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在北大位卑言轻
毛泽东自述北大生涯:多数不把我当人看 星岛环球网 www.daodoc.com 20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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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8元
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响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这些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并且大多数在会议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于他们的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被进步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杰出贡献做好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使这些进步青年乐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常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非常关怀家境困难的学生，往往给予帮助。当时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济了贫寒的青年。校长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李大钊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给了身边人们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身边的进步青年更加信任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将李大钊看成了他们自己人生的导师。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当年谁让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管理员
陕北，红色临时首府保安，1936年夏秋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就着一张未油漆过的上面铺着红毡的方桌，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毛泽东指间夹着一支“前门”，侃侃而谈自己的思想和经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由《新青年》出名，毛泽东由《新青年》心仪胡适。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尚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中，胡适的言论对他形成后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未来的岳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劝他去北大学习。还告诉他说，法国因劳动力紧缺，来中国招募工人，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由此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学会以主办此事。
在接到杨昌济先生信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一帮欲赴法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此次入京，他有了与胡适面对面的机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时，曾经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座谈。谈话形式是会员提问，请其答复；谈话内容涉及学术理论与人生实践等各种问题。
胡适的学生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说，将来给胡适恢复名誉
1959年12月26日
先生说：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日记中提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胡适又没有具体告诉胡颂平信中内容。因而，后人已经无从知晓信里到底说些什么。
目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杨昌济介绍的。据说，毛泽东进京后就借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家里，一边加紧联系赴法事宜。后为生计所虑，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然而，胡颂平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否认了这种说法。
……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 “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 “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 “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的管理工作本身颇为轻松，只是让前来看报的读者签名登记而已。
20年后，已做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说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因此而气馁。孔子不是说过“不患人之不知己”的话吗！对一个怀抱大志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冷遇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能刺激他，使他更加发奋，更加锐意进取。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那时，胡适任北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就常去旁听他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