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保外就医沦为权力“附属品”
广东江门原常务副市长林崇中因收受贿赂，被判入狱10年，但其买通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教导员、法医及河源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原科长、医生5人，保外就医一年多。日前记者获悉，帮助林崇中保外就医的刘某某等5人涉嫌受贿、徇私舞弊案已侦查终结。(9月30日《南方都市报》) 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外医治。现实语境中，这一条款是人道主义精神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体现，然实务过程中某些人却以此为“障眼法”，开启了权力寻租的另类门径，究其成因主要有三：
一是法律更新滞后。目前执行保外就医的规范性文件只有两部，即《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和《罪犯保外就医伤残范围》，发布时间隔今已有20余年，其虽列举了30类病残情况，但较现有伤残种类略显单薄，同时因其许多疾病伤残没有列出严重程度指标，为实务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留下了寻租空间。
二是违法成本低廉。从法经济学理论分析,“保外就医违法成本低”问题在立法上的体现,是法律责任的设定不合理,大大降低了违法者应当承担的“预期成本”。具体体现为：保外就医被中止的法律责任过轻，如没收保证金、收监等法
律责任所呈现的“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畸形景象，恶性引导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
三是法律监督缺位。从《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可知，罪犯保外就医申请的提出、病残鉴定等重要环节，实质上是监狱、劳改队、少管所自导自演的“红白脸”模式，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参沙”的审批环节，但其成效并不尽人意，犹如隔靴搔痒般不能撼动其“理性”基调，继而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难以维系其国家刑事法律的严肃性，罪犯改造的社会效果。
要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切实发挥保外就医的积极作用，除了规范保外就医医学条件及其鉴定的规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改变现在保外就医执行思路，从立法原意角度保证刑罚的严肃性。否则，这与饮鸩止渴无异，受益的人数虽然不断增加，但对民众法律意识的戕害如影随形，人们就会以规避法律惩罚为目的，滋长有法不依、打“擦边球”的不良风气。保外就医既然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方式，那么保外就医罪犯就仍处在刑罚中，其人身自由应受到必要的限制，除日常生活外，不能随便从事与治病无关的活动，否则刑罚的执行无从谈起，刑罚属性就荡然无存。只有从根本上厘清保外就医的刑罚属性，并辅之以与时俱进、翔实具体的操作细则，罪责相一致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加强对保外就医审批事项的监督，增强与之各环节的透明度，才能树立
司法权威，减少社会矛盾。
诚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但实践证明法律的执行仅仅依靠执法人员的自律显然不够，由此加强对执法过程的立法监督、检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显得任重而道远。（陈龙）
