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时代
有人说“人生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总觉得应该是“三恨生不逢时”。
“生不逢时”固然是悲哀的，纵有超绝的技艺。无人赏识，无人喝彩，一切都是孤芳自赏。但有人在生不逢时中找到了快乐，那便是隐逸山间、深居简出的文人们。
不知李白在吟咏“晋代衣冠成古丘”是何曾想到他们，不知黄庭坚在写下“青眼聊因美酒横”时可羡慕他们。晋代在中国历代历朝中确实算是荒谬之极了，出了个傻子皇帝晋惠帝，还有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比富玩乐。倘若生在那时，真可谓“生不逢时”了。
但那些隐士们却展现了极其豁达的心态，若与他们为伍，必然是人生一大乐事。可以与阮籍对饮三天，领教比饮中八仙还要高超的酒量，还可以有机会看他闻名后世的青眼，肯定比鬼脸还有趣。也可以稽康打铁，体验他古怪的生活方式，还可以与左思吟诗写赋。当然，最自在的莫过于与陶渊明一起梦游桃源仙境，在漫步田园，尽享农家之乐。
自古隐退之士最多的便是在魏晋时代，在这样的年代里，高官厚俸已不是所有读书人的追求，因为大家了解了无权之人只能成为“涧底松”，最终“白首不见招”，所以归隐之风大行其道，由此便有了众多自在的文人。
隐逸的快乐可以说是一种最彻底、最纯粹的快乐，它源于强压后的放松，紧缚后的解脱，“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令人无比神往。
这样的生不逢时确实是幸运的，不用牵挂世俗，不用患得患失，身心完全醉心于自己喜爱的事物。统治者荒淫奢靡，进谏规劝完全是徒劳，忧国忧民也无济于事，“守拙归园田”成了最佳的选择。
这样的隐逸在其他时代可能很难实现的。“文景之治”、“贞观盛世”之时正当需要人才；遇到明成祖、唐太宗这样广开言路的明君又不会有归隐之心；国力衰弱、负隅顽抗时理当奔赴国难，于是，在晋代才涌现了如此众多的隐士
生不逢时是他们的遗憾，但时代赐予他们的又是另一种生活——可以傲然物外，遗世独立的生活状态。
隐逸是需要决心的，多数生不逢时的人内心受着巨大的煎熬，郁郁寡欢、终其一生。几度回首的辛弃疾、僵卧孤村的陆游，在报国无门后不得不投笔从戎；少年拏云的李贺，才调无伦的贾谊，只留得后人天妒英才的感叹；又有独钓寒江的柳宗元，月下独酌的李白，在亦官亦隐的生活中找不到方向。时代不眷顾他们后，他们无法自拔于理想，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使得自己陷入了痛苦。
可见，未必生不逢时便能生归隐之心，必要有“天时地利人合”才有机会徜徉林间、信步田园。于是，处于乱世与盛世之间的晋代成了隐士辈出的年代。
没有“乱世英雄”的雄才大略，没有“盛世英雄”才学远见，那就做一个隐士吧，抬头望山，低头见水，心中留得一份恬然和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