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一】48年的平凡，76秒的伟大，永恒的感动。这是对“最美司机”吴斌短暂人生最好的概括。对面车道一辆红色大货车疾驰而过，随后一块重达7斤的制动毂残片迎面飞来，在巨大的冲力下，击穿吴斌驾驶的大巴前挡风玻璃，砸中他的腹部。一瞬间，吴斌本能地捂住了腹部，但很快，他的手又重新把住了方向盘，可以看得出，他强忍剧痛，伸直脚踩住刹车让车速缓缓降低，拉起手刹，开启双跳灯提醒后面车辆，再挣扎着缓缓站起，转身叮嘱乘客不要下车、不要乱走。
25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得以保全，吴斌却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这段视频至今仍在互联网流传，仍在向这个因冷漠而频频受伤的社会传输着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杭州，这座曾因“最美妈妈”吴菊萍而让人倍感温暖的城市，再次因“最美司机”吴斌让人感受到了那股向善的力量。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媒体记者们在追悼会后不再打扰汪丽珍，此时的汪丽珍也可以逐渐安静下来，她痛心地意识到丈夫是真的离他远去了。
吴斌去世当天，汪丽珍买了一对对戒，一枚刻着“520”、一枚“1314”。夫妻俩婚后一直没有对戒，出事前半个月，夫妻俩结婚纪念日商议着去补买，却因为吴斌忙，一直搁浅。如今汪丽珍帮丈夫完成了这个心愿。她自己戴上了“520”。 “1314”，从此珍藏心底。）
【热点二】不少被刺痛的网民问： “为什么要驱赶流浪者？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冷酷无情的办法？这种尖尖硬硬的东西，刺痛了人心，也折射出城市管理思维与手段的冷漠与简单。”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失水农民，他们构成了移民大潮的主体。但是并不是每个涌向城市的人都能较快地在城市里找到自己胜任的工作，四面碰壁之后，他们茫茫然踯躅街头，从寻找工作无奈地转向寻找食物与水，夜幕降临，还得寻找安顿自己疲惫躯体的地方。桥洞下能遮风避雨，让蓬头垢面的男女老少在相濡以沫中，获得微弱的安全感与归顺感。
当然，从城市管理者的立场看，流浪者蚁集于城市一隅，因地制宜吃喝拉撒，对社会治安与城市形象造成了损伤。如何使他们“自行撤离”并使管理成本降至最低，也确实让管理者大伤脑筋。水泥钉板可使流浪者坐卧不成，无立锥之地，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效吧。但这一“人造景观”有悖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要驱赶在屋檐下避雨的人”的训诫。
包括职业乞讨者在内的城市流浪一族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如何管理，确实颇费思量，但管理者的思路与手段若仍然停留在压制或清除上，必然会引发更大矛盾，并招致更多物议。其实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在城市形象与人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舍取？或者说，城市形象是否为唯一的管理“标的物”？
流浪者是否必然为城市形象的天然破坏者，也大可商榷。在欧洲发达城市里到处可见流浪者，不同之处只在他们大多是街头卖艺，不像国内乞讨者那样有贴身或追讨行为。有些街头艺人还能给城市景观与旅游业增添一些活气，比如布拉格的查理大桥过去是皇帝加冕时的必经之路，被誉为“欧洲露天的巴洛克艺术馆”，但桥面上天天有三五成群卖艺者，他们的器乐演奏水平绝对是专业级的！这些卖艺者为查理大桥增添了人文色彩。但我们城市对卖艺者则是零容忍，无论你的小提琴拉得如何抒情，歌唱得如何悦耳动听，一概驱逐。
1995年，有个盲人一路颠簸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卖唱，还未开口，警察就来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这唱歌，就等于坐在我们上海的窗台上乞讨。”盲人只得收拾吉他走人。后来，这个盲人从街头走进酒吧，继而登上舞台，成了中国极有影响的民谣歌手。是的，他就是周云蓬，如果他再次来到南京路上演唱，必将万众喧腾，道路堵塞，中华第一街应该为错失老周的卖唱而遗憾。
城市应该是人文思想的载体与发光体，一座有文人底蕴的城市不会因为有流浪者和卖艺人而蒙羞。相反，将需要收留和保护的弱者扫地出门，将使城市削弱包容的温情和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