒上由三分之二紫铜末和三分之一焊药拌成的混合剂，待焊过以后，在洒末的地方就会出现若干起伏的小疙瘩，再经点蓝烧制，因有小疙瘩的牵制，就不会惊釉崩蓝了。
张殿鸿认真对待每一个产品，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他点过一个缸，其底部有一道接缝，在烧蓝时，因接缝处焊药较多，总是崩釉。这时就单把底面向着火口，用猛火冲烧，效果很好，也不妨碍其他地方的蓝釉。有一个大瓶，由于体积过于庞大，烧焊时铜制变软，瓶肚承接不了瓶口瓶颈的重量，使得瓶肩下坠，严重影响了质量。于是他用一个铁套套住瓶颈，钳住瓶肩，再烧时就没这种现象了。还有一个立体的鹿、头部、颈部的铜很厚，躯干虽说铜不太厚但体积大，惟有四条腿铜最薄，体积又小的可怜。烧焊时难免发生四条腿已经烧得通红而其他部位才刚见热；待其他地方红了，四条腿恐怕就融化了。因此，他在四腿的上部打了四个洞眼，用铁丝拴住，利用层层加铁片来掌握火温。在烧鹿肚的时候，在脚下垫一层铁片，这样火便沿着铁片四周上冲而烧到鹿肚部，四条腿因铁片隔着，就烧不着。烧完肚后翻过来烧头，这时在鹿脊背垫一层铁片盖住，火就单单烧头。就这样一步步的完成鹿的烧焊。
1956年1月13日，《北京日报》就以《一切为了社》为标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多次荣获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的技术在全行业虽然数一数二，但仍不断琢磨，不断革新。他扩大了传统的烧焊炉口，由一次只能烧一只瓶子改为同时烧几只瓶子，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他发现景泰蓝上的砂眼主要是因为半成品上粘上了脏东西造成的，于是建议各车间保持清洁，并且增添一道镪水洗半成品的工序，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1959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北京景泰蓝厂（现在北京华艺景泰蓝厂）制作了高达1.73米的“龙耳尊”大瓶、直径85厘米的大鱼缸、宽达3.72米的大屏风（在当时是世界之最）。为了烧焊这样的大件产品，他重新改造了炉灶。因为产品太大，无法使用铁夹，只好双臂穿棉衣，沾上水，看准火头，直接用手从炉中取活。后来这几件产品被国家收藏，并一直陈列在人民大会堂。
作者：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艺术顾问徐峰
无尽的思念
我父亲张殿鸿，是景泰蓝烧活老艺人。他生前经常向我讲述多次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情景，并让我用笔记下来，好好保存。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每当谈到这里，总是显得特别激动。
据父亲回忆说：1956年1月，在合作化运动高潮当中，他曾于象牙雕刻老艺人杨士惠等人一起，到**城楼上，代表手工业系统向党中央报喜，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2月初的一天，父亲与其他特艺行业的代表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到了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宴会的请柬。当时他双手捧着请柬，心绪起伏，从过去想到现在，久久说不出话来。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这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手艺人”，能够受到毛主席、国务院的邀请，到毛主席身边做客，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据父亲回忆：那天傍晚6点多，他与其他同志在怀仁堂休息厅休息，忽然传来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全场立刻沸腾了。大家赶快排队，10人一排，他站在第7排。7点整，毛主席、周总理健步向他们走来，大厅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一个劲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劲的鼓掌。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了几个工艺品行业的老艺人。当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他是景泰蓝老艺人张殿鸿”时，毛主席伸出了温暖的大手。我父亲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伸出自己长满厚茧的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握着，握着，眼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激动的泪、睁大一双模糊的眼泪，呆呆地望着毛主席。
接见后，进入宴会厅。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三桌，与朱德、陈毅同桌共餐。席间，我父亲举起酒杯，向第一桌的毛主席、周总理敬酒。他向毛主席说：“我代表珐琅生产合作社社员敬您一杯。”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回答：“谢谢！代我向全体社员问好！”周总理接过话来说：“你要把技艺传授给徒弟，培养好接班人。”父亲当时不住的点头。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父亲记了一辈子。
父亲常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他新生。只有在新社会，“刷手艺的人”才被人看得起，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父亲生于1921年10月21日，迫于生计，13岁起就到天坛附件的一个珐琅作坊学习烧焊手艺，学徒期间吃尽了苦头。经过多年的苦熬和细心的琢磨，终于练就了高超的手艺，技术在全行业数一数二，算是在景泰蓝行业中有了一席之地，以“火头看的准、手头取活快、活儿烧的好”闻名，来往于王府井的“老天利”、灯市口的“德昌号”、打磨厂的“德兴成”等大小作坊。尽管如此，父亲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随着社会的动荡，经常丢饭碗。他当过劳工，闯过关东，烧过白灰，抻过面条……
解放后，父亲得到了新生。1954年10月10日，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1955年，他入了党。同年，被政府授予“老艺人”称号，待遇相当于当时的大学教授，并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连续在北京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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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40多岁时，结婚成了家。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为了景泰蓝行业的发展，父亲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1956年1月13日，《北京日报》就以《一切为了社》为标题，报道了父亲的事迹。他的技术在全行业虽然数一数二，但仍不断琢磨，不断革新。他扩大了传统的烧焊炉口，由一次只能烧一只瓶子改为同时烧几只瓶子，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他发现景泰蓝上的砂眼主要是因为半成品上粘上了脏东西造成的，于是建议各车间保持清洁，并且增添一道镪水洗半成品的工序，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1959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北京景泰蓝厂制作了高达1.73米的“龙耳尊”大瓶、直径85厘米的大鱼缸、宽达3.72米的大屏风。为了烧焊这样的大件产品，父亲重新改造了炉灶。因为产品太大，无法使用铁夹，只好双臂穿棉衣，沾上水，看准火头，直接用手从炉中取活。后来这几件产品被国家收藏，并一直陈列在人民大会堂。1959年10月26日，父亲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再一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照了相。只可惜“*”中照片被毁，直到父亲去世时外为此而遗憾。
谈到党对工艺美术事业的关怀，父亲还多次向我讲述朱德委员长来厂观察时的情景。他说：仅咱们厂，朱德同志就来过3次。第一次是在爱1957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朱老总，到当时的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观看老艺人们的操作，也亲自到烧焊工房，参观了父亲的精湛技艺。第二次是在1962年11月12日下午。以朱委员长为首的中央观察工作组到厂视察工作。朱委员长关切地询问了关于艺徒的培养、艺人的孩子能否进厂接班等问题。第三次是在1972年4月6日上午，86岁高龄的朱委员长在康克清等同志陪同下，到厂视察近4小时。参观中，朱委员长没有见到我父亲，就问：“我说的那个张殿鸿老艺人，他在哪里？”人们当时即把我父亲找来。父亲激动地说：“朱委员长好！”朱委员长关系的问：“你这几年好吗？”父亲连声回答：“好！好！好！”那一次，朱委员长专门接见了在厂里的老艺人。除了父亲外，还有金世权、秦怀森、杨士惠、杨士忠、翟德寿、何荣、叶奉琪、刘连续等人。在跟老艺人座谈时，朱委员长针对当时“*”中社会上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着重提出：工艺美术是几千年来中国传下来的东西，现在销路也大了，要继承和发展。万事万物都是向前发展的，好的东西都是向前发展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没那么多钱，但我们要勤俭建国，把人家需要的东西卖出去。老师傅都有用处，退伍的请回来，大家要努力带徒弟。把徒工培养起来，把传统艺术发展下去。朱委员长语重心长的话，使大家深受鼓舞。特别是我父亲，想到多年未见了，朱委员长那样高龄，工作那么繁忙，还记得自己一个手工艺人的名字，心里总是激动不已。
我父亲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嘱托。他几十年如一日，早来晚走辛勤的劳动，不断创新、改革工艺、认真传授技艺，带出了一名又一名优秀的徒弟。现在，我也成为景泰蓝高级技师。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几年了，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要继承父亲的工艺绝技，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为景泰蓝工艺品的推陈出新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在秉承家传工艺绝技的同时，在工艺大师的指导下不断创新提高。1983年他在大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合作研制成功了国家专利产品“珐琅珀晶”， 获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经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珐琅珀晶产品“太阳神”曾获国家级工艺美术百花一等奖；珐琅珀晶产品“沙燕”壁饰获北京市科技一等奖；2007年他设计并制做的景泰蓝“尊圣塔”获全国创意博览会优秀新产品奖，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近年来，我的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国
内外客人的喜爱和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