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义：美国大片的永恒主题--- 公方彬
儿子来信：美国好莱坞盛产末日题材的电影，从描写自然灾害的《后天》、《2012》，到异种入侵的《独立日》、《天际浩劫》、《终结者》，以及不胜枚举的僵尸或病毒爆发末日。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但却往往备受影迷追捧。我本人非常喜欢此类题材的电影，除了更能表现电影工业的最新科技之外，灾难片的魅力更来源于其情节设定最生动地表现出人性之间的激烈碰撞。在生与死的绝境面前，在利他与利己的选择面前，直探人之本性，人生之本质。
最近看过一部叫做《分裂》的片子。片中描述一座城市遭到核导弹攻击，在混乱中几个性格、背景迥异的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但却相对安全的地下室中，由于担心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人们被迫封死唯一通往外界的门。在暂时的安逸中，人们还可以合作，共存，甚至苦中作乐。但当食品和水逐渐耗尽，当人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辐射的危害而逐渐虚弱，掉光头发，不同人的本性便逐渐暴露出来。温顺的人可以变得嗜血，保守的人可以乱性，兄弟可以相残，忠诚可以背叛。从这些人性的反差与冲撞中，我们意识到两个关于人类的不可调和的悖论。
首先，从人们在绝境中的选择可以看出，人生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顺应欲望，最大化满足人性的享受，很多智者也曾说过，要把每天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天来判断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但是，社会得以构成的基本原则，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束缚人性，限制欲望，使人往往只在最后的时刻才得以表达真实自我，在“我也许明天就会死掉”的心态下才敢于释放。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在常规社会中循规蹈矩的一生，与在绝境中释放一切满足一切的一天，哪个更重要？人生是否如佛家所讲只是在世间受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之痛苦？
其次，电影中展现的末世景象让人深刻的意识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生命在每个个体的层面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的亲人，朋友，同事都不在了，整个社会都不存在了，那么一个人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工作？学习？娱乐？繁衍后代？在孤独面前，一切行为显得无比的苍白无力，在末世面前，人类一切的文明，成就，创造，都显得无比渺小。真到应了佛教法印的教化：世间一切皆无常。只有在末世的强烈反差之下，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是在为谁活着。为让父母开心，为让朋友自豪，为让亲人生活的更好，为让族人更有尊严，为得到素不相识的人的认同……，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是，既然人命的价值来源于他人，为什么我们作为生物，无法更改的本性确是利己？而现代生物学也有假说，即使是存在与血亲之间的真正的牺牲和无私，也是建立在为了让自己的基因更好传递之原始动机之上的。在死亡逼近，而维持生命的资源仅够少数人生存的时候，朋友，兄弟，恋人，一切关系都不足以抵挡个体对死亡的恐惧。诚然，也确实存在中英雄为素不相识的人们牺牲的事例，但这些人被歌颂，赞扬为英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无私并不具备普遍性，更不会是大部分人的本性。
这种人作为生物的最高利益（生命的目的在于传递自己的基因）与人作为人的最高利益（生命的意义来源于与他人的关系）的终极冲突，在影片的最后被集中的展现出来，当女主角在最后时刻，流泪背叛男友和朋友将他们锁在被火焰吞没的地下室中以独自穿上唯一的防化服逃生后，却发现地下室外面的城市原来已经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废土。影片最后的镜头便是女主角面对废墟那僵硬的背影。
面对前文所述的这两个人生而承受且无法摆脱的矛盾，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存身一世，到底应该追求些什么？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清楚。
父亲回信：你提出的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带有根本性的终极命题。前段时间我专门进行了一些思考，虽然研究尚属初步阶段，但也可以拿出来作些交流和碰撞。我先从小故事讲起。
2500年前，波斯大帝薛西斯率百万大军西征希腊，横渡海峡时，看着源源不断的登船大军，忽生悲情，以至泪流满面。他对叔父说：看着这大军，想到百年后没有一人能活着，我为人生短暂而心生悲悯。1200年前，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到长安谋仕，文学前辈顾况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他看到白居易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 薛西斯触景生情，白居易以物托人，两个视角一个焦点——自然规律。正是有了这样的无法更易的自然规律，而产生一个不能不思考的终极命题：什么是人生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这既是一个探究人生本质的重大命题，延伸开来又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精神出路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大国道路之精神崛起之时，必须首先把该问题弄清，至少作出基本判断。
不能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生命只能算是一个过程，如此下来只能失去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进而陷入“生命的困境”。或者可以这样说，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必出现尼采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由此让人因虚无而生恐惧。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在享有了较前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后，却产生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与精神迷失有关。处在多元价值观并存，道德相对主义时代，人们几乎很难坚信并固守一种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时代发展后，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答案的重要。
那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哲学命题。其中不仅反映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一个人为人处事的立足点，因而是一个决定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对于该命题，如果从理论上解析，大概99%的人不会经常而深入地给予关注和思考，但诉诸生活，100%的健全的人都无法绕过。尤其当人类遭遇巨大灾难之时，就会因灵魂难以承载巨大死亡而主动去思考。比如，汶川地震的死亡就在一段时间里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生与死亡，功利价值与精神价值，等此前淡化的问题。而当年横行于欧洲的黑死病，因为将整个欧洲人口消灭近一半，而迫使活着的人们进行思考，其中《十日谈》就是巨大死亡下的人生思考。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上亿人死亡，特别是面对死亡单个人是那样的渺小与无奈，结果便导致一代人的精神蜕变，这未必不是一种换个形式的对人生的思考。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就执著于思考和探求其本质，有古希腊德尔斐神廟金顶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佐证。有了终极命题和大批追寻者，也就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及其伟大的思想，甚至构成一个个伟大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对该命题的最重要探索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个时期视为人类的“轴心期”，我们也可以将时间压缩至6世纪到4世纪。这个时期出现了古希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印度的释加牟尼，等等。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个时期人们几乎讨论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基本问题，并且已趋雏形。特别是人对自身及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具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围绕人生有意义和无意义，肉体和精神，幸福快乐与痛苦，个体与社会关系展开。由于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烙印，所以这里主要关注西方的思想成果。
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也源于此。具体来看，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所谓快乐和幸福不仅指肉体上或感官上，更主要的是精神上。肉体的快乐只是粗糙的原子运动，是暂时的，许多情况下还带来痛苦，只有精神上那些精致的灵魂原子运动，才能带来宁静、愉快和持久的快乐。因为幸福和快乐不是纯粹的感性享乐和物质刺激，无约束的物质欲望是暗淡而粗糙的原子刺激的结果，虽然有时是必需的，但往往又是带来与人的愿望相反的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必须节制欲望，尤其做到心灵的安宁，这是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困扰的根本所在。此后的亚里士多德持有相近的观点，他认为幸福是至善，是符合德性、快乐、公正、完满、自足的生活，这些精神享受与感官快乐相协调，与周围的人的幸福相一致。 同为古希腊哲学学派的希勒尼学派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该学派坚持的是感觉主义，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寻找快乐，并且是身体的快乐和直接的当下的快乐。表面来看，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与此相近，其提倡个性解放，享受现实的幸福，追求肉体的快乐。比如，佩脱克就明确提出：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所追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把尘世生活和享乐提到第一位，认定人的七情六欲是本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约束和取消的，这就决定了物质欲望必须满足。他们甚至判定快乐即为美德，即为至善。他们打出了“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等口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以强调欲望与享乐，主要是为了否定禁欲主义，把人们从神学重压下解放出来。根本而言，他们的享乐主义同希勒尼学派存在差异，他们主张人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快乐，不能因为自己追求快乐和幸福而妨碍别人同样的追求。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持有的是悲观主义，他对人生持极端消极和否定态度，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痛苦，只要活着就无法解脱痛苦。他甚至认为历史是人类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梦。一切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只有欲望是永恒的。从根本上说，人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所以人不能不死，死是生存欲望在经过痛苦历程后对错误的改正，也是对人们生存错误的一种惩罚。与此相近的是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认为人在世的基本状态是烦、畏、死。因为在世就必然与他人他物共在，与他人他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过程的基本状态就是烦。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性越强就越是失去个性，失去自由，感到烦恼，从而产生麻烦这种内心的无法排除的情感。至于畏惧，与日常生活中的害怕不同，日常生活中所害怕是可知可言的，人对自己所畏惧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是说不清的，如其所言：“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而死亡对人的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生的终结。
法国哲学家萨特选择了上帝作为人生的支点，他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阐发了人和物的差异在于人是有上帝的，如果没有上帝人就没有本质，人没有本质就意味着这是自己赋予的，人的本性在于自由，在于筹划和选择。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这就意味着人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生的问题，因为人如果是确定的，就不需要选择，直接按既定模式生存即可。如果这种探索处在宗教传统深厚的民族，完全可以解决价值系统，由此解决灵魂的归宿，如果是在一个缺少宗教传统的国家，比如儒家伦理规范下的中国，这种价值追寻显然无法获得终极答案。
从一代代思想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不同人或不同价值坐标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这便给人以莫衷一是的感觉，我们希望获得终极的不移不易的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而事实上我们可以对人是什么作出最基本的判断，生物学上的人是一种高级动物，文化人类学上的人是能够使用语言、具有组织与创造能力的生物，等等。但要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给出标准答案，则没有这么容易。甚至可以说，我们原本就无法给出标准答案。我们都熟悉这样一句话：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每个人都是以自己异于他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去看同一事物，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差异。如此，我们还有讨论该命题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能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便走向虚无，虚无下的世界注定走向末日。所以，探索仍然需要进行。换种思维，未必不是没有标准答案而决定着我们讨论该命题的意义，同时赋予无穷的魅力。到这里，我们不妨提出几个参考性价值判断。
第一，人生是一个可以选择但不能重复的过程。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的一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有一个生动事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苏格拉底的学生向其提出人生是什么的问题，他把学生们带到一片苹果林，要求大家从这头走到另一头，期间选出一只自己认为最大最好的苹果。同时给出两个条件，不能走回头路，不能作出两次选择。每个学生都按要求进行，直到走完苹果林。苏格拉底问学生：“你们挑到了自己最满意的苹果吗？”学生们基本上都是摇头。一个学生说：“我刚走进苹果林就发现一个很大很好的苹果，但我还想找一个更大更好的，当我走到苹果林尽头时才发现，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就是最大最好的。”又一个学生说：“我走进苹果林不久，就摘下一个我认为最大最好的苹果，后来发现还有更好的。所以，我有点后悔。”因此，学生一致要求再选择一次。苏格拉底说：人生就是一个无法重复的选择。事实就是这样，任何人都无法将走过的人生道路重走一遍，并且可以重新选择。这就意味着没有后悔药可吃，走对了为之自豪，走错了只能是遗憾。当然，不能重复是固有定律，但可以认识又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避免或去套用。只有价值坐标清晰下来，只要我们由感性进入理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灾难，走通某些“捷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感受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人生是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过渡的过程。不管是西方的“性本恶”，还是中国的“性本善”，其实都证明着一个基本问题，人最初来到这个世界是拥有一种先天的原本的属性，当开始进入社会后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被改变，被塑造，这种被改变，被塑造几乎与先天性一样不能回避。也就是说，不管愿意与否，人都必须作为社会的人存在，而不可能永远处于襁褓状态或自然状态。人不能克服自己的一切弱点，人必伴随恶走完人生，这甚至是宿命，这一宿命或许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之后，就埋下了痛苦之根，但人向善的努力又是社会性规定的结果，否则人类便把自己带向毁灭。或者可以这样说，即使做不到但也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并且敬仰有德性的人。于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出来：克服恶，追求善。所以，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就是谈论人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的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生物人向社会人过渡过程中的体验与价值追求。简言之，人的价值既不是个人独立判断的结果，同时也不完全出于社会评价，它应当是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的结合。我们还可以说，人生是一种感觉愈来愈丰富的运动，这种感觉并不纯粹源于内心的体验，而是结合了社会评价，即与社会主流价值走向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这就意味着，即使个体的内心世界中的价值感，也都打上社会环境和生活和深刻烙印。
第三，人生是一个精神不断得到丰富的过程。人与其他动物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都属于一种生物存在，自然创造生命，有了生命就要延续生命，换言之，人来世间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即不能选择生于帝王府或是贫民家，生于闹市或是村野，人来世间，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排，那么就一定是男女随机而又无序结合的结果。这就决定了追寻生命体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注入精神的生命体才蕴含着意义和价值。这实际上是说，人活着本无意义，因为有了精神追求而产生意义。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人类在肉体方面无疑与禽兽相近，如果他们不再精神上与神相近亲，就成为了一种卑微的动物了。”诚然，要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们超越物质而求精神是不恰当的，但当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后，实现物质和精神位臵互换又是必然的。如古人所说，衣食足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由此我们作出基本判断，人是一种物质存在，因而物质是基础，但物质的基础性并不意味着人永远存在于物质层面，而是要不断向精神方向迈进。所以，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现，很重要的是围绕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展开，并且文明程度愈高的人或社会，对精神的追逐会越强烈，重视程度就越高。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实现精神丰富和境界提升的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精神愉悦，人类就是跋涉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永无止境。 第四，人生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运动，其意义和价值源于探索和发现。如上所言，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非自主的自然法则所致，问题是在我们接受了这种自然法则就必须找出意义和价值，否则必出现尼采所说的绝对意义的丧失。为了满足生存必须的意义和价值，就应当遵照一定的价值坐标去追寻，这就有了探索和发现。又由于不同人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基础上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有了比较和差异，价值便注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人只要进入社会，意义和价值就开始产生，要么是自在的，要么是社会赋予的。又由于人生是开放的，其永恒的魅力在于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于没有绝对的标准和答案，这就决定着人类的追寻和发现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实际上也决定了意义和价值变得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